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集》第十一卷收輯了作者關於教育的論說，大多是短篇的即興雜感，很少引經據典的長篇大論。仍按寫作（或發表）的先後編排，順時間的推移分為四輯，建國前後恰好各兩輯。為了醒目，這一回重擬了四輯的標題；還將若幹文篇作了調動。最大的調動是把原先編在第十二卷最後的《時論一束》，提到了這一卷，分別編在建國前那兩輯的末尾和頭裏。這束“時論”本是一九三六年秋，作者應《申報》而寫的教育雜評，刊登在評論欄中。當時談妥題目由作者自定，隻要文體與這一欄中的其他短評一致就好。作者在不足六個月中，陸續提供了這樣半文不白的短文十來篇，結果大概還是由於持論過激而中斷了。如今想想，既然同是談論教育的，讀者又都是社會人士，還是歸在一起的好；至於文章體裁，隻好由他了。
頭一輯原來的標題是《教育雜文一輯》，收集到的文篇都跟兒童教育有關，寫的都是作者當小學教員的感受，因而把標題改成了《兒童·學校·家庭》。給《申報》寫的短評有兩篇是講兒童讀物的，正好附在後頭。
第二輯原來稱作《教育雜文二卷》，如今刪去“二卷”兩字，就稱作《教育雜文》；原來從抗戰爆發後直編到臨近解放。如今把給《申報》寫的十篇短評編在頭裏，時間的上限推到了抗戰的前夜。連續十二三年，迅猛變革的現實激勵著作者，促使他發表了不少“投槍”般的雜文。關於教育方麵的，有些已編進了第六卷；更多的是跟正在受教育的青年少年說的，如今按計劃編成了後頭的第十二卷。
建國後的兩輯，以十年“文革”分界。前一輯原來稱作《教育雜文三卷》，如今把標題改成了《教育者的責任》，因為從收集到的文篇看，以關涉這一問題的篇數居多。後一輯原來取其中一組短文的題目《晴窗隨筆》作標題，如今為避免攪混，改作《晴窗集》。這一改倒也符合實際，因為至少有一半文篇並非“隨筆”，而是各方各麵的約稿。當然都得須晴日，都得趁太陽兒射在桌子上才好動筆。光戴老花鏡是不夠的，左手得執著個放大鏡。明知道全都違背眼科大夫的叮嚀，又有什麼法子呢？
葉至善２００１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