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本姓舒。他給自己取了這樣一個通俗的筆名。他實在是太想念北平了，於1950年又從美國返回北京(當時已是新中國的首都)。“文革”期間投湖自盡，和屈原的死亡方式比較接近。據說他跳的是積水潭(又有人說是德勝門外的太平湖，看來太平湖並不太平)，我每路過積水潭，總要想起老舍。又據說老舍屍體火化後，其家屬胡青收到的骨灰盒中沒有骨灰，隻有一副眼鏡和一支鋼筆。這都是一些辛酸的傳說。總而言之老舍走了，卻把他的筆名貢獻給了他所熱愛的這座城市。老舍這個名字永遠是屬於北京的。
我在一篇寫茶道的文章中由周作人的苦茶庵提到老舍的茶館。這實際上比較了北京城裏兩種文人的人生。周作人的苦茶庵，怕隻在知識階層有所流傳，而說起老舍的茶館，國人幾乎無不知曉。那已是一座超現實的茶館(由商業領域而進入審美範疇)，雲集清末民初時期的三教九流：提籠遛鳥、遊手好閑的遺老遺少，說書賣藝的江湖浪人，小曲好唱口難開的天涯歌女乃至歇腳打尖的人力車夫……都能在其中尋找到自己的席位。茶館本身已成為舊時代的一部百科全書。紙上的茶館，因網羅了栩栩如生的舊中國眾生相而風吹不倒。士大夫階層顧影自憐的苦茶庵是個人主義的，而老舍筆下平民化的北京茶館則棄雅就俗、返樸歸真，大俗造就了大雅，正如小人物反倒奠定了大師。老舍使北平的茶館出名了，老舍也成了老舍。北京人為擁有老舍而驕傲，就像巴黎的回顧展每時每刻都在上演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他們都分別給自己所置身的城市奉獻了一部平民主義的史詩。
老舍生前肯定沒開過茶館，沒當過掌櫃。即使作為順客，也一定謙遜樸實、平易近人。但在他死後，正陽門一帶，確實有一座摹仿老字號的老舍茶館平地而起，吸引外地遊客慕名而來。據說裏麵也參照舊式格局安排有位二胡的、唱京戲或說書的，但店麵裝修得過於豪華，連招牌都燙金的，我上下班騎車，總過其門而不入。我是怕自己失望。燙火的“老舍”肯定不是正宗。高消費的茶館隻會觸傷平民敏感的自尊。況且我們的大師從來就不曾祈望如此的虛榮。那裏麵肯定沒5分錢一碗的大碗茶賣了。那裏麵更找不到駱駝祥子的影子了。老舍寂寞的時候，會步行來這裏喝茶嗎?他會感到熟悉還是陌生?後來我學會安慰自己：忽略它濃厚的商業色彩吧，我把它當作鬧市中設立的老舍的紀念館，紀念一位仍然在北京城的記憶中活著的死者!
巴金在悼念文章中以“不朽”一詞形容這位死者的《茶館》：“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館》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樣熟悉舊社會，那樣熟悉舊北京人。這是真實的生活。短短兩三個鍾頭裏，我重溫了五十年的舊夢。在戲快要閉幕的時候，那三個老頭兒(王老板、常四爺和秦二爺)在一起最後一次話舊，含著眼淚打哈哈，給自己預備下點紙錢，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著淚水，好些年沒有看到這樣的好戲了。這難道僅僅是在為舊社會唱挽歌嗎?我覺得有人拿著掃帚在清除我心靈中的垃圾。坦率地說，我們誰的心靈中沒有封建的塵埃呢?”這是一位大師對另一位大師的評價。我甚至猜測：巴金是否由劇情中人物預備紙錢、祭奠自己的獨白聯想到劇作家本人，老舍借助人物之口預言性地為自己提前唱出了一曲無意識的挽歌?“我出了劇場腦子裏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老舍同聲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麼回答呢?”巴金曾經對方殷等說過“老舍死去，使我們活著的人慚愧”以及“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之類的肺腑之言。“老舍同誌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什麼教訓?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什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挨到太遲了的時候……”巴金在悼文中總結老舍，“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縱然如此，老舍之死是北京城的損失，又是一代人的損失。或者說，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距老舍之死已有30年了，恰恰30歲的我(代表北京城裏的一代年輕文人)，以文字追懷30年前一位偉大的死者，權當世紀終結之際一次冗長的默哀吧!
這樣的工作不隻我一個人在做。另一位我不相識的同誌宋炳輝所采取的紀念方式，是把水上勉、井上靖以及冰心、胡風等諸多中外文化名人回憶老舍的文章編選為一冊《老舍印象》，並在序言中傾述：“老舍之死是觸目驚心的。但令人驚悚的還不僅因為他是10年‘文革’裏中國作家舍身殉難的第一人，也不隻由於他在受辱於盛名之下而作出的毅然抉擇，甚至不在於他的死會令人驚異於其和屈原投江的一幕的何其相似。與2200多年前的屈原之死相比，老舍的縱身一躍與我們近在咫尺……”如果這種聯係不算牽強附會的話，那麼我作為一個在老舍死後才出生的遲到的忠實讀者，則要沉痛地詠歎：太平湖、太平湖，不僅僅是一位叫老舍的文人的葬身之地，也是北京曆史中的汩羅江，它離我寫作的寓所隻有10公裏，它離今夜隻有30年……但同樣有一點是令人欣慰的：老舍的靈魂從來就不曾離開過他所熱愛的北京，老舍的藝術生命是不死的，他所呼吸著的那個博大而永恒的時空，離我們乃至離後人，都隻有一紙之隔。
老舍之死固然是北京城的一大損失，但老舍同樣是北京城永遠的驕傲。他以自己的母語濃縮、定格了北京城一段曆史、一個時代，作為一份厚禮饋贈給在這座城市生活過並且還在生活的人民。他是最純粹、最徹底的人民的作家。同樣，這也要感謝北京，北京給20世紀的中國貢獻了一位平民化的大師。老舍的作品不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舍沒死。老舍不死!
就身份而言，老舍區別於同時期大多安徽作家之處，在於他是滿族人(或稱北平旗人)。寧恩承先生歸納過：“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類，300年中滿洲人有三位傑出的小說作家，可稱為滿洲三傑。第一個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第二個是《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第三個當推老舍。這三個人都是北京滿洲人。第二相同之點是三傑全為窮愁所困。”他指出曹雪匠在被抄家之前至少還有過一段富裕豔麗的少年時代，所以才做得出紅樓之夢，有其記憶方有其夢想?李汝珍和老舍則始終掙紮於貧困，因而三人的題材有別：“曹雪芹寫言情小說，李汝珍寫諷世小說。老舍的題材是窮苦大眾，不寫女人。”這或許恰好概括了大清王朝由繁華到腐敗直至沒落的完整夢境，老舍描述清末民初市井人物的尷尬已帶有總結的性質。可以說他出生於正紅旗下即開始體驗到夢的破碎與現實的步步緊逼，他本人的心態或文筆俱是在對貧困衰敗的窮於應付中變得尖刻犀利的。此情此景，非本世紀初的北平旗人不能體會其酸甜苦辣。“因為從小兒就窮，生活在窮苦人群之中，北京的大雜院、洋車夫、趕驢腳的、拉駱駝的，全是他的朋友，他都有深刻的了解。天橋說相聲的、唱大鼓書的、耍狗熊的、賣狗皮膏藥的，他均極熟悉。這群人是他寫小說的資本。”曹雪匠雖然晚景淒涼，畢竟是落難公子，有舊夢重溫；直輪到老舍，才終於洋溢出江湖的氣息。太虛幻境終究被現實主義所代替。寧恩承形容老舍時隻用過一個有華麗遺風的比喻，倒也別出心裁：“老舍的文學很像年輕的旗人貴婦，天然的腳不纏足……老舍的小說不用文言，不用詩句，不用典故，不用文白加雜的句子，不受纏足的限製。天然的旗裝是他獨樹一幟的創造。”跟貴族傾向的《紅樓夢》相比，老舍已徹底的平民化，榮華洗盡，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他返璞歸真的文風簡直令讀者想象得出百姓炕頭上供奉的窩窩頭的滋味，也堪稱平民樸素的道理。這也是我們的曆史、我們的生活對老舍念念不忘的原因。
“老舍屬於北京，就像沈從文屬於湘西一樣……老舍很典型地體現了老北京文化的特點，是語言的，也是道德的、行為的。因為他和他的作品，因為他的悲劇命運，使得後人對老北京的解說，有了一個他人難以取代的印象。”這是李輝的觀點。有一次在東四聚會，我向李輝表達了對他所寫《消失了的太平湖》一文的讚歎，因為他把握住了理解老舍的核心：“不管旅居到世界什麼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據首要位置的從來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創作中，最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為背景的作品。”老舍實際上是最容易獲得理解的作家，隻要你把握住他對北京這座城市的感情。我同意李輝的觀點。我想，老舍若仍然生活在這座城市裏，對此也不會加以否認。他這種與其生命同在的感情是無法向自己乃至別人掩飾的，簡直是赤子之情：“我生在北平，那裏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仁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敢膽地描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這種感情是博大的，但又能細微到貫徹於街頭小販的吆喝之中，這並不影響老舍在讀者心目中的偉大。恰恰相反，諸如此類的細節正是老舍之所以偉大的源泉。即使憑借個人的體驗，他也挽留了一座如此重要的城市的一段如此重要的記憶。
周作人與八道灣
有時候，談魯迅難免提及周作人，談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魯迅作為比較。文壇上也習慣以周氏兄弟相稱。用他們的三弟周健人的話：“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麼竟這樣不同?……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城外小說集》；五四時期，都投入新文化運動……”兩人命運的軌跡還曾經有一個共同的交叉點，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紹興老家北上，將北京作為第二故鄉謀生並發展事業，都在北京大學教書。“‘知堂’老人和他的長兄魯迅，都是《新青年》五四運動中推進新文學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們後來都是語絲社的領導人。老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數十年……”(曹聚仁語)隻不過魯迅在北京隻住了十四年，1926年轉去廈門，而周作人則在北京城裏生老病死。從這個道理上講，就個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與北京這座城市的關係尤為密切。
魯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點，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相當於外省市駐京辦事處)，直到1919年購買了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舊宅院，才把全家從紹興搬遷到北京，兄弟兒女團圓。可見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攜帶家眷北上的，住進八道灣後至死都不願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隻住了一年八個月，就去上海另謀生路了。魯迅又比周健人多住了近兩年，因和周作人發生矛盾(文壇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衝突)，而搬到磚塔胡同及後來的西三條胡同，“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周建人語)。周氏兄弟從此不相與謀。周作人從此將八道灣作為自己隱逸的樂園，甚至“七七”事變後北平成為淪陷區，眾多文化名流以各種方式敦促其南遷，他也不願離開八道灣一步。在八道灣遇刺，在八道灣就任偽職，直至在八道灣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灣經曆了半個世紀的是非榮辱，於1967年5月16日死在這座破敗的院落，其時身邊無一人。
八道灣11號院最初是魯迅獨自奔走購置並修繕，後來變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為其葬身之地。但曆史會創造戲劇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在上海逗留了半年，於8月間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連累家屬而不敢直回八道灣，暫時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托人打探消息。紹興會館正是魯迅早年初進北京時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紹興會館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魯迅?令他如坐針氈的更應該是他自身前途叵測的命運。周黎庵回憶：“上海剛一解放，津浦路已經通車，他急不可待地北歸。據去送行的朋友告訴我，那時旅客擁擠，車行遲緩，情況狼狽得很，但畢竟又回到闊別四年的苦雨齋中”。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個落魄者的歸心似箭。周黎庵還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於學生尤炳圻家中的情況。尤宅是橫浜橋一座極擁擠的舊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麵臨水呈暗綠色的混濁且狹窄的蘇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麼使人受得了，若與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幽靜寧謐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但我想環境的差異並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灣在顛沛流離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靈企望的庇護所，他急需一方與世無爭的淨土，以舔拭傷口。這就是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
當周作人多年前自紹興投奔北京，懷著怎樣的心情?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也許雄姿英發、胸懷壯誌，抑或是其作文時一貫的閑適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象不到，北京這座城市即將給他巨大的榮耀，也將給他終生的恥辱，他是在向二十餘年後自己的滑鐵盧靠近。對於北京而言，他還不能算做一般的失敗者，曆史是以“漢奸”的名稱來裁判、評定這個人，他不僅是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於80年代邀請專家開會重提周作人問題，與會者各抒己見，“但對周氏曾經背叛祖國墮為漢奸一事，則一致認為無法推翻。”(據香港文化報報道)周作人曾自稱他思想中有一個叛徒，另外還有一個“隱士”，但那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叛徒”的稱謂甚至不無炫耀。“在‘五四’時代，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斥的，同時對古文學也是反對的，當時他確實是以一個‘叛徒’而兼戰士的姿態出現於文壇的。”(任訪秋語)至於他後期由傳統文化的叛徒而蛻變為民族的叛徒，已不可寬宥了。兩者榮辱不言自明。這不是白玉微瑕的問題了。
北平淪陷時周作人不願隨眾多文人南遷，情願留守八道灣，此為一例。又據說出獄後，胡適等人曾許以教授席邀其去台灣，他拒絕了，還是執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灣。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究竟何在呢?他命運的轉變似乎總是與八道灣有關。魯迅曾在八道灣寫了《阿Q正傳》，而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也大多是在八道灣寫下的。他給八道灣的書房先後取過兩個名字：苦雨齋與苦茶庵，並分別以齋主和庵主自命。別人曾以老僧來形容他，他臨死前還風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轉世的，隻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這方世外桃源裏也犯下過罪行，不知因為八道灣本非淨土，還是主人玷汙了它?”八道灣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關的是與非、榮與辱。任訪秋感歎過八道灣的風景，我想那是因為主人名聲的緣故，這樣的街景在北京城裏幾乎隨處可覓：“八道灣位於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辟，大門裏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再進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齋’。後來又曾改名為‘苦茶庵’。這是他的書房兼會客室。”謝興堯也頗欣賞八道灣，“沒有絲神秘朱門大宅門的氣息，頗富野趣，特別是在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井，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據說當年每有客至，周作人總是彬彬有禮地遞一柄日本式的由竹絲編排再糊以綿紙的輕巧的紙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確是隱士清淡之所，絕非庸論擾攘之地”。隻是解放以後，八道灣一直門可羅雀，惟獨在紅衛兵運動做批鬥現場時熱鬧過一陣子。八道灣啊，一言難盡的八道灣。
不知為什麼，我更願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樣更輕鬆一些。當然，是從1919年他自南方遠道而來投奔北京開始。我一次次地猜測著他當時的心情。應該說，周作人也是通過北京獲得輝煌的。他前半生的光榮當令人炫目。眾所周知，30年代是他占盡風騷的燦爛時期，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後來再加上京派與梅派劃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謝興堯語)。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君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從那一年起，人們開始以知堂老人稱之。當時的八道灣香車寶馬、貴賓雲集的場麵亦可想而知。那時候周作人給眾人的印象是一位新型的士大夫，溫文爾雅、博學多才，“生活習慣除了東洋風之外，還明顯地帶有老北京的味兒”(謝興堯語)。估計那時候周作人已適應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類了，和正宗的老北京惟一的區別恐怕隻在於：描繪看京劇。正如他在《消寒新詠》中提及：“我不喜看我，卻常收集些梨園史料，此殆如足跡不入狹邪者之讀《板橋雜記》、《南浦秋波錄》乎。”當然，他性格中一貫未改變的還是鄉愁：“對於故鄉的‘人’或者有的因性急而不滿意，但對於故鄉的物大抵沒有人不感到懷念……我們說到土產，覺得有興趣，便因為是故鄉的出品，如不是我的，也總是別個人的故鄉所出產，我們吃到甚至隻是說到的時候，回憶過去的情景，或是想象中的別處地方，雖是沒有到過卻也同樣有意思的背景與事情。以一個具體的實際故鄉為基本，聯係到別的各個故鄉，即是整個中國的可愛，這種感情並不是抽象的可以製造出來。”這份情愫可以說貫徹了他的一生，他在晚年給鄉親寫信也說：“閱報知浙江亦苦旱，鄙人雖去鄉已有10餘年，然頗為故鄉擔心……”鄉愁是偽裝不出來的。即使能偽裝鄉愁，恐怕出偽造不出《故鄉的野菜》等一係列美麗絕倫的文字。所以我要說，周作人是本世紀北京城裏最著名的一位懷鄉症患者，以文字作為證明。遊子的心情被他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