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涴漫的獄中日記
考古學家新近在東亞大陸上發見許多古代文件。那地方本來“人”跡稀少，毒蛇猛獸橫行；現在還是莽莽蒼蒼，一片淒涼荒蕪的穢土，白骨如山的堆積著，滿地是毒蟲的舊穴，可惜也塞滿了泥沙，——這是洪水之後的遺跡。要想考察地下的化石及地麵的廢址，來研究此地古時的社會，真正不容易。至於那些文件——當然都是爛紙破簿，水痕涴漫，還有亂七八糟，泥汙血染的“鳥獸之跡”，實在難以看清楚，加以上麵所寫的文字，又像埃及古字似的所謂象形字。——很要像拿破侖第一征埃及時那些學者的刻苦研究一番。果然，這些文件之中居然有幾位東亞語族學家考究出一張破爛的文字。
這張紙還是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獄中日記的一頁；單是這一個“獄”字就很費考據，至今還沒有能詳細知道此字的定義。聽說這幾位學者不久就要發表一篇細密考證的文章，將登在《東亞古史研究》雜誌的《猛獸時代號》上；我這裏先把這一頁日記的“白文”發表，學者已經研求出來的，至於模糊處及殘破處隻得暫缺。那些學者的箋注亦暫不刊布，因為他們自己說研究尚未成熟，可以緩些發表。
“……好不容易我們辦到如此的成績！這一次我們非得大家集合起……我們長辛店……
“二月□日
“我這一氣非同小可！（姓吳的老五總說我學著寫日記，還是套《水滸傳》《三國演義》的濫調，從此以後我再也寫不了。）非同小可！……這個地方又不像牢監，又不像……真氣悶。……曹賊真正可惡！哼，不過一時得意罷，我們幾百萬幾千萬人現在不過剛想團結；這一股氣已經直衝出來，大家勇的很呢，什麼好的世界都可以造得成，一兩個曹賊擋得住麼？捉了我們幾人就有用麼？還有那不要臉的，自己從前說是幫助我們工人的，現在就是他的兵先殺人。……我們自己夥裏明白人本也不多，他們這麼一來，倒也好……教訓，大家長了不少知識……
“老五可憐嗬。我們在廠裏，在車站上，一天做十點鍾，他在會裏一天到晚十六個鍾頭也不止，時時刻刻的麻煩不了。我們下了工到會裏還要大家商量事情，——乏得很。可是以前我是像死人似的；從那時起，就不同了：——我現在廠裏，看大家兄弟們一塊兒做事，仿佛一團和氣；無論輪機聲怎響，——愈響愈妙，——我總聽得見似乎有人喊著：‘這就結連起來，就結連起來！’老五的人真可愛，他說得明白，講得出此中的道理，我自己反不如他說得透徹。
“老五從小又沒吃過這樣的苦……他是念書人。我問他，他還生氣，常常說：‘你們怎麼不明白！咱們的事大得很，各方麵都要人才，都要幹。我不穿這樣的衣，吃這樣的飯，那能住在這裏？譬如還有別的幾位同誌他們有應辦的事，便不能如此，又是一種……”這也……
“唉！□□軍□……可惡。看不見了。寫不得了。……好臭！“□月九□
“奇怪！他們竟是開玩笑。今天突然間帶我們到刑場上去……憤氣……什麼都忘了，‘我們之後還有不少人呢；不說現時的工人多不過，國內此後將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幾萬萬……殺得淨麼？’我隻覺得那時眼光是直的，耳裏聽得聲響分外的清楚。四五天沒見天日了，今天刑場卻成了我的天日！街上走的人，有我們的同事，我似乎看見他們眼睛裏……麵色白得……白得可以顯出我們這幾萬人的心，幾萬人的力量。……□□副□又……怎麼樣？又回到監獄裏了。不殺？哼！
“聽說前天揚子江邊我們的人被殺了不少，……又聽說‘大家’都走開了。怎麼了？我想那一個人頭（姓林的），血淋淋的掛在……睡夢中都可以看得見那切齒忿恨的形容，聽得見那天昏地暗的一片慘呼的聲音。嗬。什麼！無緣無故三十多人殺了，彈死了。……我們不怕！我們這裏也是這樣。——那時我記得，一望過去，隻見：簇簇的人頭擁住了那穿金絲繡的洋服的。‘開槍！’……慘嗬！難道這還是人的聲音。不是！是軍官的聲音。可不是麼？那天當夜我們就來了。你看，老五襪都沒有穿，……呼呼的冷風，烏黑的深夜裏，跣著腳……
“………
“□□□日
“前天看牢的忽然給我們鬆了一鬆刑具。……兩個月不能寫日記了……
“今天老五對我說，他前天遞出去一封信……他說：‘笑話！誰說唯物論的人沒有人的感情！更大！外邊有人替我們幹得利害。我又寫信勸大家不要盡為我們忙……’老五滿身生了瘡，我亦是如此，一兩月來搬了幾個地方，挨了打不少數。有兩位站了站籠，我們手銬腳鐐帶著，肩了大枷……我是皮破肉綻，精神恍惚得不了。老五卻還精細明了，吃了這些苦，竟還想得到……”
１９２３年８月９日。多 餘 的 話
“知我者
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
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曆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曆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隻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
１９３５，５，１７於汀州獄中。
“曆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麼“治國平天下”的大誌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安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１９１７夏），當時並不知道我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了。
１９１８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隻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麵了，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曆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裏，誰也不願意幹，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１９１９年底１９２０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後，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就動身去（１９２０年８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麵包，餓了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於共產主義隻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並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了。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１９２１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１９２２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於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１９２３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那時，我在黨內隻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１９２５年１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隻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於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１９２７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１９２７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１９２６年年底及１９２７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什麼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１９２７年７月到１９２８年５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１９２８年６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誌反對我，也有許多同誌讚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隻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隻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１９３０年９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幹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鬆了一口氣，從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１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並沒有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結（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１９２７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得。一方麵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的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麵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不可形容的重厭（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１９３１年１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３６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３８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１９１９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１９２６年走到最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１９２０年直到１９３１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煉啊！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麵“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４０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麵不容易覺察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麵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被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至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的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製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翻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著（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沒有公開的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一至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隻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辨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隻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隻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嗬，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隻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為著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瀨漠〔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科學理論，文藝評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的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要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段。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先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麵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就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宣〔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係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１９２８—１９３０），那是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係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係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１９３２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係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隻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隻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傳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係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嚐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隻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乎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隻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嚐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
從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７年，我在這方麵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誌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著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１９３０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智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煉，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覺得反而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的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分疲勞和吐血症複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１９３１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ｐ。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蕩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彙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當時，許多同誌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誌在這階級鬥爭更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確的。武漢分共之後，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和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１９２７），到１１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無〔並〕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１９２７年３月底英、義〔美〕、日帝國主義者炮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著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麵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嚐試，結果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１９２８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來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於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係著等，都是六大所采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於中國農民階層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誌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１９２９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的更無情的揭發。……
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１９２９年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隻想彌縫緩和這些內鬥，覺得互相攻許〔訐〕批評的許多同誌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俸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裏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的任務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誌之間的派別觀念對於國內同誌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１９３０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到處抑製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的一切處置，都隻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麵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麵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覺的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黨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拚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來。事後我可以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致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麵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擔。我第二次回國是１９３０年８月中旬，到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３０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可以幹一幹，“以度餘年”的。可惜接著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１９３４年１月，為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２月５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閑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了一部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問一問政治的狀熊〔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的爭辨〔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革命奮鬥，為著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一些，說“奮鬥”是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卻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重了，曆史的事實是抹殺〔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曆史的最公開的裁判。
１９３５，５，２０。
“文人”
“一為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識。正因為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係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隻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為著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隻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智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閑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裏。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讚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隻會照著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凶凶〔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實我是最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麵”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汙、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隻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煉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麵”，所以既然卷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覺〔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麵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甚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板〕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了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裏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台，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隻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群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嚐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麵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占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麵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著〔看〕了一些，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於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麵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這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一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那就隻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本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麵每字每句的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麵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告別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誌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麵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曆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鬥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雖然我枉費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誌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裏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情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曆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的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做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１９３２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做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曆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不要緊，叫革命同誌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然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誌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誌”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誌”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
唉！曆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生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１９３０年初或是１９３４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我隻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隻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隻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麵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麵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麵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