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曆史觀不同導致的對具體曆史看法的差異，造成了對史料理解的差別。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與對農民戰爭的看法。例如曹操這個人物，在《三國誌》中其形象就不佳，後世的封建正統論者大多把他當作一個篡權竊國的大奸賊。然而經過郭沫若等人的努力，曹操成了結束戰亂、統一中原的功臣，他逼迫漢獻帝的那些行為，雖然在史書中仍無改變，卻被解釋為合情合理的行動。關於中國農民戰爭的研究更能說明問題。舊的史書中總把農民起義視為盜匪行為，可在解放後的中國史學中，這些以前被視作盜匪的人，搖身一變都成了農民起義的英雄，甚至連張獻忠在河南、四川等地的胡亂殺人行為，也被視為對地主階級的鎮壓措施，或者被輕描淡寫地一掠而過，似乎張獻忠從未殺人，至少殺人不多。在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中，對於相同一條史料，由於對當時的社會性質看法不同，竟會出現截然相反的解釋。春秋時代的“國人”，在某些學者筆下都是奴隸。而近來的研究，似乎又說“國人”是春秋時代各城邦中的公民。因為前者要論證春秋時期中國是奴隸社會，而近人則欲論證春秋時代是中國古典民主的全盛時期。觀點不同，對史料的理解也大相徑庭。
透過這些事例，我們不難發現，世界觀對曆史研究的影響是何等巨大。因此，在從事曆史研究時，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不過，世界觀本身並不能代替細致入微的曆史研究。科學的曆史研究，必須是正確的世界觀與深入研究的有機結合。沒有深厚的基礎研究，世界觀本身是站不住的。此外，有些人的世界觀也許並不非常正確，但其寫出的著作包含著大量的具體材料，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不乏真知灼見，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對於這樣的著作，我們應實事求是地給予評價，不能因其總體世界觀不正確便將其棄之不顧。
在曆史研究中，世界觀和史料是最為重要的。但在它們之外，曆史研究還需要恰當的方法論。隻有運用恰當的方法，才能把史料有機地組織起來，為說明問題服務。作為一門綜合研究社會各方麵的科學，曆史學構成了所有社會與人文科學的基礎。但與此同時，社會科學研究又給曆史學的發展以巨大的推動。
當代世界似乎是一個分工十分發達的世界。工廠裏，工人們被分配在各個車間中，分別生產零配件或完成其特定的工序。有時在同一工序中，還有不同的階段，比如組裝汽車，有人負責安輪胎，有人負責上底盤，有人負責裝發動機，諸如此類，甚至還可往下細分。相應地在學術界，人們也按學科不同而被劃分成許多不同門類的專家，如物理學家、化學家、文學家、曆史學家之類。在這些領域中，人們很少相互交流。由於專業化的發展，隔行如隔山，好像也沒有辦法交流。不僅如此，在同一學科內部，人們還分出許多亞學科或分支學科，在分支學科之下還有許多專門的領域，在專門領域之中還可細分出許多不同的課題與方向，因此，現代社會中的專家便越來越多，通才越來越少了。事實上，由於研究的深入，人們已很難造就出像古典世界的亞裏士多德那樣的通才了。
曆史學好像也未能逃脫這種命運。至少在國內，我們發現，研究曆史的人通常被分成兩大塊：中國史和世界史。在研究中國史的人中，有人專治中國古代史，有人專治中國近代史或現代史。在研究世界史的人中，又可分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當代史幾個大的集團。但分割到此並未結束，以中國古代史為例，人們又按朝代分別分成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兀、明、清等許多小集團，在這些小集團內部，還有許多不同的方向，如政治製度史、文化史、經濟史等等。偌大一部中國史，竟然被分得七零八碎。而在這些不同的專門領域之間，相互之間的交流並不容易。
中國的史學尚且如此，西方史學的分工更為細密。在研究希臘史的人中，有人專治邁錫尼史，有人長於荷馬研究，有人專論雅典民主，有人專鑽斯巴達。大家都在研究希臘史，但誰也不能說他完全精通希臘史。如今在西方，如果你說你正在研究希臘史，別人一定會問你專精於哪一段或哪一方麵。如果你不精於哪一段或哪一特殊領域，那你就無成就可言。因為你不是“專家”。於是，曆史學也成了零碎的拚盤，有人形象地把這種狀況稱為“曆史學的碎化”。
但是，我們同時又發現了另一種趨向，一種根據新的研究成果進行新綜合的趨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馬可·布洛赫就根據西方中世紀史的研究成果，對各門學科進行綜合，寫出了其傳世名作《封建社會》；年鑒派的第二代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兩大著作《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不僅綜合運用了曆史學科各領域的成果，而且運用了地理學、生物學等相關學科的成就，因而兩書成為年鑒學派倡導的“總體史”的典範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曆史學家巴勒克拉夫、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麥克尼爾等人，在充分估價當代史學成就的基礎上，提出建立新的世界通史框架，《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集》和《全球通史》成為新體係世界史的代表作。在中國，吳於廑的《世界曆史上的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從農本到重商》、《曆史上農業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和羅榮渠的《現代化新論》，已成為綜合運用曆史新成就、借鑒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曆史問題的代表作品。由於這些新的方法與成果的推動，曆史研究也開始向新的綜合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