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朝清供祈吉祥
農曆的正月初一，古人稱為“元日”、“元旦”，這是一年光景的新的開始。又因它是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這一天也稱作“三朝”。正如宋人宋祁所雲：“故歲時光漏中去，新正甲子卷中開。”（《甲申首歲》）
新歲開端，誰不希望有個吉祥和瑞的氣氛呢？在古代，無論宮廷和民間，都往往在陳設器物上，力圖表達這種心思。唐人楊巨源在《元日呈李逢吉舍人》一詩中說：“華夷文物賀新年，霜杖遙排鳳闕前。一片彩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稱觴山色和元氣，端冕爐香疊瑞煙。共說正初多聖澤，試過西掖問群賢。”而文人墨客，更有其精巧構想，在案頭擺上古瓶古尊古盆，在裏麵插上時令花草，再配以應節的吉祥物件，以揭示迎春賀春、祈福迓祥的美好心情。這種設置，稱之為歲朝清供。其實，就是一種以插花藝術為主體的環境藝術。
插花藝術在我國起源於六朝，盛行於唐宋，普及於明清。《南史》中說：“有獻蓮花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插花藝術先萌生於佛寺，而後才浸漫到宮廷和民間，漸漸形成風氣。而文人墨客對此更是津津樂道，講究情趣，營造意境，並撰寫了許多專著，如明代袁宏道的《瓶史》、張謙生的《瓶花譜》等等。
雅室清供，因不同的時令而異。歲朝清供自然供奉的是冬末春初的花草，配以最能表現此一節令及主人心緒、誌趣的物件，組合而成，陳設於案頭，營造送舊迎新的氛圍。
著名作家、翻譯家、盆景專家周瘦鵑，每逢春節，必精心設計歲朝清供之物。在《歲朝清供》一文中，記述了他在抗日戰爭時避居皖南一個山村裏，逢春節，“找來了一隻長方形的紫砂淺盆，向鄰人借了一株綠萼梅，再向山中掘得稚鬆小竹各一，合栽一盆，結成了‘歲寒三友’”。1955年春節，周瘦鵑的歲朝清供更是瑰麗多姿：“以梅、蘭、竹、菊四小盆，合成一組，供在愛蓮堂中央的方桌上，與鬆柏等盆景分庭抗禮。梅一株，種在一隻梅花形的紫砂盆中，含蕊未放，花雖稀而枝亦稀，幹雖小而中已枯，朋友們見了，都說它是少年老成。蘭一叢，著花五六朵，已半開，風來時幽香微度。竹是早就種好的。……菊是小型的黃色文菊，插在一隻明代甌瓷的長方形淺盆中，灌以清水，伴以蒲石……此外有天竹、臘梅各三四枝，用水養在一隻長方形的大石盆中，支以紅木高幾，落地安放。臘梅之下，放著一塊橫峰大層岩石，更有紫竹一小株，從石後斜出，倒影水中……在這大石盆前，著地放著一個臘梅盆景，老幹虯枝，足有六七十年的樹齡，今年著花不多，已在陸續開放，色香都妙。”
周瘦鵑還在《獻花迎春》一文中，介紹了他1962年春節所做的歲朝清供，由“一個年過花甲的臘梅盆景”，再挖了地植的雙幹老梅“旁生的一小株種在一個橢圓形的白陶盆裏，再加一株小鬆，一叢細竹，等不及春梅開放，就先讓它們結成歲寒三友，而作為迎新清供”。
這些歲朝清供，不但給人以美麗、祥和、歡樂的感受，同時還體現了製作者高雅的審美情趣和深厚的文化素養。
記得數年前的一個春節前夕，我在湘潭謁訪過一位八旬高齡的湘軍後裔的家，當時他在書房的案頭，陳設出一組歲朝清供：古瓷瓶裏插著一正一斜兩枝臘梅；旁邊有一盆生苔的山石，山石邊長著一叢水仙，上綴金心白瓣的花朵；在瓶和盆之間，隨意擺放幾隻通紅的柿子和一掛金黃的佛手。整個構圖疏密有致、色彩協調。我看了後，不禁連聲叫“好”。
歲朝清供，所羅列的物品，當然是有忌諱的。總體要求，無論物品的名字、內蘊、形狀、色彩，都必須是美的、善的、吉利的。像果品中的佛手，與“佛”結緣；橘子的“橘”，諧音為“吉”。假如此中要擺上某種樂器，以增添高雅的氣氛，也絕不會選擇磬，因“磬”與“罄竹難書”的“罄”同音，即為“盡”義，自然是不吉利的。在插花中，當然可選擇臘梅、紅梅，其枝可直可斜，但絕不選用枝幹斜下而垂的，“倒梅”與“倒黴”同音，這是不祥之兆。
即便是要放置一盆水仙，盆中養水仙的石子，也有應守的規矩。養水仙選用的石子，越普通越好。不要為顯示富豪和闊綽，選用名貴的雨花石、瑪瑙蛋子、五彩石子或玉石。因為，“水仙花取義於‘潔身自好’，是個屬於‘清供’的東西，根兒底下太熱鬧了，可就違忤了本意了。再者這也是喧賓奪主，反而不美”（王敦煌《吃主兒·聞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