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太大了。一個華裔英國人盡管土生土長，身上仍然或多或少會保留一些東方氣質，他的行為方式仍或多或少會帶一些東方特點。土生土長的非洲裔男子在文化上幾乎完全同化於英國社會，與白人沒有兩樣，再加上身體方麵的有利條件，他們更容易與白人女性相處，受她們歡迎，也就不難明白了。”
約翰似乎聽懂了我的解釋。
8月8日星期三
斯巴達是“極權”國家？
晚上10點，BBC“第四頻道”播放了一部紀錄片：“雅典：民主的真相”。上周末約翰就告訴我，今晚第四頻道要播放這部片子。對於期待已久的片子，今晚他顯得十分認真，節目開始以前便專門回自己的房間，拿來紙和筆，要認認真真做筆記。
我以為，既然是紀錄片，也就是要普及一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不大可能有什麼新觀點。不過無論如何，此片還是值得一看。畢竟，一回到國內，看此類片子的機會就相當有限了。出乎意料的是，劍橋大學古典學係保·卡特裏奇和哥本哈根大學莫·赫·漢森（Morgens Herman Hansen）雙雙出鏡，從學者的角度擔任了解說任務。除他們之外，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一位古典學學者也出場了。瑞士瓦·伯克特（Walter Burkert）教授若不是因為年邁，以他在西方古典學界的聲望，也應該出現在片子裏。
不出意料的是，片子采用了西方大眾習以為常的語言或思維。比方說，雅典西元前五世紀上半葉崛起之後，以聯合抵抗波斯侵略為由，成立了以愛琴海希臘城邦為主的“提洛同盟”，自己當老大。在同盟內部，實行激進民主製的大國雅典自然是捕食者，弱小盟邦則是被食者，被吃的方式就是交納同盟金。顯然，前者對後者實行剝削壓製的帝國主義政策。正由於盟邦所交納的巨額同盟金（按湯因比的說法，此即“貢賦”，盡管一般西方學者不使用這個詞），雅典才得以大興土木，帕特農神廟一類偉大建築才得以修建，文學、藝術、哲學才得以繁榮。主持人的解說詞說，諷刺的是，現在居然是斯巴達這個“極權主義”國家宣稱，它要把提洛同盟裏遭受剝削、受壓迫的弱小城邦從雅典暴政下“解放”出來。然而從節目預告可知，紀錄片下一集會接著講民主雅典的帝國主義醜行，故使用“極權”一詞來指稱斯巴達，是否妥當？這是否反映了製片方的一種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思維方式？是否太刻意迎合大眾心理，太不尊重片子裏出鏡的那些一流專家？要知道，西方曆史上“極權”的典型是納粹德國，而非斯巴達。我相信，出鏡的學者們是不大可能用這個詞來指斯巴達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隻能說明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學者，而隻是一些半瓶水。
我把這個意思給約翰講了。他說，他看過影片《三百勇士》（The Three Hundred），裏邊的斯巴達根本就不是一個“極權”國家。我以為，姑且不論那時任何希臘城邦都未能擺脫的奴隸製，斯巴達實行的是一種堪稱“民主集中製”的製度：長老議事會享有極大的權力，兩個世襲國王相互牽製並受長老會和公民大會製約，公民每年一度在公民大會上選舉產生“監察官”，而“監察官”又對國王甚至長老議事會形成掣肘。這種製度安排即便以現代標準衡量，也相當民主而非“極權”。
不過，片子的製作本身是花了大力氣的。大部分鏡頭是在現雅典或希臘其他地方的古代遺址拍的。這意味著，與希臘當地人合作，製片方麵得花費不少心思。此外，大多數專家的解說也是在古遺址現場進行的。這意味著，攝製組成員、主持人、學者專家三方麵人員都需要住在當地，除了有大量聯絡工作外，開銷也一定不小。
8月9日星期四
作為“小三”的安娜
午飯後在廳裏休息，約翰碰巧也在那裏。
“你注意到安娜有了男朋友沒有？”他問我。
“注意到了。”
事實上，我早上看見她端著一大盤塗了花生醬的麵包片，問她是不是把午飯也準備好了，她支支吾吾沒有回答，然後探頭到洗手間嘀咕了一句什麼。裏邊沒人應。我猜想，昨晚一定有個男朋友住在她那裏，否則她不會有這種異樣的舉動。一大早起來準備早點，她現在弄不清男朋友究竟是在洗手間，還是臥室。果然幾分鍾以後，她上樓去把他叫了下來。
“就是經常來的那位，”約翰說。
“我至少看見他來過三次。”
“但前幾次他都沒有留宿，昨晚卻住安娜房間裏了。”
“他從前跟安娜在一家公司工作，”我說，“他長得高高大大，五官端正，看上去是一個十分和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