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人聚在一起，少不了中國人的習氣。蒲齡恩被安排在正中尊位，儼然一“洋大人”做派；中國人則按關係的遠近，從中心到邊緣依次就坐，恰似“晚清官員”。與五月份那次聚會相似，計劃中的聊天很快變成了采訪，落入一“晚清官員”提問，“洋大人”答問，其他人作聆聽狀的模式，氣氛很是拘謹。好在十來分鍾後，可能覺得如此聚會實在太過無聊，於是記者招待會分裂為若幹討論小組，中心邊緣的格局不複存在。除了恰好正采訪蒲齡恩的那一位必須辛辛苦苦地講英語外，其他人用中文聊起天來。曹莉正研究劍橋大學文學批評家利維斯，而蒲齡恩恰是利維斯故交，所以跟他聊了至少半小時，打聽有關情況或故事。她去蒲齡恩那邊時，我請她順便問一問，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是她的研究對象）一類左派思想家何以能夠被吸收到劍橋大學體製之內？
9月10日星期一
英語係“內幕”
過了一會，曹莉過來講蒲齡恩告訴她一些書上難得一見的英語係“內幕”故事。比方說，利維斯為人孤傲，跟英語係誰也過不去，未能當上教授，跟這種性格很有關係。事實上，他在英語係“體製”裏是邊緣人。他的名聲完全是在英語係以外甚至劍橋大學以外奠定的。晚年利維斯幾成孤家寡人，幾乎與所有老朋友都鬧僵了，再加患了老年癡呆症（持續了約一年半到兩年），景況很是淒涼。利維斯去世後，前來悼念或發來唁函者多為英語係以外的人，隻有蒲先生是個例外。他對利維斯十分同情。
蒲先生還說，雷·威廉斯與利維斯一樣，在英語係也很邊緣。他也未能當上教授。由此可見，劍橋“體製”對他的接納是很有限度的。可蒲齡恩認為，威廉斯很自負，自以為了不起，是個大人物，其實他講課效果很差（按，講課好不好跟他作為一位著名左翼思想家並不衝突）。蒲先生也對目前英語係有頭有臉的人進行了點評，認為除格拉菲斯（Graffith）一人極優秀外，其他人皆不足道；埃德裏安·普爾本來是威廉斯的學生和追隨者，後來越變越右，明顯偏離了其導師的立場，再後來更一心一意當官，當了係主任不說，還幾次競選副校長（劍橋大學正校長是名譽性虛職，目前由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擔任；副校長負責具體日常事務，握有實權），但幾次都因差那麼一兩票而功虧一簣。
9月10日星期一
淩淑華與布魯斯伯裏小組
下午在校圖書館外遇到曹莉，她說又讀到了有趣的東西。問是什麼？她說，利維斯率先在劍橋大學英語係課堂上講《尤利西斯》；校方以為有傷風化，提出嚴重警告。我說這不跟他在《偉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裏的立場不一致嗎？在這部含有他一生最重要思想的著作裏，喬伊斯是明明白白被排除在英國小說“偉大傳統”之外的。是不是因為受到校方壓力而不得不改變立場，否則《尤利西斯》也在“偉大傳統”之內了？
我也告訴曹莉，8月3日《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有一篇較短的書評，講薩查·淑玲（譯音）·維蘭德（Sacha Suling Welland）所著傳記《夢瑩千裏》（AThousand Miles of Dreams）。書中一個重要人物是1920至1930年代中國的著名才女淩淑華。說她與瓦奈莎·貝爾（Vanessa Bell，“布魯姆斯伯裏小組”的核心人物，維吉妮亞·伍爾夫的姐姐，圈內藝術理論家克萊夫·貝爾的妻子）的兒子朱利安·貝爾相好，背叛了她那老實巴交的學者丈夫；那時朱利安正在武漢大學英語係任教，愛她愛得神魂顛倒，鬧得滿城風雨，最後帶她逃回英國；既然準兒媳來了，瓦奈莎便努力演好準婆婆角色，把她介紹給布魯姆斯伯裏圈子的其他人物，想方設法使她融入此精英集團；但淩淑華極任性，遠不像一般中國女性那樣謙卑含蓄，很快得罪了所有的人；瑪嘉麗·斯特拉奇（Marjorie Strachey，著名文學評論家利頓·斯特拉奇的妻子）在她麵前感到“恐懼”，亞瑟·威利（Arthur Waley，漢學家）則“逃之夭夭”。
9月11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