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明哲保身的遺毒
富有閱曆經驗的老前輩，對於出遠門的子弟常叮嚀訓誨，說你在輪船上或火車上，如看見有竊賊或扒手正在那兒偷竊別個乘客的東西，你不但不可聲張，並且要趕緊把眼睛往旁急轉，裝作未曾看見的樣子，免他對你懷恨。這樣幾句很平常的寥寥“訓話”，很可以表示傳統觀念遺下來的“明哲保身”的精神。
有了這種精神浸潤充盈於大多數國民的心理，於是大多數國民便隻知有身，不知有正誼公道，不知有血氣心肝，不知有國，不知有民族。所以當八國聯軍攻破京津時，順民旗隨處高懸；當聯軍占據北京時，該處紳士至請聯軍統帥瓦德西大看其戲，優禮迎迓；當天津尚在八國聯軍手裏，該地紳士居然歌功頌德，鼓樂喧天的恭送匾額給德國將帥。所為者何：亦不外乎明哲保身而已矣!
對外存著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簡直隻要這條狗命可得忍辱含垢活著，國家盡管受侮，民族盡管受辱，都可以淡然置之，泰然安之，因為這種人所求者隻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矣!對內存著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貪官汙吏盡管橫行，武人禍國盡管內亂，做國民的卻盡管袖手旁觀，各人隻要一時苟延殘喘，什麼話都不敢說，什麼意見都不敢提了。發了財的輿論機關，號稱民眾口舌，隻要極簡單的做幾句模棱兩可不著邊際不痛不癢的社論或時評，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萬三十萬的贏餘下腰包，以不冒風險為主旨，拆穿西洋鏡，亦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國對內對外大家受著明哲保身的遺毒，以隻顧自己一條狗命的苟延殘喘為惟一宗旨，於是結果如何?在內則縱任少數人之倒行逆施，斫傷國脈，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死於天災者動輒以數百萬人計，死於兵禍者動輒以數十萬人計，這種死路都是大家但求明哲保身之所賜!在外僅就近事言，濟南之變，白受日人慘殺的中國國民幾何人?這種死路至少也是大多數國民對內對外人人但求明哲保身所直接間接釀成的慘劇!
最近上海由中國人開的大光明戲院開演侮辱中華民族的有聲電影《不怕死》，洪深先生激於義憤，當場對觀眾演說，該院總經理中國人高鏡清先生先則嗾使其所雇西人經理加以侮辱毆打，繼則傳喚其所恃西捕老爺加以拘捕管押，大概高先生也是深明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心理，自信很有把握，初不料洪先生卻不是一個諳於明哲保身道理的人!我並覺得我國不諳明哲保身的人太少了，所以引起上麵所說的一大拖感觸，以為做今日內憂外患的中國人，應該人人養成不怕死的精神，為主持正誼公道，為力爭國家民族的榮譽生存，就是一死也心甘意願。其實做今日的中國人已經生不如死，就是這樣的死去，反可以救救以後未死將死的許多慘苦同胞。我們要人人鏟除明哲保身的遺毒；要把自己個人的生命看得輕，所屬民族的榮存看得重；否則生不如死，何貴乎生?
曆史上殺身成仁慷慨赴義的誌士先烈，他們心性裏最缺乏的成分是明哲保身的遺毒，最充分的是不怕死的精神——為主持正誼公道，為力爭國家民族的榮譽生存不惜一死的精神。我國人受明哲保身的遺毒太多了，四萬五千萬國民裏麵具有這種不怕死的精神者能漸漸增加若幹人，即中國起死回生的希望能漸漸增加若幹程度。
(原載1930年3月16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4期)不堪設想的官化
近有一天在友人宴席間遇著上海銀行界某君，聽他談起官化的烏煙瘴氣，又引起我來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這位某君也者，原是上海銀行界裏一個紅人兒，最近被任為不久即可開幕的官商合辦性質的某銀行的總經理。這個銀行本擬國立的，已有了什麼籌備處，堂哉皇哉官辦的銀行籌備處難免有一個大優點，就是官化!官化的最大優點是安插冗員，養成婢顏奴膝一呼百諾吃飯拿錢不必做事的好風氣。最近這個正在籌備中的銀行招了若幹商股，變成官商合辦的性質。在招商股的時候，因為官的信用太好了，恐怕商人不信任而不肯投資，乃用拉夫手段把某君拉去做一個開台戲的跳加官。某君被拉之後，跑到官辦的籌備處去瞧瞧，但見一切籌而未備，卻用了許多冗員，不但冗員而已，並用了幾十個冗茶房(即仆役)，冗的空氣總算不薄，既是夠得上“冗”字的美名，當然沒有什麼事幹，不過一大堆的奔走唱諾而已。某君想不辦則已，要辦隻得將官辦的籌備處和要辦的銀行劃開，他不管籌備處，隻管依照銀行的嚴格辦法，另行組織起來。有許多冗員來見他，做出做官的樣子，俯首垂手彎背，有椅不敢坐，開口總理，閉口總理，無論何事，不管是非，總是唯唯喏喏連答幾個“是”字。這在做慣了官、擺慣了臭架子的官僚，當然聽了像上海人所謂“窩心”(適意也)，不過這位不識抬舉的某君卻隻重辦事的真效率，聽了那樣嬌滴滴的柔聲反而覺得刺耳怪難過!看了那樣百媚橫生的姿態反而覺得觸眼怪難受!還有許多人拿著要人的薦條，某君一概不看，有的竟說是部長叫他來見的，某君老實不客氣的說這裏用人是以辦事能力為標準，部長和這裏是沒有關係的。他幾日來天天要抽出大部分的時間來見客，都是要這樣對付一班闊人背後的飯桶，簡直好像和他們宣戰!
有所不為而後有為。某君原有他自己的銀行事業，對於那個銀行的總經理可幹可不幹，所以不為官化毒氣所包圍，那個銀行的前途有些希望，也許就在這一點。
由官化的人物主持的官化的機關，好像黴了的水果，沒有不潰爛的。無論何事，由這種人辦起來，公款是不妨濫支的，私人是不妨濫用的，至於辦事的效率卻是他腦袋裏始終連影子都不曾有過的東西。
(原載1929年12月1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期)忘名
“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個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顧到清議，想到輿論，不敢肆無忌憚，不要臉的人當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來不是一件什麼壞的事情，有的時候也許是一種很有效的興奮劑，督促著人們向正當的路上前進。所以我們對於好名的人，並不要勸他們一定要把好名心去掉，不過要勸他們徹底明白“名者，實之賓也”，要“實至名歸”的名才靠得住。像因發明“相對論”而名震寰宇的德國科學家安斯坦，他的名是實實在在的有了空前的發明，引起科學界的欽服，才有這樣的結果，並不是由他自己憑空瞎吹出來的。你看據他的夫人說，他生平是極怕出風頭的，極怕有人替他作廣告的，甚至有人把他的相片登在報上，他見了竟因此不舒服了兩天。可見他的名是他的確有實際的事業之自然而然的附屬產物，並不是虛名，在他當初原無所容心。惟其有“實”做基礎的“名”，才有榮譽之可言；若是有名無“實”的“名”，別人依你的“名”而要求你的“實”，你既然是本無所謂“實”，當然終有拆穿的時候，於是不但享不著什麼榮譽，最後的結果，隻有使你難堪得無地自容的“醜”。俗語謙詞有所謂“獻醜”，不肯務“實”而急急於竊盜虛聲的人，便是拚命替自己準備“獻醜”，這是何苦來!
我們並不勸好名的人不要好名，隻希望好名的人能在“實”字上用工夫，既如上述：但是照我個人愚妄之見，一個人要享受胸次浩大的愉快心境，要不為“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則熱中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我們試徹底想一想看，“名”除了能滿足我們的虛榮心外，有多大的好處?我常以為我們各個人的價值是在能各就天賦的特長分途對人群作相當的貢獻，作各盡所能的貢獻，我有一分實際能力，幹我一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我有十分實際能力，幹我十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有了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僅有的一分能力加到十分；沒有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原有的十分能力縮到一分。我但知盡我心力的幹去，多麼坦夷自在，何必常把與實際工作無甚關係的名來擾動吾心?
美國著名飛行家林德白因飛渡大西洋的偉績而名益噪，乃至他隨便到何處，都有新聞記者張望著，追詢著，甚至他和他的新夫人度蜜月，都要千方百計的瞞著社會，暗中進行，以避煩擾。這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美國前總統現任大理院院長的塔虎脫，最近因為生了病，動身到加拿大去養病。他原已病得走不大動，坐在一個有輪的靠椅上，用一個人推到火車站去預備上火車。他既是所謂名人，雖在養病怕煩之中，仍有許多新聞記者及攝影者包圍著大攝其影，雖然經他再三拒絕，還是不免，他臨時氣急了，勉強跑出了椅子，往火車上鑽，一麵搖著手叫他們不要跟上。這也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我們做無名小卒的人，度蜜月也好，養病也好，享著自由自己不覺得，誰感覺到他們的許多不便利?
身前的名對於我們的本身已沒有什麼增損，身後的名則又如何?杜甫夢李白詩裏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死後是否有知，我們未曾死過的人既無從知道，又何必斤斤於“寂寞”的“身後事”?況且身後的名，於我們的本身又有什麼增損?例如生在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前的孔老夫子，他自有他的價值，他生時自有他的貢獻，後來許多帝王硬把他捧成“獨尊”，現在有許多人硬要打倒他；或譽或毀，紛紛擾擾，他在死中是否知道?於他本身又有什麼增損?
蔡孑民先生有兩句詩說：“縱留萬古名何用?但求霎那心太平，”我覺得可玩味。我們倘能問心無愧，盡我心力對社會有所貢獻，此心便很太平，別人知道不知道，滿不在乎!有了這樣的態度，便享受得到胸懷浩大的愉快心境，便不至為“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所以我說熱衷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原載1929年10月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5期)能與為
“能其所為”與“為其所能”而能合並，在個人在社會都是莫大的幸事；初雖未能，肯學習而做到能，則由“為”而“能”，亦尚可有為；最下者雖“能”而不“為”，或不能而妄“為”。
一人事業上之成就與其能力為正比例；且自文明進步，分工愈精，則能力之專門化亦愈密，能於此者未必亦能於彼，故與事業之成就為正比例的能力，尚須注意其所專者是否適合於其所為。果有相當的能力，而此相當的能力又適合於所做的事業，其效率之增高，業務之發展，實意中事，在社會方麵之興盛繁榮，全恃此種事業獲得此種人材；在個人方麵之感覺興味與愉快，亦全恃此種人材有機會盡心竭力於此種事業。此即所謂“能其所為”與“為其所能”合而為一。故有誌於某種事業者，與其臨淵羨魚，毋寧退而結網，結網無他，即當對於此某業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準備。昔人所謂“水到渠成”，所謂“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準備以後的親切寫真。
能力之養成，常有待於實際應付問題與處理事務時之虛懷默察，及領悟竅訣。故“學”與“為”常可兼程並進，互有裨益。在此原則下，雖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隻須肯存心學習，未嚐不可由“為”而“能”，古今來有不少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雖未有領受正式教育之機會，而猶能利用其天賦，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樹立者，都是由這條路上走出來的。不過要走得上這條路，一下走不到康莊大道，必須不厭曲徑小路之麻煩；換句話說，即勿因事小而不屑為，當知“百尺高樓從地起”，天下決無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學即能之業，無不從一點一滴的知識經驗積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為，安見其能為大事?
尤可憫者為雖“能”而不“為”，一種事業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績，全恃從事者能以滿腔熱誠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無所表現，雖有能為之能，等於不能，雖有可能，永為不可能。這種毛病，不在相當知識之無有，實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務的精神與忠於所業的態度，還有一個大病根，便是畏難。這種人僅見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實經過無數次之失敗，實嚐過無數次之艱苦。常人但見成功之際之愉快，不見苦鬥時代之緊張；但聞目前的歡聲，豈知已往的慨歎?任何事業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傷心史，誠以艱苦困難實為成功必經的階段，尤以創業者為甚，雖已有“能”，在創業時期中必須靠自己打出一條生路來，艱苦困難即此一條生路上必經之途徑，一旦相遇，除迎頭搏擊外無他法，若畏縮退避，即等於自絕其前進。
不能而妄為，其為害超過於雖能而不為，蓋一則消極的無所成而已，一則積極的闖禍。此類人既不屑學習，又不自量力，好虛榮而不顧實際，善大言而不知自慚，阻礙賢路，貽害社會，決無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難覺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其能，實際無能而自以為有能或甚至自以為有大能，輕舉妄動，雖至失敗而尚不知其致敗之由，乃真無可救藥。
(原載1931年5月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0期)呆氣
我們尋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氣”和敬重“正氣”。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嚐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從理直氣壯中所生出的勇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有人問他什麼叫做浩然之氣，他說：“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但是我意以為非有幾分呆氣，勇氣鼓不起來，正氣亦將消散；因為“雖千萬人，吾往矣”!非有幾分呆氣的人決不肯幹；“以直養而無害”，亦非有幾分呆氣的人也不肯幹。試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不是呆氣的十足表現嗎?
研究任何學問，欲求造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幾分呆氣。據傳發明地心吸力學說的牛頓，有一天清晨正在潛思深究的有味當兒，他的女仆預把雞蛋置小鍋旁備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麵沉思，一麵把手上的一隻表放入鍋內滾水中大煮特煮，這不是呆氣的表現嗎?又據傳說電學怪傑愛迪生結婚之日，與新夫人同車經過他的實驗所，把夫人暫停在門外，自己跑進去取什麼東西，不料進去之後，忘其所以，竟在一張桌上大做其實驗，把夫人丟在外麵許久，最後由新夫人進去找了出來，才一同回家去，這又不是呆氣的表現嗎?大概研究學問非研究到有了呆氣的境域，鑽得不深，求得不切，隻有皮毛可得，彼科學家思創造一物，發明一理，當其在未創造未發明之前，人莫不譏為夢想，甚乃狂易，認為徒耗光陰，結果遼遠，而彼科學家獨能不顧譏笑，埋頭研究，甚至廢寢忘食，甘之如飴，非有幾分呆氣為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業以拯救同胞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幾分呆氣。彼革命誌士，思為國家謀幸福，為人民除痛苦，而當其未達到謀幸福除痛苦之前，無一兵一卒之力，無彈丸憑藉之地，在他人見之，未嚐非紙上談兵，癡人說夢，認為必不可以實現，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規謀計劃，冒萬險，排萬難，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敢為，刀斧不足以懼其心，窮困不足以移其誌，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翕然從風，固為萬流景仰，但在流離顛沛之際，非有幾分呆氣為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誠以凡事非有幾分呆氣來應付，處處隻計及一己利害，事事顧慮前途得失，無絲毫之主見，無絲毫之冒險精神，遲疑不前，越趄不進，永在彷徨歧路之間而已。
此外欲能忠於職務，亦非具有幾分呆氣不可。在辦公室中但望公畢時間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牆上所懸時計者，大概都是聰明朋友的把戲，事業交在這種人手上是永遠辦不好，這是可以保險的。因為他所缺乏的就是忠於職務視公務如己事的呆氣。降而至於交友，也以具有幾分呆氣的朋友為靠得住。韓退之所慨歎的“士窮乃見節義”，朋友窮了，仍不忘其友誼，此事非有較高程度之呆氣者不辦!
我們尋常的心理，大概無不喜聞他人之譽我聰明，且亦時欲表現其聰明；又無不厭聞他人之稱我為呆子，而並不願自認為呆子。初不料呆氣也有那麼大的好處!
(原載1931年5月1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1期)硬吞香蕉皮
重遠先生偶然談起從前吳俊陸(做過黑龍江省督辦)吃香蕉皮的一樁笑話。當時東北對於外來的香蕉是不多見的，所以有許多人簡直沒有嚐過，有一次吳氏到了沈陽，應幾位官場朋友的請客，赴日本站鬆梅軒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題兒第一遭遇見，不費思索的隨便拿了一根連皮吃下去，等一會兒，看見同座的客人卻是先把皮剝掉然後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錯了，但卻不願意認錯，趕緊自打圓場，裝著十二分正經的麵孔說道：“諸位文人，無事不文質彬彬的，我向來吃香蕉就是連皮吃下去的!”一時傳為笑柄。其實錯了就老實自己承認，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過飾非是最苦痛的勾當。世上像吳氏這樣硬吞香蕉皮還振振有詞的雖不多見，但明知錯了不肯認錯，還要心勞日拙的想出種種方法來替自己掩飾，甚至把規勸他的人恨得切齒不忘，這種心理似乎是很為普遍。這種人窮則獨害其身，達則兼害天下!因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脅肩諂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強諫力爭的正人君子。
聽說最近被刺的軍閥張宗昌生平有三不主義，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 “錢”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謂“姨”者便是姨太太。據北平傳訊，他的棺材運到北平車站的時候，“內眷未進站，掛孝少婦約十六七輩，含淚坐靈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號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餘人異口同聲，亦複一陣淒絕，一時哀樂嗚嗚，與嚶嚶啜泣之呼天聲相間雜……少婦裝束一致，喪服之內，露其灰色長衫，衫或綢或布，發多剪，留者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長者亦不過二十五六，最年輕有正在破瓜年紀者，然喪容滿麵，亦皆惟悴不堪”。這裏麵有一點頗可注意者，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憐蟲大有舍不得她們所處境地的樣子，在旁人覺得她們原有境地的可憐，在她們似乎還覺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為可憐，換句話說，她們似乎情願忍受。其實我們如作進一步的看法，在這樣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之下，她們都是不知自主也無力自主的若幹寄生蟲而已，說不上什麼情願不情願。
(原載1932年10月1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39期)不相幹的帽子
在如今的時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話，最簡易而巧妙的辦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實際言行怎樣，隻要隨便硬把一個犯禁的什麼派或什麼黨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便很容易達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希望你犯著“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幾條，輕些可以判你一個無期徒刑，以便和你“久違”“久違”，重些大可結果你的一條性命，那就更爽快幹淨了。
記者辦理本刊向采獨立的精神，個人也從未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但是近來竟有人不顧事實，硬把和我不相幹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來。有的說是“國家主義派”，讀者某君由廣州寄來一份當地的某報，裏麵說“你隻要看東北事變發生後，‘生活’周刊對於抗日救國的文章做得那樣的熱烈，便知道它的國家主義派的色彩是怎樣的濃厚!”原來提倡了抗日救國，便是“國家主義派”的證據!那隻有步武鄭孝胥、謝介石、趙欣伯、熙洽諸公之後，才得免於罪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