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你看這匹老馬
《三套車》，一個體製的挽歌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有人在唱著憂鬱的歌……第一次聽《三套車》，是在1998年深秋。隻是，唱歌的不是那趕車的人，而是一位叫葉琳娜的俄羅斯美女。正是“碧雲天，黃葉地”，卻不是一個談收獲的季節。我們眉山地區經貿代表團一行8人，在團長黃峰率領下，考察剛從蘇聯解體中獨立的俄羅斯。任務是明確的，與莫斯科克林斯基區洽談，建立友好區際關係。我卻多了一份心眼，何不乘機了解一下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為我們步履維艱的國企改革提供些借鑒。飛機從我國新疆出境，一直向西北而行，越過廣袤的黑土地，把靜美的山川河流，還有一片片無邊的白樺林拋在身後，然後平緩著陸，把我們送上異國他鄉，開始了一段好奇之旅。先後到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經過沙皇夏宮的流連，荷蘭灣的望海，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的睹物神傷，瞻仰了莫斯科紅場的聖火，感受了列寧墓的蒼涼，此刻，我們正漫步於美麗的伏爾加河畔。時值深秋，莫斯科雖還不是冰雪覆蓋，卻已有了明顯的涼意。幹涼的風，不知從什麼地方吹來，不留意就吹進了領口袖口，貼著皮膚滿身亂鑽，一股幽幽的涼，便浸入心裏，禁不住打了幾個噴嚏。明媚溫暖的陽光，把天空裝扮得清爽而亮麗，雲被高高托起，飄逸或聚集。不知誰突然冒出一句：“喂，琳娜，你會唱《三套車》嗎，那歌唱的就是這伏爾加河畔呀。”琳娜也不推托，驕傲地回答沒問題沒問題，如果不會唱就不是俄羅斯人了。話音剛落，歌聲即起，輕婉，淒美，憂傷。先是俄語，接著是中文，充分展示了她留學北京大學4年的語言優勢。我隻顧眼前，隻顧陶醉於歌聲的優美抑揚裏，並沒有注意到裏邊深藏的憂鬱和傷感。也許，穿過百年塵煙，這首歌裏隱忍的憂傷早已沉澱，或被歲月風幹成一種符號，伴隨一個民族的滄桑曆史，隱匿於歌聲那優美的韻律裏，非一般人隨意可以捕捉和理解。理解是在此後，在考察了克林斯基化纖公司之後。克林斯基作為莫斯科的一個直轄區，與我們北京的區差不多。準確地說，應該是我們像他們。我們舊有的機構建製和企業製度，本來就是一切照搬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模式。1992年，戈爾巴喬夫宣告共產主義的試驗在蘇聯失敗，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改革上推行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具體說來，就是在政治上全麵推行西方式民主，在經濟上全麵推行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將整個國家體製置之死地而後生。私有化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大私有化，即對關係國計民生的資源性產業和重要的基礎產業，實行股份製經曆一場脫胎換骨的破產，這裏的許多方麵仍殘留昔日痕跡。（張新華 攝影）改造，一般由國家控股；另一種是小私有化，即對一般競爭性產業和中小企業，實行以股份製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和公司製改造，有點類似於我們的“抓大放小”。顯然，克林斯基化纖公司，屬於小私有化範圍。冷清，懶散，漫不經心。這是我們來到克林斯基化纖公司的第一印象。是的，冷清，懶散，漫不經心。沒有想象中的熱火朝天，那種變革體製，解放生產力後的生氣和熱火朝天；沒有我們在《東方紅》史詩中感受到的“解放區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區的人們好氣派”那種豪邁喜悅氣氛。不僅在這個剛完成變法的公司，甚至在整個俄羅斯，我們都是這樣的感受。隻有在海關邊檢時，準確地說，是在我偷偷塞給美麗的驗關官員10美元後，才看見一絲鮮活的生動。我們同行的老李，則因這個小小的疏忽，被生硬地叫到旁邊，將行李翻了個底朝天。改製前的克林斯基化纖公司，叫國營克林斯基化工廠，是一家計劃經濟時的國有中型企業，現在則是小私有化的“作品”。按理，是不該如此冷清的。公司主要生產化纖紗和產成品，或者說叫輕工產品。這樣的產業，這樣的冷清，在冷戰時期，在過去長期的以重工，特別是以軍工為寵兒的軍備競賽階段，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在此刻，在柏林牆早已被推倒，整個東歐國家都在追求溫飽的時候，明顯不合時宜。改革中，這個企業的5000餘名國有職工，每人分得約5000股股份（每股1000舊盧布），以資產換取了職工身份；其餘資產，則按市場價格和自願的原則，賣給了個人。同時，企業還保留了5%的國有股。現在看來，這5％的象征意義，也許大於實際意義；它背後折射的，應當是一種暫時割舍不了的念國情緒。改製後，企業完全按市場規則運作，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業董事會成員按股份確定，經營管理者由董事會聘任，政府不再任免。應該說，就當時而言，這樣的改革已走在我們前麵。我們現場考察時，該公司剛進行完改製。廠長給我們考察團成員每人送了一份禮品，就是他們生產的長筒絲襪，化纖與棉混紡的，質量一般。導遊說，這已是厚禮，當時的俄羅斯，輕工產品奇缺。有點感動。隻是不知這是對我們遠道之客的熱情，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潛規則慣性。在國內下廠，這種事總是常見，名稱是產品宣傳推廣或品評指導。經曆一場脫胎換骨，這裏的許多方麵，仍殘留有昔日痕跡；生產、經營、管理、市場、職工、產品等，尚未走上市場化正軌；從政府、企業領導到職工，似乎並沒有表現出生產力解放的激情與希望。相反，他們的臉上布滿了一場大動蕩之後，前程未卜的疑慮與憂鬱。聯想到我們正在全力推進的國企改革，情緒被現實拉長，我心裏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思緒又回到伏爾加河畔，葉琳娜的歌聲又縈繞於耳際——你看那可憐的老馬今後苦難在等著他……曆史繞了二十年我國以國企改革為重點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早在1985年就正式拉開帷幕，其標誌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當然，改革的衝動與發軔，還要更早。不由得想起20多年前的農村包產到戶。雖然，那場發軔於安徽農村的改革，已離我們漸行漸遠，但曆史繞了一圈，仿佛又繞到跟前。一切是如此驚人地相似。不信，我們可以稍一舉步，踏入曆史，走進那晚的“黃花會議”。那時可不比現在，雖然“文革”結束了，但“左”的幽靈並沒絕跡，人們的觀念還停留於從前。三中全會決議上的“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不可能不讓人們感到，改革雖可行，但還有一個不可逾越的坎。我相信有點天意，或許是老天的成全，不忍心再看見一個飽經滄桑、災難深重的民族再這樣繼續挨餓。就在此前那個夏天，老天給這裏安排了一場罕見的大旱，讓莊稼枯死，人心動蕩，政府無法收拾。中晚稻絕收，秋種種不下去，來年的饑荒迫在眉睫。不能坐著等死！於是，有了那晚的密謀。1978年9月15日晚，安徽無為縣肥西山南區黃花大隊的20餘名黨員，秘密聚集在一起，召開了那次“離經叛道”的會議。議題隻有一個：如何多收點糧食度過饑荒；解決之道則是：把地“借”出去分給村民，包產到戶，責任到人。殊不知，這一“借”一“包”，就創造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曆史。“不能坐著等死，要度過饑荒！”這振聾發聵的呐喊，樸實，堅定，摧枯拉朽。隻是，此時發出這樣呐喊的不是農民，而是國企，來自我們國體政體賴以立身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國家統計局關於國企“三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微利）的殘酷現實，擊碎了改良主義經濟學家們一切美好的夢囈。人們越來越明白，要救國企於危難，必須脫胎換骨，徹底變法，從根本的產權製度、管理體製、運行機製和職工身份上解決問題。修修補補的改良是行不通的，比如糾纏了十多年的減稅讓利、擴大自主權、政企分開……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人為的禁忌一旦被打破，回歸規律，就成了一種難以違逆的大勢。再高的圍牆，也禁錮不住放飛的思想，再深的四合院，也阻擋不了越洋而來的春風。改革注定了成為整個僵化體製的洪水猛獸和掘墓人，從農村蔓延到城市，從農業滲透到工業和整個城市經濟體係。猶如春暖花開，隻是時間問題，而不是可不可能，可不可行的問題。此時，理論的先行似乎顯得更為迫切。就像農村的春播秋收冬藏，需要24節氣指引。兒時就經常聽父親念寒露胡豆霜降麥，說的是播種。雖然，離改革開放中第一場思想大解放運動——1977年開始的那次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過去整整10年。但是，堅冰還沒有完全打破，航線也還沒有完全打通；許多市場經濟中的常識，還被不少人視為改革中不敢逾越的雷區；每一次的突破，都總是磕磕碰碰，而非一帆風順。比如計劃、所有製，比如股份、資本，比如企業中的黨組織，還有工人階級，這個國家體製的主人，等等。畢竟，幾十年了，整整兩代人啊，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就是那些主義、經典、原則，那些與老祖宗的本意相差甚遠的東西。當一種常識被妖魔化後，可能白開水也會變味。但是，既然春天來了，禾苗還不發芽嗎？童年在鄉下，我曾親眼目睹一株幼小的巴地草，撐開一冬凍土。當時，我震驚了，真的不可理解。那麼孱弱，那麼稚嫩，甚至不堪指尖，怎能與強大的凍土層抗衡？現在想通了，那是大道之理。此刻，正是大道顯靈，在中國這片千年凍土上發威的時候。也許是宿命，也許是必然，革命總是與新生結緣。幾位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接受資本主義十惡不赦教育，正就讀於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學生首先發難，發表了轟動一時的《中國金融改革戰略探討》，公開倡揚在中國發展股份製和證券市場。接著，國家體改委於1984年4月召開經濟體製改革座談會，旗幟鮮明地指出，股份製應當成為城鎮集體企業和國有小型企業的主要組織形式，並允許職工投資入股分紅；同年7月25日，中國第一家股份製公司，在幾乎與共和國同齡的全國聞名紅旗單位——北京天橋百貨破繭而出，轟動冰封的中國企業界。國企變法的大潮，以從未有過的破竹之勢，席卷中國。這一切，顯然為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和實踐基礎。這就不難理解，這次全會為何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且對此前的股份製探索與試驗給予充分肯定。然而，沒有想到的是，早早起步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遠沒有農村改革那麼單純、順利，不是三五年可以解決的，前進的旅途是如此艱難曲折。改革的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從決策層到操作者，似乎都猶抱琵琶，謹遵“摸著石頭過河”的神訓。沒有誰敢像農村改革那樣，一下把田地包到一家一戶。信號燈熄滅了，火車仍在掙紮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