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林說罷，廠勞資料的那位幹部就代表企業搶先發言，一副義正詞嚴、不容商量的口氣。他說，黃林剛才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對，我們不否認，這些年來，廠裏曾有多人先後得過神經性纖維瘤，但這就能證明這種病一定與我廠有關嗎？不能。道理很簡單，工廠開辦前，這種病就早已存在，對吧。那麼，以前那些患者的病，又是在哪裏、是什麼引起的呢？還有，全國患這種病的，也不隻你黃林一個，難道他們都在我廠上班，或都到過這個工廠嗎？不可能嘛。因此，你黃林的病，怎麼與這個工廠扯得在一起？我看，實質性的問題，不是你的病是否是我廠引起的，而是你承擔不了醫療費，來節外生枝。但這能找企業嗎，企業又不是社會福利院。
輪到醫學專家發言了。因為專家的權威性，加上身份中立，不是雙方利益關係人，仲裁委曆來把專家意見看得很重。
專家放下正閱讀的一本書，招頭以輕鬆隨意不屑的口吻說，怪病就是怪病嘛，說得清楚，還叫怪病嗎？哪個不知道，現在氣候變化，環境惡化，得怪病的人越來越多，許多怪病根本就找不準病源。比如，第一個艾滋病、丙型肝炎患者，或剛過去的SARS、甲型流感，是哪裏傳播來的，什麼引起的呢，誰說得清？還有，現在世界上的許多怪病，比如笑死病（Laughing Death）、水過敏症 （Water allergy）、兒童早衰症（Progeria），都離奇古怪。挪威的一位婦女，到一個賓館住宿，一覺醒來，突然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而自己的母語竟然忘了。她被診斷感染了德語源病。對這些怪病，誰說得清病理病源，全世界也沒有權威定論。
說罷，專家又從他非常熟悉的專業視角，展開了自己的看法。專家說：“據我所知，在常見職業病中，是沒有神經性纖維瘤的。無論傳統的職業病，諸如頸椎病、前列腺炎、痔瘡、無名疼痛、慢性胃炎、腰椎間盤突出等，還是工業性職業病，如塵肺病、氟骨症、苯中毒、接觸性皮炎、放射性皮炎、痤瘡、高溫綜合征等，或者新型職業病，如振動病、網絡綜合征、鼠標病、電磁輻射病等等，都沒有黃林所患的這種病。我也不敢否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能不斷有新的職業病產生，但那必須要有充分的醫學結論，並且經權威機構確認。因此，要叫醫院拿出結論，說黃林的病是或不是在工廠打工得的，確實難啊。”
專家不僅沒有提供權威依據，反而把問題說得更複雜。
黃林懵了，有一種理屈詞窮的感覺。他甚至暗暗後悔，不該聽工友們慫恿，把事情弄得這麼尷尬。
仲裁，就這麼無果而終。唯一的結果，是讓黃林徹底打消了依靠城裏社保和企業的念頭。工傷？職業病？一切都無法弄清楚。
走吧，離開這個希望與傷心並存之地，回四川老家去，那裏才是自己的根。黃林就這樣酸酸的、痛痛的，戀戀不舍地走了。依然是火車，不舍晝夜地咣當咣當。隻是心情不一樣了。深圳的繁華喧囂被拋到身後，越來越遠。心是空的，空的來，空的去，暫住是屈辱的記憶。回家路上，怪病和欠賬，是唯一的行李。車窗外，天是晃動的，陽光時直時斜，天空時陰時晴，路軌時彎時直。景物飛馳，都是倒退的。倒退的景物，把黃林帶入了往事。盤點打工之旅，茫茫然一片，盡是“欠”字充斥其間，欠父母，欠家鄉，欠工友，欠女朋友，欠自己的理想、生命和身體……
是的，欠！就像許多南下打工者、淘金者一樣，黃林弄不清楚，究竟是自己欠了深圳的，還是深圳欠了自己的。
工作人員一臉無奈：不能報銷
當務之急是借錢，趕快把欠工友們的借款還了。
這是黃林回家後最強烈的想法。自己已離開深圳，如果時間太久，難免讓人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對了，還有女朋友的錢，也必須還的。對於這份愛情，他已決定放棄，不，應該是拒絕。他清楚，自己與女朋友的愛是真誠的，沒有功利的——兩個打工仔，有什麼功，什麼利可言呢。可是，天妒真愛。曾經的美好憧憬，既然已被怪病擊碎，自己最好的麵對，就是學會拒絕和放棄，不要拖累別人。記得，在看韓國電視劇時，他就經常聽見類似的表白。當時，他還在心裏嘀咕，讓你天天打工，還有這麼浪漫麼。他對那些纏綿悱惻的少男少女壓根兒不理解。然而沒想到，時光輪回，這樣的事竟輪上自己。決定拒絕愛情的黃林，第二次住院和辭職回家，都沒有告訴女朋友。隻是在深夜，他悄悄打開手機，查看那一個個焦急的未接電話，那一條條飽含焦慮、深情、關切和淚水的短信時，他才一次又一次地心疼。
開口借錢是艱難的。特別是像黃林這樣，長期在外打工，村裏鄉裏榜上有名，大家都認為發了的人向貧窮的鄉親借錢，別人會像村支書一樣，以驚異的目光看他，甚至會懷疑他在裝窮賣酸。當然，難隻難在開頭，隻要邁出了第一步，大家就逐步習慣了，了解了。果然，善良的鄉親很快以同情和幫助，消融了驚異懷疑，以寬廣溫暖的胸懷，接納了這位受傷歸來的遊子。
真正的難不是開口，而是錢。借的錢要還，怪病要治；不斷長出的包塊，不斷地割，需要不斷的錢。
還清了深圳工友和女朋友的錢，黃林輕輕舒了一口氣。他開始謀劃自己的未來。是啊，自己還年輕，總得還要過日子，還要報答鄉親們的寬厚，父母的養育之恩。謀劃來謀劃去，他發現，最關鍵的還是錢。他想起兒時經常聽見窮鄉親們說的一句話，“錢啊錢，命相連”。此刻，他對這話似有切膚之感。現實是殘酷的，當前，緩解自己困窘的途徑無非兩條：一是掙，二是爭取醫保。
掙錢的最佳選擇，顯然是打工。待在家裏，守住承包的三畝二分地，肯定是不行的。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的人，哪個不清楚，種一年糧食，一身雨水一身汗水，辛苦一年，秋後算賬，除了農藥化肥開支，一畝地還賺不了千元，趕不上一個月的打工收入啊！若不是自己要吃飯，哪個憨包才種糧。還有養豬，養雞鴨鵝兔之類家禽家畜，也是得不償失。做生意要本錢，進城擺地攤會被工商稅務城管攆得雞飛狗叫。想來想去，還是打工最簡單。黃林決定稍作安頓，便盡快進城打工。打固定工不行，就打零工吧。
是的，不能走遠了，他的病不允許；還有，往返報賬也需要方便。光靠打工，哪能支撐這難纏的怪病。還是自己的家鄉，還是合作醫療才靠得住啊。哪怕三百五百，但是實實在在，雖解決不了根本，至少也是一種幫襯，一種安慰，一種溫暖。哪像城裏，哪像那些外資企業，那麼冷酷無情。何況，政府正在實施新農合，每位農民每年繳納醫保費已提高到10元，醫療費個人報銷比例，也應該有所提高啊，聽說可達40％了哩。黃林暗暗盤算著，自己第二次在深圳做手術，因為有了病曆檔案，省卻了許多初次手術時的檢查確診，除了自己要求增加檢查的腫瘤科目，其他都沒再查了，算下來隻花了6800元，可報2700多元哩，至少可還兩三戶人的借款。
黃林決定先報了賬，再進城找工作。
雖然，一想到報賬，他腦子裏就會浮現村支書那驚異、不悅甚至慍怒的表情，他的心裏就有一種錐紮的痛。但有什麼辦法呢，國家有政策，自己也無奈。
令黃林意外的是，社裏村上審核都格外順利。特別是村支書，不僅熱情地接待了他，還主動說，你的情況我們都了解了，過去有誤解，請見諒啊。現在農村醫保壓力大，不得不嚴格把關啊，不然，那些確實需要醫治的村民怎麼辦。這讓他感到意外，一股溫暖的熱流從心底往上湧，湧到了頭，幻化成兩眼裏深藏的濕潤。
但沒想到，令黃林猝不及防的事情發生了。
那天，陽光和煦，金燦燦的油菜花遮蔽了田野。川西平原的春天，就是上帝的禦花園，此刻卻為黃林獨享。黃林帶著社上村上審核了的醫療費報銷單到鄉裏審核。因是異地住院，報銷額度又較大，報銷權在區醫改辦。當然，哪裏報並不可怕，隻是個程序，可怕的是政策。政策的變化有時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鄉裏的所有政務事項都集中在鄉政府底樓的便民窗口，實行掛牌服務。據說，這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舉措，還受到省裏的通報表揚哩。黃林沒費什麼周折，就找到了醫改辦。他把報銷單遞了進去，值班人員向他點了點頭，送上一個微笑，立刻接件，審核。突然，工作人員的眼光聚焦在一張單據上，雙眉緊緊地皺在了一起。又反複看了兩遍，確認無誤了，工作人員抬起頭問黃林：“你是不是進行過惡性腫瘤的介入治療檢查？”黃林回答是，又趕緊解釋道：“是主治大夫建議的，說我打工，背上的包塊難免經常擠壓和摩擦，容易發生癌變。”“那你事前按程序申報審批沒有呢？”“沒有啊，什麼程序？”黃林滿腹狐疑。“呀，你不知道啊？今年，市政府出台了《醫療保險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治療項目管理辦法》，規定了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治療項目的內容和申報審核程序，不合程序是不能報銷的。”
顯然，不知道。一個長期在外的打工仔，怎麼知道政府今天發什麼文件，明天出台什麼政策件呢？
見黃林仍然一頭霧水，工作人員又進一步做了耐心解釋。原來，惡性腫瘤的介入治療檢查，是在規定政府文件範圍之內的。按程序，應在與市社保局簽訂了《委托定點醫療機構審核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治療項目協議書》的定點醫院檢查。未授權審核定點的醫療機構，在做這類檢查和治療前，必須經市勞動和社保局審核同意。而在門診做這類檢查和治療，則必須先由專科醫生或急診科醫生填寫《醫療保險門診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治療項目審核、報告申請單》，經科主任簽字，定點醫療機構醫務辦（醫保科）審核後，才能進行檢查和治療。即使是急診搶救病人，雖然可先做檢查，但也須在檢查後5個工作日內補辦審核手續。如果具備了這些條件，費用可由定點醫院記賬，或到區醫改辦報70%，個人隻承擔30%。
還有沒有補救措施呢？黃林焦慮而急切地問。
“你說，怎麼補救呢？”工作人員一臉無奈地反問。“你知道，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治療，動輒幾千甚至上萬元，如果大家都這樣，想檢查就檢查，再大的醫保也承受不起啊。”說罷，工作人員又叫黃林別急，讓請示請示市上。然後，工作人員拿起了電話。
最終的結果很冷酷：不行。
允許你得怪病就不允許政府得？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這次新農合報賬的失敗，更加堅定了黃林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決心。在堂侄的引薦下，他很快在城裏找到了工作。具體說，就是在堂侄同一個工地打零工。從深圳打工暫住，到本地的市裏打工暫住，雖然身份和地位沒有什麼改變，但還是讓黃林感到踏實了許多。
就這樣，黃林在那個可惡的怪病牽引下，不斷地打工，掙錢，還債，治病；又打工，治病，還債。周而複始，循環往複。隻是，隨著新農合的發展完善和對政策的熟悉，此後每次報賬的路，不再有那麼多的艱難曲折；醫療費的報銷比例也在不斷增大，個人承擔部分在不斷縮小。黃林的打工收入，除了治病還債，又有了一定的積餘。這讓他已沉寂多年的成家立業希望，又逐步死灰複燃。
希望的積累，終於迎來質的爆發。
引爆希望的引信，是2012年的全國“兩會”（人代會、政協會）。那天午後，剛做手術不久的黃林在家看電視，突然看到國務院醫改辦負責人答記者問，內容是關於 “十二五”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的。這又觸及到他的敏感點。他想，如果新農合的發展夠逐步與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一樣，報銷90％，甚至全報，自己就不用再天天發愁擔心了。黃林以為，正是周末，我堂侄可能回家了，便興衝衝趕了過來，想谘詢谘詢。堂侄不在，卻碰見我和村支書。黃林有點喜出望外，連說，俺今天運氣好，運氣好啊。
就這樣，純屬巧合，黃林向我們請教起他的問題。
一來可能是謙虛，二來可能確實對中央的醫改新政還不是很了解，村支書執意要我說。還說，大哥是政府官員，是見過大世麵的，大哥在，哪有咱胡亂饒舌的份兒啊。
我又問了問黃林，進一步弄清他的情況。然後，根據自己對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向他做了一些解釋。
我說，是的，醫保問題是國家目前重要的民生工程，這幾年有明顯加快之勢。最近，中央又印發了《“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好像是2012年的國務院11號文件。根據規劃和實施方案，我國“十二五”期間醫改的重點有幾方麵：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製，鞏固完善基本藥物製度和基層運行新機製，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突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兩個問題。可以說，看病就醫問題，也是個生存權問題，是人類長期麵臨的基本問題。我國政府不是多次強調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嗎？現在，全世界有130多個國家，都在積極建立醫保製度，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且大多數發達國家解決得較好，基本建立起了覆蓋全民的醫保體係。
隻有美國是個例外，至今仍有3000多萬人沒有參加醫保，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奧巴馬提出的醫改新政，要求從2014年起，強製推行全民醫保，卻受到諸多反對和質疑，甚至被告違憲。你說這社會怪不怪。何況中國，那麼大，而醫保，特別是農村醫保，涉及麵那麼廣，問題哪有那麼簡單。
介紹了世界醫保情況，我又談我國的醫保背景。
我說，我國醫保製度的最大特點，就是與國家憲法不一致。比如，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顯然，這裏的平等，是憲法意義的公民基本權利，不能不包括治病就醫權。可是，實際情況怎樣呢？在過去很長時間裏，隻有在職高幹和離退休幹部，才能報銷醫藥費，醫療報銷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又比如，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可是，對這些權利、保險、救濟，農民享受了多少呢？憲法還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別的不說，就說城市暫住人口，就說醫保，從中央到地方，違憲的政策法規還少嗎？因此，你要明白，所謂平等，就像我們奮鬥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一樣，隻是個終極目標，而不是現實可能。事實上，不說我國，就是美國，就是那些高度發達國家，要做到完全的城鄉平等、身份平等、種族平等，可能嗎？
哦，呀，啊……
黃林滿目詫異，不知是頓悟還是驚訝，抑或不可理解。
我又從任職發改委主任多年的角度，向黃林談了我對規劃的一些看法。我說，有人說，“規劃規劃，比比劃劃，比是比，劃是劃，關鍵時當不了領導一句話”，雖然我不讚成這種說法，但你要一根筋把規劃完全當真，甚至把規劃當現實，那也是幼稚的。就說醫保吧，據我所知，全國目前醫保平均自費比例，除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外，參保的農民、居民和社會人員， 2010年仍達60％，2011年降為355％，即使“十二五”末，也隻是計劃降至30％左右。沒有參保的根兒就談不上。即使如期實現規劃目標，就解決問題了嗎？按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標準，如果個人承擔部分超過了15%—20％，就很難避免因病返貧。你不就是因病返貧的最現實例子嗎？
黃林和村支書，都認真聽著我的高談闊論。其實，我非常清楚，自己對很多問題的把握，也有一些難度。
接著，我提醒黃林，新農合是以區縣為單位的醫保，這就決定了各地經濟水平不一樣，設保能力不同，政策也可能有差異。比如廣東、北京等地，經濟發達，相應的保障水平也較高。北京職工門診醫療費超過1800元部分，可報70％；住院費每人每年最高可報30萬元。廣東推出的新醫保，就是專門為勞動密集型、流動性大的外來工量身定製的。職工個人無須繳費，隻需用工單位每月為每個外來工繳納５５元左右，每人每月最高即可報銷門診醫療費３００元，每年最高可享醫保報銷２９５萬元；補足參保年限繳費，還可獲得終身醫療保障。而我們這裏，每位農民每年繳納50元，每月最高可報銷門診醫療費2００元；住院報銷比例可達70％，每人每年最高可報銷５萬元。當然，這是在村或街道衛生所診治的報銷比例，如果你到其他醫院，特別是大型醫院診治，或使用大型器械設備檢查，還要先報批哩，報銷比例會低一些；而使用目錄外藥品，根本就不能報銷。
“啊，周叔您知道，我的病哪是村和街道衛生所能治的呢？這個不可報，那個要先批，我心裏完全沒有了底。如果這樣下去，我會不會要像咱村的吳澤權那樣，打了幾年工，被引起的怪病纏了一輩子，欠下的債還要他的兒子繼續打工去還？”
聽了我的介紹，黃林急了。顯然，他心裏已產生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類推，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是身邊現實。我還能有什麼好說的，政策不是為你一個人製定的，大家都到大醫院又怎麼行呢？
是啊，政策是針對大多數人的，大家都到大醫院，想用大型器械和非目錄藥品就隨便使用，又怎麼行呢。看病就醫問題那麼複雜，中央的醫保新政剛剛開始，許多問題仍在探索中，還有待發展完善。比如，這次的政策，較大幅度提高了報銷比例，緩解了個人看病難問題，但並沒有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隻要醫院是利益主體，醫患之間的利益博弈就存在。你要防止亂使用大型器械設備，可醫院在這方麵最賺錢；你要禁止使用非目錄藥品，可是有關係的人，可以把人參蟲草天麻鹿茸也開成目錄藥品；你私人醫院藥品隻能加價15％，我就把進價開高點，醫院再加點入庫費、庫存費、損耗費；你每年門診報100元，住院報銷5萬元，我就大病小病都掛個住院號，想來就來，我給你按住院計就是，每天在賬單上輸入使用藥品、治療、護理、床鋪等費，反正最後新農合報賬。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再強大的政府也難支撐，再完善的醫保也保不了。
為了不讓黃林鑽進他那個可怕的推論怪圈裏，影響未來生活的信心和勇氣，我又勸慰道：“不管怎麼說，這次的醫改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就難能可貴了。作為農民、打工仔、弱勢群體，最大的選擇，就是用好政策，緊緊盯住政府的動向。反正政策都是政府在製定，政府在執行，政府在解釋，政府在完善。”
“哦，原來政府想怎樣就怎樣，憲法定的公民平等也放黃了？這社會怎麼了？”
黃林一臉茫然。我的回答，顯然讓他大失所望。
“嗬嗬，你小夥子也太天真了啊。”村支書笑嗬嗬地打圓場，“怎麼了？得怪病了唄。允許你得怪病，就不允許政府得？”
村支書顯然是在開玩笑，可黃林卻一下被噎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