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有很多朋友，特別是詩歌界的朋友。他們持有各種各樣的詩歌主張，有的很“現代”，有的很“鄉土”，有的兼而有之，既是“現代”的，又是“鄉土”的。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和矛盾，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我認為一個民族詩歌的健康生態，應當是自由的、開放的，因而絕對地必須是多樣的。以一種強勢詩歌的形態試圖來統一全部詩歌的意願是不可取的。豈止是詩，其實對所有的文學樣式來說，都無不如此。任何一種文學，一旦被一個共同的標準所“統一”，那就是文學的災難。這在內地文學和詩歌某一曆史階段的發展中，曾經有過沉痛的教訓。因此，隻有在一種寬鬆的和寬容的氣氛中，最好是在有著良好動機和適當方式的對話狀態中，詩歌和文學才能取得進步和發展。
詩人從來都是獨語者。詩人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他們說著各自的話，這種各自的獨語集合在一起，就構成了眾聲喧嘩。有的詩人孤軍自守，有的詩人博采眾長，他們之中有涵容兼收，也有水火不容，這一切，都是詩人的自由，別人是無需幹涉的。我很珍惜這種混合著諸多聲音的、由多聲部組成的詩歌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詩歌通過彼此對峙、排斥、比較，達到互滲和吸收，變得更為成熟了。所有的藝術，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悄悄地生長著和發展著。
正是基於以上的認識，我親近了這些個性各異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各式各樣的朋友。不論他們的詩歌立場和詩歌理想的差別有多大，我尊重他們的勞績，景仰他們的品格，並分享他們創作的歡愉。我也從與他們的交往中受到啟迪和獲得教益，從而也增進了友誼。
在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中，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地的詩歌創作因來自詩歌之外的幹擾而受到傷害。那一階段的詩歌所形成的單調和枯竭是有目共睹的。我常感慨，幸好有了海峽對岸詩界同人的努力，是他們以豐碩的創作實績，彌補了這一時期內地詩歌的缺憾——這裏我指的是，50—60年代台灣詩界的大探索和大論爭所促成的詩歌繁榮的局麵。正是由於這一部分中國詩人的勞績，才使中國當代詩史達到了一種因互補而造成的較為圓滿境界。現在反顧那一段曆史，真應該感謝那場激動人心的“現代詩論戰”。此刻我要談論的高準先生，就是我的諸多詩歌朋友中的一位，而且也是當年參與“現代詩論戰”立論奇警的一位。不管台灣的詩友當年以及現在如何看待那時的論戰，以我個人的意見，不論各人的持論如何，那一場論戰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及其效果是積極的。
說起我和高準先生的交往，那已是將近二十年前的舊事了。那是1981年的秋天，我的一位同事赴美講學，在伯克萊與高準先生相識。他托另一位回國的同事帶回了《葵心集》並向我作了鄭重的介紹。這是我第一次讀到來自台灣的詩集。那時兩岸文友的溝通尚多梗阻，三十多年的隔離使彼此都缺乏了解。盡管當日內地已出了一本《台灣詩選》，但該書並不能給人以較為全麵的知識。我清楚地記得讀《葵心集》的最初的感受。那是一種驚喜——我驚喜於我麵對的居然是一位雖未謀麵、卻仿佛是相識已久的中國詩人寫的一本中國詩集！我沒有想到，經曆了這麼長久的阻隔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在這本詩集中卻依然保留了這麼多中國人共有的精神和共同的美感！
兩個月後，《葵心集》的作者突破種種困難，實現了台灣詩人對內地的首次訪問。也即在此時，在畢朔望先生的安排下，我和高準先生有了第一次的會晤。那次會晤我們都談了些什麼，我已記不清了，但那種親切的沒有隔閡的氣氛，至今還記得。說來慚愧，那時我對台灣文學界和詩歌界的情況，可說是一無所知。那時的內地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內，對於那對中國文學影響巨大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及“釣魚島事件”等等，或是未曾聞知，或是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而對高準先生訪問內地之舉事前事後所經曆的一切，我隻是在高準先生返回台灣之後，從媒體的介紹中方有所知曉。我因有幸結識這位比我年輕的有膽有識的朋友而高興。
至於高準先生在曆次文學論爭中所持的立場和觀點，我相信那是在一個非常複雜的背景下產生的，高先生的立論以及與高先生相對立的朋友們的立論，因為我不曾身曆其境，我隻能持一種審慎的、彼此尊重的態度而不敢妄下評論。但不論如何，高準先生立論不隨眾，臨事不畏懼，以一個特立獨行的勇者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的麵前，是讓人敬重的。一般說來，平和的意見易於實行，而與眾不同的尖銳的意見則難於被認可。高準先生有一首題為《異端》的詩，展示了一種對抗世疾俗的孤獨者的禮讚。這樣的一些獨來獨往的孤獨者，是許由、巢父，是伯夷、叔齊，他們“倔強地生存，傲然地寂落”，既是狂傲不羈的，但又是非常傳統的，這亦可視為是詩人的自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