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菜市口開始
在曆史上，有一些日子特別重要。1898年9月28日，就是這樣一個日子。
這一天，譚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結束了他們的生命。但是，這一天卻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許多事，都從那裏開始。
在一百年後的今天，革命與改良似乎又成了問題。一些人認為，辛亥革命破壞了社會秩序，打亂了業已開始的憲政進程，使中國陷入混亂，導致了一係列的問題。所以革命真是要不得。
馬後炮好放，事後諸葛好當。但如果回到現場，就應該知道，革命到來，並不源自革命家的宣傳；立憲失敗，也非倡導者沒有盡力。決定的力量常常似乎在冥冥之中，但仔細想來，卻一點也不神秘。許多事，都在那一天的菜市口決定了。
中國現代的許多事，都從那一天的菜市口開始。首先是革命，顯然是從那裏開始的。而且，也如砍掉譚嗣同們頭顱的那把大刀一樣，一旦揮起，結果就很難改變。
曆史總是這樣，當社會出現嚴重危機的時候，補天者是必然要出現的。如果他們遭到殘酷鎮壓，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方麵是一些人因為鎮壓而悲觀絕望、一蹶不振，無限潰退而再也不敢以天下為己任；另一方麵是一些人會做出新的選擇，既然補天不成，是否可以幹脆把天重造一遍？正因為這樣，改良派被鎮壓，革命派就必然要登場。
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清朝統治者把一些補天的人逼上了革命之路，也正是他們對改良派的鎮壓造就了革命的高潮。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場運動都會有一些年輕的追隨者。他們往往非常激烈，卻並無堅定的理想和路徑選擇。一旦遭遇失敗，他們往往不能堅守本來的道路，而是迅速改弦易轍，或者反戈一擊、立功投誠，或者悲憤欲絕、另投他路。改良之路被統治者堵死之後，有血氣的年輕人自然要走上革命之路。
在20世紀最初的幾年，有兩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1900年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運動。它本身就是改良失敗的一個結果，但它仍然是矛盾的，一方麵選擇了武裝起義，一方麵仍然要“勤王”——效忠於光緒皇帝。它的結果非常悲慘，不僅唐才常等人被殺，而且數千人受株連而丟掉了性命。自立軍的成員們哀悼過自己的領袖和同伴之後，到哪裏去了呢？他們大多從同伴的墓地出發，揮淚告別改良，走上了激進的革命道路。
二是1903年的“拒俄義勇隊”事件。沙皇俄國在1900年參加八國聯軍在北京的軍事行動之後，以保護鐵路為名占領了東北。1903年4月，按照新簽的協定，沙俄應該撤軍。但它卻拒不撤軍，而且向清王朝提出了七項要求，企圖把對東北的控製合法化。消息傳出，全國學生群起抗議。留日學生界得知消息，於悲憤中召開大會，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他們都是愛國者。所謂愛國，當時愛的當然是大清。“拒俄義勇隊”的情況並不複雜，“定名：學生軍。目的：拒俄。性質：甲、代表國民公憤；乙、擔荷主戰義務。體製：在政府統治之下”。《革命逸史》初集，105頁。他們曾經致電袁世凱，希望能“隸其麾下”。由此可見，它並非一個革命組織，也並非別有用心，所表現出的不過是青年學子的愛國熱忱。但是，統治者為了確保自己的統治千秋萬代，卻不敢這麼看。末日的虛弱使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臣民，認為留學生是“托拒俄以謀革命”，“名為拒俄，實為革命”，因而密令“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這種愚蠢的做法當然於他們的統治無補，卻把一大批青年送上了革命道路。
作為後人，我們能夠看到的是：1903年之後，留學生報刊紛紛改變麵目，打出了革命旗幟。《國民日日報》《江蘇》等報刊甚至從此不再用光緒紀年，而開始改用黃帝紀元。這一切都不難理解。當時的人們就有明確的回答：“今運動滿清政府之方針，既不可遂，則諸君與其為滿清政府刀頭之鬼，何如為革命黨之驍將乎？”
在此之前，孫中山在海外宣傳革命，應者無幾，到了這時候，卻成了“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於是，革命力量迅速壯大，革命的呼聲代替改良的呼聲成為時代的主流。
看看後來革命派的陣容吧，章炳麟、蔡元培、秦力山……直到陳獨秀，有多少是由維新派到革命派、由“康黨”變成“亂黨”的！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派必然要向改良派挑戰。關於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論戰必然要發生，而且，勝負是早已確定了的。當然，如果清王朝對改革有誠意，抓緊立憲進程，搶在革命爆發之前完成社會製度的轉型，或許會避免一場革命。但是，那是可能的嗎？看一看清末新政的推進情況，看一看立憲派進行的一次次請願，人們就會清楚，不明智的統治者不到最後的關頭，不會願意主動放棄自己的任何特權。
在這裏，還不僅是維護特權的問題。對於統治者來說，應對變革的策略也有一個最高標準和最低限度的問題，保全和鞏固全部特權是最高標準，不丟掉性命是最低限度。如果不敢確保自己的最低限度，就必然會拚死力以抵抗。和平改革是否能夠順利進行，常常需要許多條件，其中重要的一條常常被人忽略：統治者手上沒有鮮血。如果讓譚嗣同的朋友們在菜市口踏著六君子的血跡與劊子手握手言歡，那是很困難的。同樣，無論大刀王五表現得多麼友好，慈禧太後等敢留他在自己的臥室過夜嗎？辛亥革命最後之所以能夠和平完成，清王室之所以能夠得以在院牆之內維持昔日的生活，並不隻是在於袁世凱的周旋能力，同時也在於皇宮裏端坐的已經不是慈禧，人們沒理由讓可憐的孤兒寡母償還那些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