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誌忠
本世紀初，有一個冬日的下午，黃子平、季紅真和我，在畢業離校多年以後，再一次聚會在謝冕老師家。暢春園的書房裏，堆積得到處都是的書刊報紙，搶奪著有限的空間，卻也讓氛圍更為緊湊。溫馨的燈光，融融的暖氣，師生數人促膝而談，時間和空間的阻隔（黃子平此番是從香港而來，而我們從先生門下畢業已經20年），全無蹤影。那天都說了些什麼，我幾乎都忘記了。師母陳素琰說的一句話，卻讓我怦然心動——這還是你們當年跟著謝老師讀書時的樣子啊。是的，回想起來，1982年的春天，我和季紅真，在黃子平師兄的帶領下，出北大西門，作為新入門的弟子，到蔚秀園拜見先生，陳老師親自主廚，設家宴招待我們。其中一道菜，是把一大盤小河蝦去殼，烹製而成，陳老師和季紅真兩個人操持了很長時間，也讓我這個北方佬大吃一驚，做菜也有這樣費時費力，這樣精細的。時光荏苒，謝老師的爽朗依舊，洪亮的笑聲依舊，我們幾個弟子，對謝老師和陳師母的愛戴依舊。
遺憾的是，我們幾個弟子，後來都沒有在北大落足。子平走得更遠，先是北美，後是香港。於是，我們對北大的依戀之情，更多的是從先生那裏感染到的，也折射到先生身上。百年北大，先生親曆其半，落在筆下，有50年代中期那短暫的春暖時節，有曆經滄桑的先輩學人，有作為後生晚輩的詩人海子，有未名湖和依依垂柳，有百年慶典的祝詞和回望，也有一次次的中文係55級同學相會的現場，有對北京大學與中國新詩萌生成長的關係的熱情闡釋。地處三湘，草木猶香。誠如先生所言，“燕園其實不大，未名不過一勺水，水邊一塔，並不可登，水中一島，繞島僅可百餘步；另有樓台百十座，僅此而已。但這小小校園卻讓所有在這裏住過的人終生夢繞魂牽。”但是，與眼前的具象相比照，還有一座精神的校園，或者直接稱之為“精神家園”更為合適：“其實北大人說到校園，潛意識中並不單指眼下的西郊燕園。他們大都無意間擴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園的觀念：從未名湖到紅樓，從蔡元培先生銅像到民主廣場。或者說，北大人的校園觀念既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園既具體又抽象，他們似乎更樂於承認象征性的校園的精魂”。《永遠的校園》等作為散文名篇，入選中學語文課本，不但是給中學生們提供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散文，更會激起多少年輕的心靈對北大這片學術聖地的向往啊。
先生對燕園的詠讚，見出其生命的投入。不過，謝老師隻是突出了北大的一個側麵。北大從來都是多元的混合體，有多副麵相。從當年的“一堂兩院”的惡名，到“文革”風雲中的示範作用，再到市場化時代對本來就不平靜的校園的衝擊，都曆曆在目。有一年春節到先生家拜年，我憤憤然地說，北大的教授們都成什麼樣了，睜著眼睛說胡話，有人說中國人到了一套房加一套度假房的時代了；有的不顧臉皮力挺某個老板，不料那個老板很快就因為經濟犯罪成為“階下囚”……先生默然不語。或許是他看到的此類事情，比我要多得多；也還可以說，先生有潔癖，不願意談論那些為他所不齒的人和事。即便把話題縮小到學術領域，中國當代文學學科，似乎也是難免遭受別的學科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群體”。先生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創建者之一，在國內眾多高校中，參與建立第一個當代文學教研室，第一批擔任中國當代文學的碩士生導師，主建第一個當代文學博士點，第一個被批準為本學科的博士生導師，有著許多的“第一個”的記錄，謝老師應該是足以自豪的。但是，有一次我和他說起一些學人感受到的學科歧視，先生也坦陳，這種壓力，他也未曾幸免。其實，那些自以為比現當代文學學科“有學問”、“級別高”的學人們，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秦人不自哀，而後人哀之。先生是個有心人，他注意過每逢高考招生時，北大招收的各省市高考狀元的專業選擇，中文係怎樣從學生們的首選逐漸黯然隱退，為那些高分考生紛紛流向經濟、法律類專業感到心痛，他認為第一流的人才，應該從事人類精神的寶塔尖的人文科學的探索和創造。這在當下，顯然會被看作是不識時務，不過，精神的追求，當然不應該是隨波逐流，任意變換的。而且，現實越是變異，越是看得出他對北大精神的堅執和反複強調，越是看得出他對現當代文學、現當代詩歌研究的念茲在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