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一個人旅行。一個人旅行，你可以完全地丟開原來的你，混跡在一群陌生人中間。你可以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嚴肅的紳士，西裝革履一言不發，讓四周感到莫測高深；你可以成為一個饒舌的旅客，以一支煙作為誘餌，和左鄰右舍一路大侃。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流浪漢，不拘小節，出言粗魯；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輕薄兒，主動地，不顧麵子地和周圍的小姐搭訕。這一切都視你當時的心境而定。1991年暮春我去北京，火車馬上就要開了，我的右手，靠窗戶的那個位子還空著。我有些擔心，怕這會是個滿身雪茄味的粗魯的男人，或是一個有著瑣碎的自尊，處處耍些小聰明的世故女人，我希望會遇到一個聰明的，年紀輕一點的，個頭小一點（這一點完全是為著我的利益著想，火車上的凳子本身就夠窄）的女孩。我的呼喚應驗了。突然闖進來了幾個高聲說話的男人，將行李往我的頭頂放。我正有些沮喪，男人們後邊，一個身材單薄的，穿一身牛仔服，留一個男孩子那樣的短發的女孩，坐在了我旁邊。男人們叮哼了一陣，下車了，我本來希望，他們會給我叮嚀兩句，讓我照顧我的芳鄰，但是沒有。他們下車了。已經忘記了，我是怎樣找到借口，和她說第一句話的。在漫長的、無所事事的行旅中，這種借口大約並不難找。
在拉話中，她叫我叫她“電台小王”，她說她是一名地質隊員，基地在西安，經常是野外作業，西藏、青海、新疆是常去的地方。考慮到她的年齡，我很懷疑她這話的真實性，但是她說這話是真的。她還說，她的男朋友在北京進修，她這次去，就是看他。我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了照顧這個女孩的義務。我對同車的人解釋說，這是一位離家出走的中學生，我在西安街頭發現了她學一回雷鋒，我現在把她送回北京去。同車的大爺大娘聽了，在驚歎詞過後，都開始教導這個女孩。女孩聽著，並不爭辯，隻一個勁地抿著嘴笑，臉上不時地做出個鬼臉。夜深了，在火車的有節奏的響聲中，女孩枕著我的肩頭，睡著了。我有腰疼的毛病，但是，我努力支撐著，不打攪她的睡眠。後來，我實在支撐不住了，就取下一個包來，讓她頭靠窗戶，枕在包上，她的腿不妨伸直，放在我的腿上。她睡著以後，臉上還不時露出豐富的表情，這是在做夢。我這時候想起了兩句詩，是戴望舒的：守著你的夢，守著你的醒。清晨，她從夢中醒來不好意思地對我笑了笑，然後穿上鞋，拿了一個大毛巾，去洗臉。這個大毛巾，讓我肯定了，她確實是地質隊員。清晨，當火車在北京站還沒有停穩時，她對著窗戶，像一個孩子那樣突然尖叫起來。我往窗外一看，見一個毛毛躁躁的小夥子，也在窗外一邊揮手，一邊尖叫，想來，這是她的那個“他”了。女孩和我迅速地打了聲招呼，就背著一個小包，下了車。當我遲緩地背起行囊，下了車時，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站在外邊等我。女孩說：“就是這個人照顧我的！”
於是，那個小夥子走過來和我握手，說些客氣的話。當走出檢票口，來到廣場上以後，我看見，女孩緊緊地摟著男朋友的脖子，一邊笑得彎了腰，一邊走著。當他們從我麵前走過時，他們已經不認識我了。站在灰蒙蒙的車站廣場，看見女孩的頭發一撩一撩地，沒入人流中，我突然有些痛苦。好像自己小心侍著的一盆花，現在被人搶走了似的。但是接著，我就為自己的痛苦可笑了。已經下了火車，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你沒有必要痛苦。火車上的故事已經結束。1992年初夏，在西安開往延安的火車上，我的對麵，坐著一位女孩。這趟車很空，整節車廂裏，隻有寥寥無幾的幾個人，而這一處的位子，隻有我1門兩個。女孩仍然是一身牛仔，旅遊鞋，頭上剪著短發。但這個不是“電台小王她是一位女記者。我們的第一句拉話是在售票處。我剛買完票，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鍾，後邊，一個人匆匆地趕來了。“這裏是買延安那趟車的車票嗎？”聽到她的話，我回答說“是的”。“還能跟上嗎？”我說“可以”。買完票，她又問怎麼走我說：“你跟我來！”
氣喘籲籲地上了車以後，對號入座，她坐在了我的對麵。火車開動以後，她從背著的小包裏，拿出一堆報紙來，攤在小桌上看。見我看她，她又撥給我幾份。她說辦報紙的人，卻經常沒時間看報紙！”
這話告訴我了，她的工作和報紙有關。於是我說：“我也辦了十多年的報紙，在一家地方報！咱們這裏，把辦報紙的，叫喉舌，北京人不這麼叫，他們叫口條。”
“口條”這個詞，把小姐逗樂了。她遞上她的名片，我也遞上我的名片，看到她的名片後，我說我認識他們報社許多人，於是，我扳上指頭數起來。這樣，我們親近了許多。她很漂亮，渾身上下，充盈著一種文化韻味。我說，我最初以為她可能是個大學生。她說我猜對了，她西大畢業，還不到一年。看著她那南方人的鼻子和嘴唇，我又說她大約是江浙一帶的人。她說這回是猜錯了她是北方人不過，她確實長得像南方人，同事們都說：“北人南相，必有大福！”我們開始熱烈地交談起來。拉的最多的話題是文化上的種種現象。我們把這次相遇看作一種緣分。雙方都很激動，都有些神經質，都發現原來世界上還有個和自己旨趣這麼相同的人。後來上車的人，都用有些詫異的目光，看著這兩位熱烈的、迫不及待地傾訴的交談者。火車到蒲城停下時，我們才從夢中驚醒。女記者的目的地是蒲城。她匆匆地下車了，我無意識地跟著她，也下了車，走了大約有五十米，直到她轉回身來，伸出兩隻手在空中，向我擺了一陣，我才清醒過來，又上了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這位蘇小姐自那以後，一直將她主版的報紙寄我。我們還見過一麵是在西安的一次會議上，隻是火車上的那種氣氛，那種心緒，那種屬於兩個旅行者的世界已經很難再找到了。可遇而不可強求，不是？類似的事情還有第三次，那是今年深秋，在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這是一列市郊車，我坐在二層窗外是渤海灣蕭瑟的秋日黃昏，一輪發紅的太陽，正緩慢地西沉。我的對麵，一位年齡不詳的小姐正捧著一本紅皮書看著，那情景極為誘人。小姐在看書的途中，還不時地抬起頭，看我一眼，似乎有交談的欲望，但當我看她時，她又迅速地將頭埋進書裏了。我手裏也拿著一本雜誌，是臨上火車時，《小說家》的朋友塞到我手裏的。火車上的乘務員在送點心，她要了兩杯牛奶我則效仿著，要了兩杯咖啡。我一邊喝咖啡，一邊打量她，琢磨著她的職業、身份。我甚至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去了。她粗看起來穿著有些隨意，但是細細觀察，你會發現，她十分講究。她的臉肯定是美容過的，她的頭發經專門的理發師做過，她穿了一雙很新穎的皮鞋，肯定是名牌。她的年齡，也讓人無法判斷。僵局是這樣打破的。她有些疲勞了，於是將書合上，放在了小桌上。這時，我勇敢地將手伸過去“這是本什麼書，讓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