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
周恩來提出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方麵有決定性的因素”這兩個著名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全麵社會義建設時期製訂知識分子政策和科學技術政策的根本依據，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加強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後
周恩來急切地感到：“人才缺乏，已經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
最困難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國民經濟形勢的好轉，各項建設的開展，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後，時時處處都碰到一個躲不開的嚴峻問題，這就是建設人才缺乏，尤其需要知識分子積極參與，並且需要不斷地及時提出解決知識分子有關問題的具體政策和辦法。
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政府總理的周恩來，對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貫給予了高度重視。多彩的曆史周詳地記載了他的曆史功績。
早在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上作《建設與團結》的報告時，他就明確提出：我們國家的“方向和目標是確定了”，這就是要“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但我們是在舊中國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破爛攤子上進行建設，首先必須醫治好戰爭的創傷，恢複被破壞了的工業和農業”。恢複工作“不可能百廢俱興”，隻能先從興修水利、修築鐵路、製造化學肥料這幾項工作入手。“單說這幾件大事，都需要科學家的努力。現有的專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夠。”
一年後的1951年8月22日，在來自全國各條戰線的18個專業會議和政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報告會上，周恩來又指出：現在，“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隻要我們的工作開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是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一個困難，也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從1952年7月開始，周恩來以很大精力參加研究和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搞五年計劃，他更感到建設人才缺乏的問題。到1955年底，以農業合作化為先導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興起，預示著全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將到來，而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將進入有更多的建設項目要鋪開的關鍵性的第4年。各種人才匱乏問題顯得更加突出、迫切和尖銳了!
周恩來曾在20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兩次到歐洲，親眼目睹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在30年中給西歐人民的物質生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這樣，使他更清楚地認識到作為利，學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周恩來告誡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需要知識分子的參加。”“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麵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尤其需要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的社會曆史條件，為知識分子大顯身手提供了優越的用武之地。
建國後的幾年時間裏，知識分子通過積極參與各項政治運動的實際鍛煉和政治理論的學習，可以說，他們的政治麵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從新中國建設事業的迅猛發展中看到了在舊中國無法見到的與自己命運緊密相連的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產生了強烈的為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服務的內在動力。同時，知識分子的業務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趙忠堯、王淦昌、唐敖慶、汪德昭等許多身居海外的知識分子，也滿懷愛國熱情，毅然決然地放棄在國外的優越工作條件和豐裕的物質生活，排除重重阻力，奔向祖國，為建設新生的古老中國盡心效勞，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作出了傑出或重要的貢獻。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最充分地發揮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各個領域中的作用，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而緊迫的問題。但是，這時中共黨內卻嚴重存在著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在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政策的過程中，不少地方出現要求過高過急、不實事求是、不尊重知識分子的問題；在許多人中間還流行著“生產靠工人，技術靠蘇聯專家”的不正確思想；有的則對知識分子抱有一種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們當作“異己分子”，利用種種機會加以壓製和打擊。對此，中國民主同盟也反映了類似的一些情況。以後，在民盟中央宣傳部部長費孝通先生主持下，整理了關於高級知識分子情況的一批材料，送給中共中央統戰部。這批材料經統戰部分類整理後，他們把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六不”：“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隨即，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周恩來彙報了這6個方麵的問題。
這樣，召開一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已經非常必要。
中共中央采納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麵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過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設想的周恩來，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彙報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並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麵負責人會議，進行商討，決定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不失時機地在全麵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到來的曆史轉換關頭，即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麵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同時，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參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10人領導小組，下設強有力的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
列寧曾經說過：“事實是我們政策的基礎。”為了摸準情況，籌備工作一開始，周恩來首先抓了全麵調查知識分子情況，認真收集、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材料的工作。
1955年11月下旬，周恩來邀請中國科學院、北京市部分大學等具有代表性、知識分子多的一些單位的有關人員座談，進行調查研究，並詳細研究了北京市26所大學中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各方麵情況。同時，他指導10人領導小組對統戰部、北京市已經上送的調查材料加以分類整理和分析研究，寫出了解決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社會活動過多與兼職過多、待遇問題、發展黨員問題等11個專題報告。
周恩來還認為，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是一支調查研究和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基本力量。為了發揮這支力量的作用，11月2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座談會上，專門布置了各地如何開展調查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工作，要求各地在12月下半月先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他還指示各地也像中央這樣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認為“這樣可以上下通氣，收集材料，研究問題，便於黨領導這項工作”。當天，他又召集中央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布置了這項工作。
為了更好地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解決知識分子問題，11月30日，周恩來進一步責成10人領導小組繼續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知識分子的基本觀點、中共中央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基本觀點等12個方麵，更加係統地全麵地整理和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努力從宏觀與微觀、正麵與反麵等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調查研究知識分子問題，以此為製訂正確的新的建設時期的知識分子政策打下堅實基礎。
經過緊張而有節奏、得心應手和科學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對知識分子的現狀和中國同世界科學技術水平的現狀有了更深刻了解以後，周恩來在12月17日、19日兩次約胡喬木到西花廳，商．談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起草問題，就起草報告的指導思想、稿子的結構、基本內容和重點提出了係統意見。
由於起草報告稿的目的和思路明確，可資參考和利用的材料麵多量廣，質量比較高，加上胡喬木對這一類報告的起草駕輕就熟，因此到1956年1月上旬報告初稿就已寫成。6日，周恩來召集中央10人領導小組會議討論修改報告稿。隨後，他一遍又一遍、一絲不苟地，逐段、逐句、逐字地對稿子進行推敲和修改，並增寫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修改一直持續到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的這天淩晨。當他寫下“印1千4百份周恩來1、14”的批示後，才放下已經緊握了數個小時的毛筆，躺到床上，讓疲憊的身體和倦乏的雙眼得到短暫的休息。
報告數易其稿後，稿子的邏輯性更強了，思想理論觀點更突出了，內容更加充實、準確和全麵了。
周恩來提出兩個著名思想，成為
黨領導和加強知識分子、科學技
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1956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
懷仁堂建於清光緒13年(1887年)，原名為佛照樓，緊靠中南海西口。新中國成立後，這裏專作黨和國家重要會議的會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國務會議都曾在這裏舉行。
這次會議規模宏大，出席會議的1279人濟濟一堂。他們中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懷、彭真、張聞天、鄧小平、陳毅、羅榮桓、李富春、徐向前、賀龍、蔡暢、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和27個省轄市市委書記或副書記，以及這些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所屬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負責人；全國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機關、設計院、廠礦、醫院、文藝團體和軍事機關黨組織的負責人。
當這天的會議主席劉少奇宣布大會正式開幕後，周恩來便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第一次把知識分子問題、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上下都要關注的一項基本工作，鄭重地提到了全黨麵前，並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闡釋和論證。
周恩來列舉雄辯的事實，說明“我國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6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確提出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
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周恩來有針對性地合乎邏輯地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麵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作出在知識分子中大量吸收黨員的計劃，爭取“在1962年做到黨員占高級知識分子總數的1／3左右”。
在報告中，周恩來對世界現代科學技術的特點和它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給予了深刻的分析，並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和利用科學知識”。“隻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條件……在和平的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戰勝帝國主義國家”。
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周恩來又遠見卓識地提出了“科學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方麵有決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實際上，這就是說，誰想在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軍事鬥爭中取得主動和贏得勝利，誰就必須依靠在科學技術上的優勢做基礎。因此，科學技術對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盛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周恩來提出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方麵有決定性的因素”這兩個著名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全麵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製訂知識分子政策和科學技術政策的根本依據，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加強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工作的指導思想。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就此止步。在這兩個著名思想的指導下，他把報告的重心放到闡明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具體政策和措施上，放到闡明如何大力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戰略考慮和規劃上。
對此，周恩來強調要堅決摒棄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主義傾向，消除讓他們學非所用和閑得發慌的“浪費國家最寶貴的財產”的現象，並提出了“最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力量”的3項措施：
“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
“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
“第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確定和修改升級製度，擬定關於學位、學銜、發明創造和優秀著作獎勵等製度。
在上述措施中，周恩來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問題。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問題，就是我們要尊重這些知識分子。”所謂尊重，“是要尊重他們那個知識”，“尤其是向他們學習”，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運用其知識，哪怕是一技之長。他說，這樣做，對於國家的各項建設，對於國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對他們的使用應做到“用而不疑”。正是從這個認識出發，周恩來在報告中批評了對知識分子所采取的敬而遠之的作法，認為“這樣，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
周恩來把向知識分子學習，同他們交朋友，作為信任和支持知識分子的一項基本內容，身體力行，努力實踐。1988年底，筆者訪問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時，他感慨萬千地回憶說：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一直和知識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識分子的朋友。一方麵我們對周總理很尊敬，很愛戴；另一方麵，我們又覺得在他麵前無拘無束，可以無話不說。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周總理懂得知識的真正價值，非常珍惜它。他尊重知識分子，注意傾聽他們的意見尤其是逆耳之言，時刻關心他們的疾苦。這樣，他和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語言，就必然地會進行心靈的溝通和交流了。
1992年初，著名作家老舍夫人胡絜青在《巨人的風格》一文中，深有同感地寫道：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裏，找不到強加於人，找不到強迫命令，找不到“我說了算”。他永遠以商量的口吻說話。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緊。
這便是周恩來!
這便是周恩來的魅力!
有這個魅力，多大的藝術天才也對他五體投地，心悅誠服地跟著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興，服服帖帖。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高度重視提高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問題。他在1955年11月就曾指出：我國知識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現狀，應當說，“比抗戰時期好”，但“比抗戰前差”。就整體情況看，“比舊社會穩”。如果同政府官員的工資比較，現在除極少數教授的工資同司局長差不多外，其他的隻相當於副司局長甚至更低。這都是因為等級製度和平均主義傾向影響的結果。因此，知識分子的工資一定要調整，其中有特殊貢獻者的工資還可以超過國家主席。這件事將由中央直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