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日中學術交流的成果以如此形式展現出來，讓人感到很高興。在這裏，我想回顧一下本書編纂的來龍去脈，作為後記。1998年8月，中國社會史學會在蘇州大學舉行“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和吳滔兄就是在這個會上認識的。我們在同一組報告並且負責互相點評。吳滔兄的報告是本書第四章涉及的嘉定縣粥廠管轄範圍的相關問題，而我的報告是分析上海縣郊外農村的領導階層所進行的鄉土教育。兩個報告關心的問題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江南的基層社會，特別是以市鎮為核心的領域性是如何形成的，其形成又伴隨著怎樣的幕後故事，清末以降這種領域性又是怎樣被製度化的等等。江南鄉鎮社會的空間性及其變遷可算作本書的第一個特征。
本書的第二個特征可以說是對地方文獻的全麵使用和分析。在前述國際會議上我們討論的話題就是收集、利用市縣一級公藏機構保存的各種地方文獻的必要性。1997年3月，我剛寫完碩士論文，就開始在嘉定博物館和檔案館收集地方文獻並進行基礎性分析，本書中所使用的《疁報》即是一例（參考附論一）。而且，我聆聽吳滔兄報告的時候，直接感覺到清末民初史料在對明清時期進行追溯式理解方麵非常有用。此後，我們從2002年8月開始在江南各地公藏機構對地方文獻進行合作調查，發現有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料沉眠而不為人所知。當時正是利用數碼相機拍攝史料逐漸普及的時候，不管去哪裏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我們兩人滿懷激動地拍攝史料的亢奮感至今仍記憶猶新。雖然本書中利用的地方文獻不過其中極少的一部分，但這中間由我們最早全麵利用的資料已經不在少數了。
第三個特征是反映了實地調查所獲得的見解。我們在收集、解讀地方文獻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文獻資料可闡釋範圍的局限性，於是2004年8月開始一起在江南的農村、漁業村進行實地調查。我們嚐試將地方文獻發掘、景觀調查以及對當地人的訪談進行有機組合(太田出、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社會の曆史學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吳滔編：《中國農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相對於重視將訪談記錄轉化為文字的日本研究者，吳滔兄重視的是“在田野中解讀文獻”。一邊通過實地踏勘獲得對當地的地理認識，一邊閱讀文獻，通過這樣的文獻解讀，過去被利用過的“舊史料”也具有了作為“新史料”的價值。在調查開始的最初兩三年中，圍繞這種方法論的運用方式不時互相進行激烈爭論，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反複摸索。
“在田野中解讀文獻”的方法是
2003年夏吳滔兄到中山大學曆史學係工作以後，在新環境中
逐漸熟悉並掌握的。這一路徑的有效性在本書第三章的分析中清晰地展現了出來。
構成本書基礎的論文的初次發表情況羅列如下。
第一章——吳滔：《從折布到折漕：明清時期嘉定縣的漕糧改折及其後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日本東方學會、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第五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第二章——吳滔：《賦役、水利與專業市鎮的興起——以安亭、陸家浜為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第三章——吳滔：《從“因寺名鎮” 到“因寺成鎮”：南翔鎮“三大古刹” 的布局與聚落曆史》，《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第四章——吳滔：《賑饑與縣級以下區劃的變化：明清嘉定寶山基層行政之運作》，李文海、夏明方主編：《天有凶年：清代災荒與中國社會》，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第五章——佐藤仁史：《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征稅機構改革と政治対立——江蘇省嘉定縣の夫束問題を事例に》，《近きに在りて》39號， 2001年；佐藤仁史：《清末民初の政爭における地域対立の構圖——江蘇省嘉定縣におけるエリート·自治·政黨》，《曆史學研究》806號，2005年（後收入佐藤仁史，《近代中國の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會》，第2章《清末民初の政爭における地域対立の構圖》，東京：研文出版，2013年）
第六章——吳滔：《清末民初縣級財政的出現與公款公產的轉變——以江蘇省寶山縣為例》，《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附論一——佐藤仁史：《20世紀初頭の中國における地方政治と言論——江蘇省嘉定縣の地方紙《疁報》に即した初步的分析》，東京：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9年
附論二——佐藤仁史：《清末民國期の地方誌と地域の敘述》，《アジア遊學》56號, 2003年
我們一方麵認為自己能夠將十五年研究中得到的不少新見解帶給學界，另一方麵，也深切感受到在撰寫構成本書的諸論文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絕不在少數。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通過嘉定縣這個具體的縣的曆史，弄清楚一些曆史過程、地域性，那麼怎樣使其對江南其他地域、江南以外的地域分析有所助益才比較恰當呢？在本書對嘉定縣專業市鎮形成過程的分析中，並不隻是將其放在市場形成、發展這一所謂經濟理性的視角下審視，還特別從僅適用於嘉定縣內個別地方的折漕這項征稅製度的變化中尋求原因。本書分析視角的有效性和界限都集中於這一點。本書主要關心的是製度和地域社會間的相互滲透關係，也就是對垂直關係的分析，在這一計劃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時，也不可否認對地域社會間“橫”的關係之分析則成果較少。無論是共同研究還是筆者各自的個人研究，從江南地方地曆史中選取特殊事例，挖掘從來幾乎不為人注意的史實，由此出發，進一步從事比較抽象的地域性探究將是今後的課題。
最後，本書的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對此我們想表達些許的謝意。森正夫老師為本書惠賜序文。我在本科生時代閱讀了森老師編寫的《江南デルタ市鎮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這成為我立誌從事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的契機；在賦役製度和地域社會的關聯性方麵，吳滔兄也從《明代江南土地製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 1988年）中獲得了很多啟發。森老師長年引領明清史、江南地域史研究，
並提出了在日中明清史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地域社會論”，
能夠得到他的序文實在是無上的光榮。這是我們首先要衷心地表示感謝的。接下來，我們想對複旦大學的樊樹誌教授和侯楊方教授長年以來的指導和友誼表示感謝。1993年到1994年，我在複旦大學做交換留學生之時，在樊教授的明清江南社會史研究等一係列課程中受到熏陶，吳滔兄也在複旦大學的博士生課上以及博士論文評審中得到樊教授很多指教。我們兩人自學生時代就與侯教授相識，一有機會就從他那裏獲得有用的建議。而且，特別要提到的是，2002年吳滔兄和我的史料調查就出自侯教授的提議。複旦大學“校友”的共同作品，這一點或許可以作為本書的第四個特點舉出來。如果把以上這些看作本書的“起點”的話，那麼這幾年間，從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和劉誌偉教授處得到的很多指導則可以說是催生本書這一“終點”的契機。我們兩人都參加了科大衛教授主持的AoE項目，在毫無顧忌的討論中他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在田野中解讀文獻方法的重要性。本書的第五個特征就是它是在“華南學派”的影響下成型的。在撰寫作為本書基礎的論文時我們得到很多方麵的熱情的教導，雖然我們無法逐一列舉，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佐藤仁史
2014年1月，於向名古屋行駛的新幹線車內
本書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新世紀優秀人才計劃
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批準號14JJD770015）
資助
嘉定縣事
——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
吳滔佐藤仁史著
·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嘉定縣事：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 / 吳滔，佐藤仁史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218095653
Ⅰ. ①嘉…Ⅱ. ①吳… ②佐…Ⅲ. ①區（城市）—社會史—研究—上海市—14世紀20世紀Ⅳ. ①K2951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93727號
JIA DING XIAN SHI 14 ZHI 20 SHI JI CHU JIANG NAN DI YU SHE HUI SHI YAN JIU
嘉定縣事：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
吳滔佐藤仁史著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瑩
責任編輯：餘小華錢豐
裝幀設計：厶介
責任技編：周傑黎碧霞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址：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10號（郵政編碼：5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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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號：ISBN 9787218095653
開本：889mm×1194mm1/32
印張：10875字數：240千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價：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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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森正夫日本著名曆史學家，日本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原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校長，原日本名古屋大學副校長。
（一）前言
吳滔和佐藤仁史兩位共同出版了《嘉定縣事——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
這裏所說嘉定縣的範圍大體相當於今天上海市北部的嘉定區和寶山區。南宋嘉定十年（1217），昆山縣東部五個鄉被割出，在平江府下麵設立了嘉定縣。明弘治十年（1497） 其西部兩個鄉被割出作為太倉州，清雍正三年（1725）其東部被劃出成為寶山縣。本書以明代剛創立的洪武二年（1369）至清雍正三年（1725）之間較大範圍的嘉定縣作為研究地域範圍，以明初至民初，也就是1360年代末至1910年代末大約五百餘年作為研究時間範圍，討論了14世紀到20世紀初的江南地域社會史。
根據吳滔的《緒言》和佐藤仁史的《後記》，兩個人在1998年8月“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同一組報告，互相評議，“因研究嘉定地域史的共同誌趣而結識”（吳滔語），共同關心著“江南的基層社會、特別是以市鎮為核心的領域性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佐藤仁史語）。兩人在這十年來，參加以太田出為代表的日本文部科學省科研費項目“清末民國江南三角洲市鎮社會結構變動的基礎研究”，參與太田出、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社會の曆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及佐藤仁史、太田出、稻田清一、吳滔編《中國農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水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東京：汲古書院，2008年）的執筆，持續進行共同研究。兩人在這一過程中坦率地交換意見，不斷互相啟發、互相學習，分別發表單篇論文。這些論文中吳滔2007年以來發表的5篇和佐藤仁史1999年以來發表的4篇集合成為本書。
筆者在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時，與名古屋大學的5名同僚一起編寫的《江南デルタ市鎮研究——曆史學と地理學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於1992年出版。此後，應慶應義塾大學的山本英史兄之約，以上述汲古書院出版的兩冊書為對象，發表了介紹學界動向的《中國史研究における實地調査の新たな展開——清末民國期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史學》第78卷第1、2號，2009年）。此次，吳滔、佐藤仁史兩位請我為本書作序，但是讀完朝氣蓬勃的兩位的力作本身已非老朽身體和心力所能，僅能寫一篇粗陋的小文完成責任而已。
吳滔的《緒言》詳細記載了本書的問題關心和方法，每篇文章文末的小結記載了六章及兩個附論的內容，佐藤的《後記》記載了研究的全過程，依據的基本資料和中文、日文、英文論著在征引文獻中也有詳細的記述，這些都毋庸贅言。征引文獻非常細致周到，我吃驚地了解到許多中文、日文、英文論著，獲得了今後學習的線索。
下麵記下作為一個讀者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二）作為全書主線的賦役財政製度變遷——第一章問題的提出
這數年間，
無論是各自單獨發表相關論文，還是將這些論文進一步“整合入”本書，吳滔和佐藤仁史始終傾注並關心的主要問題，
“均是從仔細研讀地方文獻出發”。在此重要的問題是，如（一）所言，在從14世紀到20世紀初的時間範圍內把握嘉定縣總體曆史的這個前提下，基於“把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在嘉定乃至整個江南的曆史脈絡下作一直接呈現”的研究態度，“仔細研讀地方文獻”。這並不是毫無計劃的涉獵“地方文獻”，盲目地東一本西一本地找書看。關鍵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就是吳滔和佐藤仁史兩人所說的“貫穿全書最重要的一條主線是賦役財政製度的變遷”。首先，我想談一下這條主線。
不過進入正題前，作為前提，筆者打算首先將自己關於明代江南三角洲“賦役財政製度”的基本認識簡要地作一介紹。這個基本認識就是以自己從1960年代開始的研究為基礎並於1988年在日本刊行的《明代江南土地製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預計2014—15年會出版中文版。
拙著是吳滔和佐藤仁史兩位合作研究開始以前的舊作，雖然它的內容陳舊，卻是筆者理解兩位研究不可欠缺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請原諒我下麵即將談到的內容。
明朝建立後定都南京，15世紀初遷都北京。江南的蘇州府、鬆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嘉興府和湖州府負擔了大部分稅糧，伴隨著遷都，這六個府需要向北邊國都附近的倉庫運送稅糧，運輸距離大幅度延長。擔負著運輸繳納稅糧義務的農民的負擔一下子增加了，明代江南的稅糧征收製度被極大地破壞，對王朝國家的運作構成了巨大威脅。
宣德五年（1430），周忱被任命為總督南直隸下屬蘇州府、鬆江府、常州府和鎮江府稅糧的巡撫，自正統六年（1441）年起兼管浙江下屬嘉興府、湖州府。他在七個領域進行了稅糧征收製度的綜合改革，重建製度。
15世紀前期江南稅糧征收製度綜合改革的主幹內容包括：
①削減每畝官田的稅糧征收正額；②稅糧附加負擔的定額化、定率化，實施加耗例（均征加耗例）；③稅糧一部分用銀和棉布折納，實施折征例。關於③，除了宣德年間（1425—1435）的同時代資料以外，還使用了大約正德七年（1512）刊刻的《鬆江府誌》、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刊刻的《嘉定縣誌》、萬曆三十三年（1605）刊刻的《武進縣誌》以及珍貴的同時期資料《周文襄公年譜》
（木刻線裝本），內
有天順二年 （1458）吉安府儒學教授鄭鋼的序，嘉靖六年（1527）鬆江府華亭縣人顧清的重刻序，光緒十五年（1889）武進縣人陸鼎翰的校補後序。
所謂③折征例，就是將一部分本來必須以本色即實物米穀繳納的稅糧，改用折色即銀、棉布折納的製度。首先，在鬆江府實行了“於重則官田上，照糧均派”。即對每畝稅糧征收額重的官田，按照稅糧額公平攤派。在蘇州府嘉定縣，“公見嘉定土薄民貧，而賦與旁邑等，思所以恤之，謂地產綿花而民習為布，奏令出官布二十萬匹，匹當米一石”。在常州府武進縣，“宣德間，巡撫周忱獨憐〔武進、宜興〕二縣糧重，奏乞……官布捌萬匹，每疋折米壹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