江南研究始終很熱鬧，江南成為中國的窗口，成為與世界一個國家如英格蘭比較的對象，江南研究似乎成為顯學，各種人士大顯身手，各種理論紛然雜陳，各種方法各顯神通，各種解釋應接不暇，因而討論這些理論與方法運用是否得當，是否對路，就十分自然和必要。
夏明方《老問題與新方法：與時俱進的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研究》一文，著重對20世紀以來國內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幾次大的“範式轉換”過程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指出就像當年在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過程中存在著的一種“泛萌芽化”現象一樣，而今的明清史研究同樣出現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思潮，舉凡政治、法律、宗族、文化、教育、思想、觀念、社會保障乃至社會性別、人口生育等各個方麵，在這些學者看來，無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他進而主張，運用環境史方法，以一種不斷變動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為出發點，深入探討人口壓力、環境變化、市場變遷、階級分化等諸多因素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揭示明清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演化和轉變，努力建立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認為李伯重之關於“專業化與分工”的重新界定，其實模糊了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差別，既與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實際研究中的敘述混亂，因而不免矛盾重重，其結果與他們在勞動生產率上的估計一樣，抹平了中英兩國在社會分工方麵的巨大差異，人為地擴大了兩者的相似性（《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王家範《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一文認為，弗蘭克、彭慕蘭吸收了中國學者長時期積累下來的豐碩成果，而用西歐英格蘭作為評判明清江南的標準，本來就是一種前提性的錯誤。他總結明清江南研究，認為三個特點比較明顯：一是多數止步於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國時期；二是多數偏好於狹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隻有“中心”而無層級、邊緣推衍演變的“瓊島”，研究的整體意義大為減弱；三是主要以開發方誌、筆記（附以少數文集）見長，以全“江南”、大時段的綜合居多，各種專題分解不全（集中於城鎮、經貿），較小單位（一縣、一鄉、一村）個案考察與區域內比較研究也相對薄弱，且沒有形成擴散性效應，一定程度折射出存在史料取材重複、開發不足的缺陷，成了製約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頸。他呼籲，需要暫時把許多誘人卻消化不良的西方社會科學概念擱置一旁，不計較研究的結果，更看重研究的過程，讓真切的實證取代名不符實的宏論（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謂比率的計算，因為勉強附和“現代化理論”，反而有整容與變性之嫌，妨害我們直麵當時曆史的真實），通貫地考察古代與近代江南變遷的有機聯係，發掘與充分運用同一空間、變遷連續的江南近代史料，以作為對勘辨析的重要參證，可能更有利於突破舊思路，增強“通古今之變”，理應成為未來方法論變革的重中之重。他提出，重提以全麵求證敘述為主，倡導考據與辨析（《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
王家範又在《複雜的曆史，需要複雜的頭腦——從“黃宗羲定律”說開去》一文中認為，李伯重等人的理論分析，就像考古學家可以把挖出來的黑陶罐說得天花亂墜，GDP數字不要說古代幾乎算不準確，算出來讓老百姓“被平均”又有多大意義？現在的新論，似乎是把原先的“萌芽”變成了大樹。所謂“近代”或“近代化”隻是這些年來話語轉換的產物，以避免有“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客觀的研究，應該盡量地避免主觀意念過強，以致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也要尊重前此相對已有良好積累的學術成果，可持續性地發展，不必矯枉而必須過正。他強調，若要擺脫目前江南研究中的思想混沌狀態，還得回到史實的常識層麵上，那就是“複雜的曆史，需要複雜的頭腦”。不要說中外比較研究，即以中國而論中國，把握其社會運行連續與變異的曆史軌跡，透徹地認識它的發展過程，每一變化所處的位置，以事論史（不是以論代史），也有相當的難度。因此，他提出，現在需要呼籲加強學術群體在分工基礎上的合作，包括必要的學術批評和學術爭鳴，努力將它反過來，側過去，既要看到生產力有自身增長的動力，也要看到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增長的製約；既要看到經濟發展的態勢，也要看政治製度能否為它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既要看到消費拉動經濟，也要看是什麼人的消費、什麼樣的消費，能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品質的改善與再生產積累的持續；既要看到發展的一麵，也要看到不發展的一麵；既要看積極的光明麵，也要看消極的陰暗麵。概言之，應盡力克服一切簡單化、概念化和片麵化的弊病，真正符合現在許多人提倡的以“學術本土化”的優勢回應國際學界的關注，而非僅僅以響應補充為滿足；對海外明顯不合史實的觀點或見解，不必為尊者諱，為朋友諱，坦率批評才是真尊重，才是學問上的同道（《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