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讓我們傳遞溫暖
2008年5月12日。一個震撼中國大地，震撼全世界人民的日子。
一個花季女孩的手從灰色的瓦礫堆裏伸向天空，她的世界在一瞬間被顛覆，女孩在窒息的黑暗中，包圍著她的，是銳利的鋼筋和尖翹的水泥板，以及無邊的恐懼。就在這時，她突然感到有人握住了她的手，一股厚厚的溫暖，頓時傳遍了她的全身，她高聲地說：“我知道你們會來救我的。”100多個小時以後，女孩得救，她說：“今晚的月亮好圓啊！”
在一片廢墟的底層，一個男人佝僂著身體，雙臂像張開的翅膀，十指緊緊地摳著課桌，當人們發現他的時候怎麼都掰不開，因為在他的身下，有四個孩子，男人將他最後的溫暖給了他的學生。他是一位老師。
一位失去兩歲女兒的媽媽，眼裏含著擦不幹的淚水，她忍著揪心的疼痛，孱弱的身體日夜堅守著崗位，因為在她的麵前，還有著一個又一個失去雙親的孤兒，她得給他們以母親般的溫暖，她是一位民警。
……
在這之前，我們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震撼，但我們知道汶川，知道那一片山青水秀的土地上有美麗的詩歌和熱愛文學的人們，那裏的羌族藏族等多民族的作家詩人穀運龍、楊國慶、李炬……，都是我們心心相印的朋友。穀運龍是阿壩自治州委領導，平日擔負著繁雜的行政工作，但始終伴隨對文學的熾熱追求，他寫過這樣一首詩：“心在很遠的兒子，總讓自己飄在天空……”。楊國慶所寫的歌《神奇的九寨》在祖國的天南地北傳揚：“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總有一枝花朵在芬芳，她有著生命企求的夢想，她有著日月輪回的滄桑。……你看那天下人啊，深情向往……”這樣的歌聲在今天聽來，怎麼不讓人潸然淚下？女作家李炬去年還來京參加了由民族文學雜誌和中國民族雜誌主辦的研討班，在《民族文學》發表了中篇小說《在幽暗中閃爍》。
5.12之後，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心為他們所緊緊地揪扯。一遍遍的電話、短信都無回音。第二天，終於從新聞媒體的報道裏得知穀運龍正在汶川水磨鎮組織救災指揮。李炬家的房屋倒塌，在教育局工作的丈夫忙著救助學生，而她和妹妹買了許多牛奶，喂給那些年幼的孩子。第三天，處在震中的楊國慶讓人驚喜萬分地發來短信：“謝謝大家的關心，目前我還活著。傷情也不重，但是汶川所有房屋都不能住人，而且地震不斷，沙塵滿穀，不見青天，險象隨生，遇難者慘狀揪心，傷殘者痛苦萬分，臨時安置點人員密集，天氣炎熱，瘟疫隨時都有可能，青壯年前線搶險，先遣救搖已達縣城，然餘震蓋頂動地，驚心動魄，所幸信息昨通，方知領導和友人們早已心係我災區，心境豁然，更堅抗災毅力，特此報告。單位人員情況穩定，我也即將隨第二三批前去完成搶險救災新任務。……”
我們無法親身去陪伴這些戰鬥在第一線的朋友，隻有試圖用文學去傳遞溫暖，在即將付印的《民族文學》第6期，我們撤換了部分作品，將震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刊發出來，讓大家從那些字裏行間，去感受他們的心跡。災難同樣牽動著災區以外少數民族作家的心，他們有的焦急詢問消息，有的迅速向本刊發來有關抗震救災的詩歌散文，《民族文學》6期選用了那家倫（白族）、穆靜（滿族）、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維吾爾族）、興安（蒙古族）、牧之（布依族）、了一容（東鄉族）、伍小華（仡佬族）、冉冉（土家族）、阿蘇越爾（彝族）、楊誌廣（回族）、曹翔（普米族）等人的作品，他們對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以最迅捷的方式最大的關懷擁抱災區人民；對全國人民眾誌成城萬眾一心；特別是對深受災難痛苦的同胞們表達了發自肺腑的心聲，相信我們的祖國一定能挺住，相信中國人一定能更堅強更團結，相信災難帶給我們這些幸存者更多的思考以及以後活著的力量。
災難總是不斷地伴隨著人類，讓我們更多地懂得善良慈悲、友愛互助與真情，也讓我們更多地理解生命和幸福的真諦。這些天來，在我們的周圍、在中國作協參與主辦的“愛的奉獻”晚會上，大家說的最多的話就是：溫暖。人間有大愛。讓我們用誠摯的心靈、用文學去傳遞溫暖，祝福災區的人民早日重建家園。祝福我們的祖國平安昌盛！祝福全人類都有更幸福的明天！
（2008年6期《民族文學》卷首語）
首爾獨白
在我心目中，韓國文化一直有著從古至今的親近。我沒有就韓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做過專門的比較，但僅僅從韓國傳統的文字裏麵就已經充分感覺到了我們共同的文化淵源，在長久的曆史棧道上走過，依然保留著一道道傳統的優美風景，這個國家因此給了我很強的吸引力。
我們大家都已經意識到，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劇，電影電視和互聯網等傳播手段的興起，人們的社會生活已在眾多領域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關於文學的傳統概念也在受到多方麵的挑戰。有人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經說過：倘若莎士比亞今天還活著，他就會去拍電影。或者像一位英國小說家所指出的那樣：“本世紀小說史上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事實就是：詹姆斯.喬伊斯於1909年在都柏林開設了第一家電影院。”（1）還不斷有人指出：理論已死。批評已死。最根本的因素是文學已死。我不想在今天寶貴的時間裏就這樣一些眾說紛紜而又答案不一的問題展開討論，我隻是想說在當代，文學實際已走上了角色眾多、極為複雜而又絢爛無比的舞台，它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被邊緣化、小醜化或妖魔化，但盡管如此，文學的作用仍然不能責怪舞台的機關重重和角色紛爭，最重要的還是來源於自身的道白。
作為一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就開始寫作的中國作家而言，在周圍世界一片沸沸揚揚、紛紅駭綠之時，我不能不明確我的道白，究意要表達什幺，如何表達，以及對世界究竟有何意義？換言之，我今天對各位要說的話題也可以說是：全球化舞台與個人獨白。一個好的作家，無論你生活在何處，不論是在中國還是韓國，或是美國、歐洲、其它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忽略周圍世界的存在，不可能不注意到全球化的彌漫以及對於我們每一個生活細節的滲透；而無論你麵對的世界有多麼大或者多麼小，文學寫作都是你個人具有創造性的獨白。正是文學所具備的原創性（包含獨創性）、民族性以及對人性的包容與超越，才使其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對自己說，你的寫作如果真正從心靈出發，這世上一定會有一個屬於它的位置。無論文學的走向會多幺遙遠多幺繁雜，我想首先應該強調的還是它獨特的原創性。在北京街區，任何人都可以分發花花綠綠的廣告，上麵經常寫著排行整齊的詩句，讚美一處即將開發的社區樓盤，或一種讓女人吃了年輕十歲的膠囊，我們隻能說文學的作用在此延伸，但不能說這就是文學。約翰.巴思在他的文章《枯竭的文學》裏提到具有獨創性的作家博爾赫斯，說他：“充滿智能深度的視野與人類的偉大洞見，詩的力量以及對他自己手段完美無缺的駕馭。”在這個充滿了工業化氣息的時代裏，人們都不由自主地更加偏愛原生態的藝術創造，而不是“做”出來的藝術，文學的原生態隻能來源於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知。
我一直比較謹慎地對待自己的寫作，早些年裏，我寫過一篇小文章，叫：“我用我心去寫作。”因為每一次獨創的勞動都非輕而易舉，需要用心去體驗去思考去提煉。我十幾歲時遭遇了“文革”，早早結束了學業而去到鄉村插隊勞動，用自己的雙手種植土豆玉米，養豬養雞，以此為生。在以後的許多年裏，也大都與底層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他們的貧困讓人辛酸，他們的心痛讓我也心痛，而生活在底層的婦女，尤其令人揪心不已。除了設法為他們做一些事情，比如讓輟學的女孩返回校園，讓住在岩洞裏的農民搬進房屋等，更能一吐胸臆的是我手中的筆。在這個以男性話語為中心的世界上，女性問題顯然需要注入更多的關心，我的第一篇小說《香池》，寫了底層少女不能自己主宰的命運。其後我的寫作多與女性命運相關。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主辦的《世界小說選》選載了我的小說《花樹花樹》，寫的是長江南岸一對雙胞胎姐妹因為性格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命運走向。《世界小說選》在譯注中稱：“作品以對鄂西土家族風土人情的描繪引起文學界及讀者的關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對女性及婦女解放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我為我的道白得到世界的理解而感到欣慰。
今天，人們無不恐慌地感到不可阻擋的文化趨同及民族文化的缺失。在我看來，文學是把民族的根留住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前不久，有一位來自愛爾蘭的作家雨果·漢米爾頓坐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沙發上對我們談起童年。他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則是熱血激蕩的愛爾蘭人，不允許在家裏講英語和德語，可母親要做蛋糕，說我不講德語就沒法做出好吃的蛋糕了。於是他家的廚房地上劃了一條線，在線的一邊講德語，另一邊則講愛爾蘭語。小漢米爾頓常常麵臨選擇的困惑，他在後來的小說《有色斑的人》、《衣櫥裏的水手》描述了這些一些生活經曆。他的作品受到讀者的喜愛，原因在於表達了他對曆史、文化和語言的精確認識，並對“同一性”、“文化多樣性”提出了有見地的看法，反映了調和兩個及多個不同世界所存在的困難與可能。漢米爾頓在談話中問：“你們——中國作家也有這樣的經曆嗎？”
我告訴他，中國有56個民族，多民族的文化自古以來都是在一種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狀態中。就拿我來說，父親的家鄉正是中國儒家學說的發源地孔孟之鄉山東省，而有著土家族血統的母親是長江三峽人，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就誕生在那一帶，我的父母各自的文化背景有著鮮明的差異。很不幸的是，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大多都是在爭吵中度過。而我不能不接受父母雙方的民族密碼，它們流淌在我的血液裏，爭鬥融合，矛盾著又相依為命。
中國的土家族大部分生活在大巴山和武陵山脈的交彙地區，也就是長江三峽地區，這裏融彙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巫文化等多種文化。近年來三峽沿岸的考古證明，早在兩百多萬年前，這一帶就有過人類活動的遺跡，這些發現打破了學界關於所有人類都是從非洲起源的定論。中國清朝雍正年間，土家族在朝廷的強力幹預下實行了“改土歸流”，也就是由土司製改做了流官製，由朝廷派駐官員，進一步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彙。土家族文化是一種祖先崇拜形式，人們對待生死的態度從容而又樂觀。在土家人看來，死亡不過是從一個門坎跨入到另一個門坎，他們不是以悲哀哭泣，而是以歌舞來送亡者上路。對待其它許多事物，也都選擇了順其自然。
對曆史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是封閉珍藏，還是開放傳承？我的小說正是植根於中國長江三峽流域的民族地域生活，有最後一代土司的恩怨情仇，也有當代新人的喜怒哀樂，我想要表現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態及命運，並試圖詮釋民族的文化母體，著力尋譯民族文化的秘密，對土家人剛烈勇武、多情重義、豁達坦蕩等民族性格與文化精神的展示，對西部山地少數民族地方與民間文化資源的發掘，來尋找救治現代文明之弊的某些有用的活性資源。作品所傳遞的信息不是封閉的，而是具有開放性的。在我的中篇小說《撒憂的龍船河》中，追尋錯綜複雜的生命形態，執著、纏綿，但又不殘缺的情愛，有著濃鬱的當代感，恰好與都市現代情愛表達的平庸、虛偽、做作迥異，呈現出另一種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