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電話那頭笑了起來，說：“為什麼是一種浪費？我覺得我現在挺好，盡情地享受著人生。你不也是一個人嗎？”
我說：“我跟你的情況不一樣。”
她說：“我現在覺得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真的。幹嘛非要結婚？結婚就是個枷鎖。”
我說：“可你一個人總有孤獨的時候，兩個人就不一樣了。”
“兩個人的孤獨就更可怕。”她說，“我寧願一個人孤獨著。”
“那你……性的問題……怎麼解決？”
她在那邊很開心地笑起來，說：“隻有你這種人動不動就想到性，下流。”
我倒真的沒有什麼下流的意思。我想：這實際上是一個很現實，也是很嚴肅的問題。我是關心她。她是一個年輕女人。而且，我知道她，她其實是比較喜歡性的。
“我也有男朋友啊，並不一定要結婚。”她說。
我說：“那倒是。”
她裝作有些生氣地說：“倒是什麼呀？倒是，倒是。你怎麼就不能對我動點真心？”
我說：“我上次看到你采訪周恒泰了。”
她說：“你怎麼會注意那種節目？”
我說：“我是注意你呀。”
“少來這一套了，多少天也不打一個電話給我。”她說。
我說：“我是怕你忙，打擾你。”
“過兩天我請你喝茶吧。”她說。
我說：“好。”
兩天以後，我們真的就坐在了一起。喝茶。我和徐茜談起了周恒泰，我覺得她了解得要比我多。我問周恒泰會不會有問題，她說：“這種事情誰也不會知道。目前你所知道的，他隻是行賄。行賄罪就是可輕可重了。他跟那些當官的不一樣。”
我說：“恐怕他也不光是行賄的問題。”
“聽說是有問題，”她說，“但是，我們要管這麼多幹什麼呢？我們隻是老百姓。”
我說：“我有公安上的朋友告訴我，說我那次被他，跟他是有點關係的。”
“是嗎？”她顯得有些吃驚。
我說：“中國文藝出版社突然決定不出我的書，也跟他有點關係。他騙了中國文藝，到現在一分錢也沒有到賬。”
徐茜說：“你過去跟他有過接觸嗎？”
我說：“沒有直接的接觸。”
“看上去那個人還挺好的呀。我做過他的一檔《商界經緯》。我個人覺得他蠻有魅力的，很能幹，企業做得很大。”她說。
我說：“這種事情是說不好的。”
她說：“其實你倒又可以把這事寫成一篇小說了。很有意思的一篇小說。”
我笑了笑，心想：哪能什麼都可以寫成小說呢？世界上並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當小說來寫的。
“你和林萍怎麼樣了？”她問。
“不怎麼樣。”我說，“老樣子。”
“我看你們合起來算了。”她說。
我笑了笑，說：“她現在架子比我大，要我跪著再求一次婚呢。”
她也笑起來，問：“是真的嗎？不會吧？”
我逗她說：“真的。”
她一臉的驚訝，說：“很浪漫的。我要是她，也會這樣要求你的。”
還是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書。白天新買的一本書，《法律與現代社會》。這是一個英國人寫的。這本書裏麵有一些很有趣的章節：法官憑什麼權力判犯人入獄？為什麼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那些有權管理的人所製定的法律？等等。
很久沒有寫作了，我突然想到了這個問題。都是因為被《掘金時代》的出版拖累的，沒有了心情。我應該寫作。我是一個作家。我應該不斷有新作出現。
可是，沒有靈感，能寫什麼呢？像徐茜說的，把我後來發生的這些事寫一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