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對哪段印象深刻？”
“最近聽父親一直管理，對於韓非談論用嚴刑峻法整頓社會道德的那頓很是讚歎。”
趙嘉仁苦笑一下。在1世紀的美國上學工作，聞著據能聞出香甜的民主空氣，趙嘉仁成了嚴打的堅定支持者。他甚至非常不人道的認為，從生物學以及社會學角度，要是每十年能夠誅殺社會上萬分之一的熊孩子和熊大人，這個社會的風氣和局麵就會大大提高。至於為什麼會這樣，韓非子在《五蠹》裏麵早就講的清清楚楚。
韓非寫道：現在假定有這麼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並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於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拿了父母的慈愛、鄉鄰的幫助、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麵的優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卻始終不受感動，絲毫不肯改邪歸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著武器，依法執行公務，而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舊習，變易惡行。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於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嬌縱，見到威勢就屈服的緣故。
就趙嘉仁所見的製度，隻要特麼一吆喝平等，就毫不例外的擁護罪犯權力，視普通勞動者對法治、安全等基本需求為無物。最令趙嘉仁惡心的，就是那些人反對進步，反對追求上進的道德。
當然，在網絡上也有些出身趙家的子弟認為，這是試圖依附上層的那幫走狗，試圖愚弄敏智，為他們的主子效力。因為趙家人受到傷害的時候，他們可以讓加害方受到超出法律量刑的嚴懲。而趙家人以及趙家人的子弟們犯罪的時候，保護罪犯的法律體係就可以讓那些犯罪的趙家人們輕鬆脫罪。
本來忍不住想給兒子講這個問題，趙家人還是忍住了。他繼續之前的思路，“不是這一段，是倒數第三段。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
韓非這段話的意思就非常具有管理概念。他講道：人們的習慣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開危險和窮苦。如果讓他們去打仗，前進會被敵人殺死，後退要受軍法處置，就處於危險之中了。放棄個人的家業，承受作戰的勞苦，家裏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過問，就置於窮困之中了，窮困和危險交加，民眾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們投靠私門貴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遠離戰爭，遠離戰爭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錢財賄賂當權者就可以達到個人欲望，欲望一旦達到也就得到了實際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擺在那裏，民眾怎能不去追求呢？這樣一來，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門的人就多了。
趙嘉仁最初搞《兵役法》，隻是一種簡單的模仿而已。既然這套兵役製度在G那艱苦的環境下能起到巨大作用，照抄就好。等仔細讀了《五蠹》之後，兩千多年前的韓非子一句‘放棄個人的家業，承受作戰的勞苦，家裏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過問，就置於窮困之中了，窮困和危險交加，民眾怎能不逃避呢？’
這一句話，已經把G兵役法的內在合理性講述的無比透徹。
趙謙皺著眉頭想了一陣，試探著問道：“爹，你的意思是忽必烈遇到的問題也是太多人不勞而獲麼？”
“哼哼！正是如此。”趙嘉仁對兒子的敏銳非常滿意。“那麼多牧民跑去忽必烈的直屬領地，他們作為一等人的蒙古人，蒙古大汗有義務讓他們避免饑餓。但是這些人又沒辦法有效勞動。當年忽必烈定都大都，靠的是壓榨漢人，並且南下搶掠來解決這個矛盾。當下忽必烈跑到巴格達，在各個方向上都打不開。如果這些人是分十幾年二十幾年到的巴格達，那還好辦。這些人突然到了巴格達，衝擊太大。”
趙謙恍然大悟，他笑道：“所以我大宋大量移民到中原，隻會讓大宋越來越強。大量蒙古人到了巴格達，隻會讓蒙古越來越弱。”
“所以這不是什麼智之士去扭轉局麵。現在的局麵是蒙古的製度保證不勞而獲，就是忽必烈隻怕都改不了這個製度。”趙嘉仁語氣中滿是感歎。太多太多國家，就是這麼滅亡的。明知是死路，照樣一路狂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