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仁
這句讀來有些別扭的題目，是文學巨人高爾基說的。近讀戴子的短篇小說集《折射的光斑》和《嬗變》，不僅使我對這句文學警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看到了一個作家應有的品質、責任和擔當。閱讀這兩部涓涓細流，如數家珍的作品，似乎聽到鏗鏘的曆史足音，看到不同時代、不同人群萬花筒般的生活，體會到人生百味。
我國三十多年的改革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麵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正在複興道路上高歌猛進的中華民族，需要更好更多謳歌時代巨變的經典作品，多元化紛繁的生活，以及更加多樣的群眾訴求，也在呼喚真正能夠貼近實際、貼近生活的優秀作品。戴子的這些作品正是著眼於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抒寫了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反映了他們的喜怒哀樂和命運的沉浮，形象而生動地展現出時代特征。
福克納說：“昨天並沒有過去，它在今天還活著，並且向未來延伸。”契訶夫說：“最優秀的作家都是現實主義的，按照生活的本來麵目描寫生活。”戴子筆下《漁村落日圖》中的遠征軍老兵紀永年，雖然屢經坎坷，麵對商業利益的誘惑，依然保持著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民族浩氣。《夢紅血紅》中的雲南知青齊紅兵，經曆都市的枯燥平庸後，懷著理想主義的崇高誌向，再度參加緬共遊擊隊。獨辟蹊徑的選材，跌宕起伏而又蕩氣回腸的故事情節，你會感悟到一個個主人翁那拳拳赤子之情和強烈的曆史責任擔當。
我以為，文學即人學。這種人是現實中的人，是每一個讀者身邊的人。一部偉大的作品，必然具有活生生的、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列寧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就一定會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麵。”小說中，戴子沒有編造虛幻迷離的情節，沒有概念的圖解，也沒有無病呻吟。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讀者會產生似曾相似之感。《寒冬的誤會》中的令狐權，一個知青中典型的混混，他的遭遇，折射出當年遠在異鄉的無數知識青年的不幸和無奈。《象牙塔在傾斜》中的青年知識分子曹然，正是1984年下海經商熱中多數人的落寞縮影。而在《哭泣的葉兒粑》《姐妹花》《城裏城外》《嬗變》等篇中，我們不僅看到物質需求對傳統道德、親情和友情的侵蝕和衝擊，還可以看到作者的迷惘和思索。
作品中我們也看到，《夕陽西下時候》裏為愛情而臥軌的阮青，“酷夏”中因為蒙昧的衝動而身陷囹圄的龐建明，《府河水滔滔》中走投無路的桑葉紅，甚至《一無所有》裏立誌寫作的孟遠，《快樂的吉他》中精神失常的畢可一，《獵物》中最終由獵手轉而變為獵物的楚波。這些心酸的故事也許大家不願看到，但這些人物身上，不僅有清晰的時代烙印，還有他們所以成為悲劇人物的內在根源，也正是作者展示的現實生活複雜多變的另外一麵。現實生活中有喜劇，也有悲劇，而這些悲劇打下的是深深的時代特殊烙印。正如恩格斯所說，悲劇是“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
我也注意到，戴子這兩部小說不是大部頭，而是由若幹短篇集成，但每篇既獨自成章，又有所聯係。這種架構特點，可以使情節得到延伸，人物塑造更加豐滿，視角更加廣闊。美國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便是這種架構形式的傑出代表。戴子是成都人，他這兩部小說，都以成都市為背景展開，讀起來尤為親切。樸實的文風，簡練流暢的語言，也使作品可讀性極強。同時，作者在語言運用上也獨具匠心。作品以北方語係為基礎，適當運用俏皮的四川方言，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一些情節讀來不得不讓人捧腹。
我與戴子是文友。二十多年前，他是典型的文學“憤青”，常常因自己的作品變成鉛字而欣喜。那時他每年都能在多家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而使我們成為知己。沒想到許多年後，他還這樣“熱血”。他當過幹部、編輯，從事過“哲學社會學研究”，也經商辦企業。跨度較大的角色變換，給他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這是他的最大財富，他有理由珍惜，也應該珍惜。聽說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說集《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已經完成，背景以國企改革展開，表現在不可抵擋的改革浪潮中，無數國企職工的生活和命運。我們翹首期待。
“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戴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者，也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創造者。相信在今後的創作道路上能獨辟蹊徑，既能把準時代脈搏，又不斷豐富藝術表現形式，讓讀者看到結構更加嚴謹，人物形象更加鮮活，語言純度更高，無愧於人民和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本文作者係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