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勞倫斯·克萊因
勞倫斯·克萊因是美籍猶太人，1920年9月14日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城。
由於對經濟學的興趣和對數學的愛好，克萊因對當時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薩繆爾遜推崇備至。1942年，他從伯克利加州大學畢業後，接著考入麻省理工學院，在保羅·薩繆爾遜的指導下學習。1944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是該院第一個經濟學博士。
他參加了芝加哥大學考爾斯委員會的經濟計量學班子。在那裏，他接受了一個挑戰性的任務，繼續簡·丁伯根編製經濟計量模型的嚐試。當時的芝加哥，雲集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經濟學家，可謂群星璀燦。這些人中，後來奇跡般地湧現出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裏，克萊因開始了他的傳奇式的模型編製者的生涯。他試圖把數學、統計學工具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融為一體，並與考爾斯委員會的同事們一起發展了統計方法與體係，這些現在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家基本訓練的一部分。他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的第一個就是在這裏完成的。
1942年夏季，克萊因離開了芝加哥，接受了加拿大政府顧問的職位。在渥太華的一個暑期，他幫助加拿大政府建造的第一個經濟計量模型問世。之後他和妻子去了歐洲。在1947年10月到1948年秋季，他訪問了許多歐洲的經濟學家，有挪威的拉格納·弗裏希、特裏夫·哈夫莫，瑞典的赫爾曼·華爾德、愛立克·倫德伯格、愛立克·林達爾、拉格納·本策爾，還有荷蘭的簡·丁伯根，英國的理查·斯通等，還見到了正在訪問奧斯陸的玻爾·挪裏加拉斯木生和約根·佩德生。這一年的生活對他以後的研究工作多有啟發。
克萊因回到美國後，應阿瑟·伯恩斯的邀請加入國民經濟研究局，在一筆博士基金的支持下，對生產函數作一些經濟計量研究，奠定了經得起考驗的研究方法。與此同時，由於那時他對財產的估價特別是流動資產以及儲蓄行為的效應也頗感興趣，所以，他還參加了密歇根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的工作。在那裏，他接受了福特基金的資助，創立經濟計量學研究班。這番努力的結果是，克萊因和阿瑟·戈德柏格(當時是一位研究生)結交，和他一起建立了克萊因——戈德柏格美國經濟模型。這個模型基本上是他在考爾斯委員會開始的工作的延續。
四年後，1954年，在統計研究所弗蘭克·波查德的提議下，克萊因出任牛津大學統計研究所研究員，根據牛津儲蓄調查的數據，編製了一個英國模型。這項工作在1957年獲得了威廉·巴特靈獎。在牛津的四年中，他開始對理論經濟計量學進行研究，探討了統計推斷方法。
1958年後，他又回到美國，加入賓州大學的教師隊伍。他此後一直在該校的沃頓學院經濟係做教授，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在那裏，他創製了一係列模型，後來被稱為沃頓模型。1959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時年39歲。
20世紀60年代初，他為了資助賓州大學的數量經濟研究，決定建立一家公司，向私人和政府部門出售經濟計量預測結果，所得的資金用於補助學生，以及賓州大學經濟係和範圍更大的研究事業。
這期間，克萊因還廣泛走動，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模型方案進行工作。他還指導了一些論文。這些論文都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模型工程的組成部分。1960年，他首次訪問日本，任大阪大學的客座教授，參與他們的建造模型方案的工作，並與森島通夫和市村真一共同創辦《國際經濟評論》，這是大阪大學和賓州大學聯合出版的刊物。
克萊因的成果和聲譽與日俱增。1959年，他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邀請去擔任經濟穩定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他主要負責為美國經濟建立一個短期預測模型。這個模型本來是為社會科學研究院編製的，後來被布魯金斯研究所選中，於是成為“布魯金斯模型”。這項工作持續了十年，其收獲是得到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對他以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20世紀60年代後期，克萊因感到建立一個整體國際經濟模型的必要。在國際基金組織和國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1968年，克萊因在斯坦福大學的一次會議上發起行動，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主要國家的模型編製者召集到一起，建立一套連續的國際方程來分析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係。這就是林克計劃。林克計劃實際是一個各國經濟的國際聯係模型。克萊因與斯坦福的波特·希克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魯道夫·龍伯格和加州大學的阿龍·戈登共同負責這個計劃。
克萊因在林克計劃上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這套模型現在囊括了較不發達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以及經合組織國家。在克萊因看來，林克係統比以往用過的任何係統更迅速、便宜和容易。而且，全世界範圍的參與研究者現在能夠利用一個視聽電信係統，就能在配套網絡的計算機屏幕上得到充分的信息。
克萊因還與中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79年，克萊因率領一個美國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科學院。他主持了從收集數據、了解中國的經濟結構，到幫助解決數據管理方麵的問題等一係列有助於建立中國的經濟計量模型的工作。5年後，第一個中國的經濟計量模型就建立起來了。這個模型準確地顯示了中國的增長軌跡，還能顯示中國的收支問題、膨脹程度等。
在經濟學的發展曆史上，克萊因可謂最優秀的國內、國際計量模型編製者。在把經濟學引入實證主義的新時代這一過程中，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他於1980年獲諾貝爾獎的殊榮，也正是源於他在經濟計量模型編製工作中的貢獻。
克萊因的主要理論貢獻是：以公認的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對現實經濟中實際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算，建立經濟體製的數學模型，並用其分析經濟波動和經濟政策，預測經濟趨勢。在包括周期研究、隨機波動、動態乘數反應、方案分析以及預報等理論性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問題上，運用各種估算係統。所研究的模式包括發展中經濟、中央計劃經濟和工業市場經濟，以及這些經濟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關係。主要有“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布魯金斯模型”、“沃頓模型”和“世界模型”。
經濟學的曆史將把克萊因記錄為最優秀的國內、國際計量模型編製者。在把經濟學引入實證主義的現代紀元方麵，他比任何人都做得多。從早期與柯立芝委員會到和沃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合作，克萊因把一生都獻給了經濟計量模型編製和預測工作。這些努力不僅包括工業化國家，也包括許多發展中國家。
他的老師薩繆爾遜評價克萊因時說：他為戰後計量經濟模型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此可以把該時期譽為“克萊因時代”。
克萊因的學術成就，概括地說，是將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分析結合起來，創立了宏觀經濟計量學。他在成名之作《凱恩斯革命》中，第一次完整地把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表述為數學形式。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美國的一個經濟計量模型，1929—1952》，不僅在結構、規模和先進的估算方法論方麵是現代宏觀模型的鼻祖，而且也是正式地用於經濟波動預測的第一個經濟計量模型，對以後美國和其他國家建立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有深遠而普遍的影響。
在編製模型中，克萊因繼續了簡·丁伯根在30年代開始的經濟計量宏觀分析的試驗，然而克萊因使用了一種不同的經濟理論和不同的統計技術。他的目標也不同。克萊因偏重於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在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和製定經濟政策方麵的實際應用，並把它推廣到全世界。他在這個領域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從事經濟計量學的經驗研究和實際應用，是從研究經濟波動和建立小型的美國經濟計量模型開始的。在建立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前，他就編製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模型(1921—1941)，稱為“克萊因模型Ⅰ”，並為實驗的目的，經常對模型進行重新估算。他用這個模型提出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流行的觀點，即美國經濟會重新陷入衰退的不同意見，實踐證明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在建立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之後，克萊因與他的同事和學生合作，又編製了大規模的沃頓經濟計量模型，包括用於短期預測(3年)的季度模型和長期預測(10年至25年)的年度模型。前一個模型已發展到第四代。這些模型對美國經濟做了詳細複雜的描述，並不斷用新的資料和新的思想進行更新和修正。克萊因同時是布魯金斯(Brookings)經濟計量模型的指導者。這個模型對美國經濟的結構有高度細化的說明，是30位著名經濟學家合作的產物。
克萊因還幫助其他國家建立模型。包括1947年的加拿大第一個模型，1961年的日本模型，1961年的英國第一個季度模型。他關於發展中國家模型式樣的建議，明顯地被采納於印度、墨西哥、蘇丹等不同國家的模型中。他還與他的同事一起，致力於建立蘇聯的模型，對前蘇聯的經濟計劃和計劃執行進行經濟計量的描述。
20世紀60年代末的林克計劃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世界經濟計量模型，其中克萊因起了中心的作用，他既是創議者，又是一位積極的研究領導者。這個計劃的目標之一是，協調各國的經濟計量模型，用以改善分析商業波動在各國中擴散的可能性，以便利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預測。另一個目標是研究一國政治措施的經濟效應，如何影響其他國家。這個方法已被用來研究一次石油漲價如何影響各國的通貨膨脹、就業和貿易平衡。林克計劃開辟了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有很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道格拉斯·諾思
1920年，道格拉斯·諾思出生在美國麻省劍橋市。
諾思的小學及中學教育不斷被轉學打斷。他先在渥太華讀小學和中學。1933年全家遷回美國時，他又進了紐約的私立學校，然後是長島，然後在康涅狄克，最後在華林福城的朝特學校完成了高中教育。這時他的愛好是照相，並且在一次大學和高中學生的國際競賽中贏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獎。
諾思考上了哈佛大學，但由於他父親被聘為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領導，而舉家遷往舊金山。諾思受其影響轉而進了伯克萊的加州大學。在那裏，他成為一名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參加許多學生活動。他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他反對希特勒侵略蘇聯。
在加州大學，他主修三門課：政治科學、哲學和經濟學。他的成績平平，平均“C”以上。戰爭期間，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讀書的機會，並且在讀書的過程中產生了做一名經濟學家的願望。
在經濟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諾思認識了所羅門·法布利堪，那時他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為一名副研究員在該所度過一年。諾思說：“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極重要的一年。我不僅熟悉了來往於該所的大多數主要經濟學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爾的西蒙·庫茲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導致我對美國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進行研究。”
1966—1967年，諾思去日內瓦作研究員時，他主要研究美國經濟史中的問題。《1790至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是此項研究的成果，也是諾思出版的第一本書。
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的結構和變革》中他放棄了製度有效的觀念，並且嚐試解釋“無效的”規則為何存在和繼續。這聯係到一個很簡單而仍是新古典的國家理論，它可以解釋為什麼國家能產生不鼓勵經濟增長的規則。諾思對此仍不滿意，並且開始尋找有誌於發展政治經濟模型的同事們。於是，1983年諾思離開了他待了33年的華盛頓，而遷往聖路易斯，那裏有一群優秀的青年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在嚐試發展政治經濟學的新模型。在那裏諾思創設了政治經濟學中心。
諾思在1990年出版了《製度，製度變革和經濟成績》。在那本書裏他開始認真懷疑理性公設。“顯然我們必須能解釋為什麼人民做出他們所做的選擇，為什麼共產主義或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選擇並且指導長時期經濟發展道路。人們不深入挖掘認知科學，設法理解心靈得到學問和做出選擇的方式，就無法了解意識形態。”從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選擇，在什麼條件下理性公設是一個有用工具，在不確定性和模糊的條件下個人如何做出選擇是我們必須對付的基本問題，以便社會科學能向前進展。”
諾思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麵的劃時代貢獻，得益於他在經濟史學領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製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教授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並將之運用於經濟史的分析，從而一舉獲得了兩個方麵的顯著成就：一方麵使自己成為新製度經濟學中製度變遷理論的傑出代表，另一方麵使自己成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執牛耳者。諾思及以其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的興起使經濟史學本身徹底改觀，引發了經濟史學領域的一場革命。他的經濟增長理論正是這場革命的一個突出成果。因此，探討諾思的經濟增長理論，必須從他在經濟史學領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發表的《1790—1860年美國經濟的增長》一書中，諾思就集中研究了經濟增長的因素。雖然當時他采用的還主要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方法，但他並沒有去著力完善凱恩斯主義的增長模型，而是另辟蹊徑，大膽運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製度因素解釋經濟增長。在1968年10月發表於《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的《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對海洋運輸成本進行了多方麵的統計分析後發現，盡管這一時期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大的變化，但由於海洋運輸變得更安全和市場變得更完全，船運製度和市場製度因此發生變化的情形下，通過製度變遷也能促進生產率提高和實現經濟增長。
在1971年出版的《製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蘭斯·戴維斯合著)一書中，諾思成功地運用了產權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在該書中，他明確地指出了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不考慮製度因素的狹隘性，認為有必要衝破這種狹隘性去研究製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諾思認為，製度變遷與技術進步有相似性，即推動製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是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製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於促進或推遲製度變遷起關鍵的作用。隻有在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的前提下，行為主體才會推動直到最終實現製度變遷，反之則相反，這就是製度變遷的原則。他指出，在美國經濟史上，金融業、商業和勞動力市場方麵的製度變遷都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裏，諾思還隻是比較籠統地看到製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還沒有深入到製度內部對製度結構進行更加精辟的分析，因此他的經濟增長理論還隻是一個雛形。諾思發表比較完整的經濟增長理論是以《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出版為標誌的。
完整的諾思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產權為基本概念，以製度變遷為核心，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嚴密理論體係。這一完整理論體係的形成經曆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製度變遷的主要參數即產權製度來解釋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基本上都一致認為技術變革是近代西方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諾思異常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對經濟增長的見解，這就是：“除非現行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而他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才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經濟組織的效率，就需要在製度上做出安排並確立產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因此，諾思經濟增長模式的基本命題是：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製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諾思的上述有關經濟增長的見解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也招致了一些批評意見。諾思反思了自己的觀點並對原來的論點了進一步的修改補充。諾思以產權為核心，給他的經濟增長模式補充了以下內容。
首先，是關於國家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理論。諾思認為，國家是產權的界定和實施單位，因而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基本正式規則(特別是有效的產權界定)是由國家或政府製定、變更或維持的，因此國家最終要對造成經濟的增長、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其次，是關於意識形態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理論。諾思指出，任何經濟中的正式規則或產權都是由國家製定和維持的，可是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製度結構?為什麼有的製度結構並不能為其社會成員提供有效的激勵以有助於經濟增長呢?答案在於社會成員或公眾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問題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眾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差異必將引起公共政策的差異以及在勞動態度等價值觀念上的廣泛差異。所有這些必將構成經濟增長當中最為困難，也最無從下手解決的精神製約。
值得一提的是，諾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費用、製度和經濟績效》一書中特別指出：任何經濟的增長都是由該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組織以及它們中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共同努力的結果。他還指出：也許我們從來不會找到製約經濟增長的“真實”源泉，但是我們越是在主要問題上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們製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諾思以此給自己的經濟增長理論插上了無盡探索的路標。
約翰·哈薩尼
約翰·哈薩尼是美國經濟學家，出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1947年6月獲得布達佩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獲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1964年取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任職資格。因其在不完全信息對策方麵的突出貢獻，而與美國數學家納什、德國經濟學家澤爾騰一起獲得199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哈薩尼的主要著作包括：《倫理學論叢：社會行為與科學解釋》(1976)、《對策中的理性行為和談判均衡與社會現實》(1986)、《對策論文集》(1982)、《博弈中均衡選擇通論》(1988，與澤爾騰合著)、《功利主義》(1988)、《合作與衝突的對策理論模型》(1992，與澤爾騰合著)等。
哈薩尼為不完全信息對策的理論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完全信息對策中，所有局中人都知道其他局中人的偏好，即都了解其他對手要選擇的策略。而事實上，這與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符合，因為參加對策的所有局中人都不可能在對策初期擁有其他局中人所有的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各自的愛好、能力甚至對策規則等方麵的知識。就是說，在不完全對策中，所有局中人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有關其他局中人偏好的知識。由於納什均衡的理性解釋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設局中人都知道其他每個局中人的偏好，因此，對不完全信息對策而言，雖然它最好地反映了真實世界的許多策略性互動，但卻沒有一種方法能對這類對策進行分析，其難點就在於：這類對策所描述的情形會陷入一種期望互反的無限回歸之中。
譬如，考慮出售一種不動產時，賣者和買者之間的談判假定買者隻知道他願意支付的價錢，而賣者也僅知道有關他自己保留價格的信息。考慮這種最簡單的談判對策，買者和賣者同時喊出價格，並且當其簡單出價超過要價時，交易才發生——交易在兩個價格的交易平均點上達成。為了最優地確定他的要價，賣者不得不估計買者的出價，由於出價依賴於買者願意支付的價錢，因此賣者必須形成一些關於願意支付的價錢是多少的信念。讓我們稱這些信念為一階期望。同樣地，買者具有關於賣者的保留價格的一階期望。由於買者的出價依賴於買者的一階期望，因此，賣者不得不形成一些關於買者的一階信念到底是什麼的信念。這些信念稱為二階期望。由於每個局中人給出的價格將依賴於該局中人的二階期望，因此，對手將不得不有三階期望，如此類推。可見，哈薩尼關於不完全信息對策的係統表述是采用程序方式進行的，並使用了策略形式的概念。
哈薩尼提出了一種貝葉斯式分析方法以替代不完全信息的分析。從此，對不完全信息對策的分析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哈薩尼對不完全信息對策的分析方法，幾乎可以視為一切涉及信息的經濟分析的基礎，無論所涉及的信息是否是不對稱的，完全私人的或是公共的。
在不完全信息對策中，哈薩尼把局中人分為幾種類型，每個局中人都屬於其中的一種類型。每種類型對應著該種類型局中人的一個可能偏好集以及有關其他局中人屬於哪種類型的（主觀）概率分布。在滿足局中人的概率分布為一致的要求下，哈薩尼證明每個完全信息對策有一個與之相等價的完全但不完美的信息對策。因此，通過晦澀難懂的對策論語言，哈薩尼把不完全信息對策轉化為不完美信息對策，而不完美信息對策可以用標準的對策論方法進行分析。
在融資市場上，當私人企業不知道中央銀行對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權衡偏好時，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因為該中央銀行對未來利息率的政策是未知的。在這種情形下，私人企業的期望形成和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的互動就可以用哈薩尼給出的方法進行分析。一種簡單的情況是，把中央銀行分為兩種可能類型，並附帶這樣的概率分析：中央銀行要麼傾向於抑製通貨膨脹，因而隨時準備著使用高利率的限製性政策；要麼致力於通過低利率解決失業問題。另一個能使用類似方法進行分析的例子是管製一個壟斷企業的問題。當管製者沒有關於壟斷者成本的完全知識時，管製者要實行什麼樣的管製或給出什麼樣的合約才會使管製取得一個人們希望的結果。通過這些事例可以說明哈薩尼對不完全信息的處理方法有著廣泛的運用價值。
哈薩尼還進一步研究了合作對策。他認為，如果在一對策中，義務——協議、承諾、威脅——具有完全的約束力且強製執行，則稱之為合作對策；若義務不可強製執行，即局中人在進行對策前可以交往，則此對策稱為非合作對策。建立一個合作對策的非合作模型，最早是由納什於1951年想到的，哈薩尼通過1972年與澤爾騰合作以及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某些成功。在不完全信息對策裏，盡管局中人並沒有完全的信息，但通過重複對策，局中人的行動將隱約地顯示出私人信息，如他們的偏好等，這也許將有助於在後來的子對策中做精細的談判，由此，局中人逐漸達成越來越廣泛的協議，增進相互的信任，同時顯露更多的信息。
哈薩尼在不完全信息方麵的分析方法，拓寬了對策論的分析領域，同時也縮短了經濟學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距離，為經濟學中大量應用對策的互動分析奠定了堅定的基礎，促進了經濟學的對策論革命。
特呂格韋·哈韋爾莫
1989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特呂格韋·哈韋爾莫榮獲198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從而成為第二個有幸獲得這一崇高榮譽的挪威人。1969年挪威著名經濟學家、經濟計量學的創始人之一拉格納·弗裏希獲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令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20年之後他的學生哈韋爾莫又因為對經濟計量學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突出貢獻而再次獲得了這一殊榮。
哈韋爾莫1911年12月13日生於挪威的奧斯陸。1930年中學畢業，1933年，畢業於奧斯陸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1933年後，他為挪威政府貿易委員會服務，同時，在奧斯陸大學經濟研究所做研究助理。之後，1938年，在阿胡斯大學當了一年統計學講師。1939年，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哈韋爾莫作為研究員到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
對於這次訪問，哈韋爾莫曾回憶說：“對我而言，1939年我很幸運地靠獎學金訪問美國。由於我不能控製的原因，訪問延續了約7年。因此我有幸在加利福尼亞向世界著名的統計學家裘西·尼曼學習了兩個月。那時我年輕而天真，自以為懂一些經濟計量學。我向尼曼教授談了我對該題目的一些想法。他不和我討論，卻給我兩三個習題叫我做。他說當我做了這些習題之後，他將與我談話。當我為那第二次談話見他時，我已失去大部分關於懂得如何做經濟計量學的幻覺。但是，尼曼教授也給了我希望，除以往造成困難和失望的方法外，研究經濟計量方法問題可能有其他更有效的途徑。”
在美期間，哈韋爾莫還很幸運地應邀訪問了芝加哥大學的考爾斯委員會，與一群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統計學家和數學家一起工作。
1945年，哈韋爾莫任挪威駐美國大使館商務參讚。1947年，由美國返回挪威。在美期間，1941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哈韋爾莫擔任工商部和財政部處長職務。1948年他回到奧斯陸大學，擔任該校經濟學教授，同時進行經濟計量學理論研究。目前，他仍在奧斯陸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不論是作為教師，還是作為研究人員，哈韋爾莫對挪威的經濟學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奧斯陸大學，他是經濟學方麵的主要教師。他教過的課程涉及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他的許多學生和助教根據他的講義寫文章，並獲得他在寫作方麵的激勵和指導。
在學術研究上，哈韋爾莫的重要成就反映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在該論文中，他對經濟關係的估計提出了一種新的和開辟道路的方法，即“經濟計量學中的概率方法”。他的工作為一個新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英國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理查·斯通對哈韋爾莫的博士論文的評價很高。他寫道：“它是一項對經濟計量學的光輝貢獻，對估計經濟關係成功程度將有革命性的影響。”
哈韋爾莫曾是經濟計量學會的會員(1944)，1946年，為數理統計學會會員，1950年，為挪威科學院院士。1954—1970年，曾斷續地擔任經濟計量學會理事會理事，1957年，為該學會會長。1975年，為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1979年，為丹麥科學院院士。同年獲弗裏喬夫·南生高級研究獎。
哈韋爾莫對經濟計量學的最重要貢獻是在經濟計量學中引入了概率方法。他特別重視經濟分析中常被忽略的隨機因素。在1941年的博士論文中，他就首次把統計學引入經濟預測，得出從隨機抽樣的調查中推演經濟理論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統計數字來驗證經濟理論並進行經濟預測的方法。哈韋爾莫把隨機模型看作是經濟計量學的基礎，這對經濟計量學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使經濟學理論更符合科學性。
哈韋爾莫的主要著作有：《經濟計量學的概率方法》(1944)、《經濟增長理論研究》(1960)。論文主要包括：《聯立方程組的統計含義》、《測度邊際消費傾向的方法》、《商品需求的統計分析：同時估算結構關係式的例子》及《評弗裏奇的回歸分析及其在經濟計量學中的應用》等。
肯尼思·阿羅
肯尼思·約瑟夫·阿羅1921年出生於美國紐約。阿羅所從事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是：社會選擇論，一般經濟均衡論，不確定性經濟學，特別著重研究的是個人決策，信息和組織。由於他在一般均衡論和社會福利經濟學方麵的成就，於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阿羅的主要著作有：《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1951）、《一般競爭分析》（1971）、《資本勞工替代與經濟效率》等。
阿羅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可以說是在無憂無慮中渡過的。在班裏，他的數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對他來說，做數學題也是一種遊戲。他能從看起來枯燥無味的數學運算和推理中得到極大的樂趣。正是這一愛好，培養了阿羅的思維能力，也給他以後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憑著阿羅在數學方麵的才能，他完全可以畢生從事數學研究，但他沒有成為數學家，原因是他被另一門學科吸引住了。他覺得：喜歡數學是從興趣出發的，研究數學並不是他的意願，然而要研究經濟卻是從理智出發的，這個願望是那樣的強烈，以致他下定決心學習經濟學。
阿羅考上了紐約市社會科學學院。經過四年的學習，1940年他獲得了學士學位。緊接著他又考進了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1942年，獲得了碩士學位的阿羅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美國政府開始大量征兵。年滿21歲的阿羅被應征入伍當了空軍。在服兵役的四年中，他始終沒有放棄學習，隻要有空閑，他就看書學習，研究卡爾多、希克斯、伯格森等許多經濟學家的著作。1946年，阿羅退伍後，又重新投身於經濟學的研究中。
阿羅從事的專業是經濟學和運籌學。早在上大學的時候，他就受他的老師H·霍特林的影響，對社會福利問題有濃厚的興趣。1947年至1949年，他先後在芝加哥大學任副教授，在柯爾茨經濟委員會任副研究員。這時，他的思想開始成熟，對過去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觀點產生了疑問，過去的觀點認為：“要對公共投資做出合理的選擇，可以用投資所得利益與投資花的成本進行比較，如果投資利益超過投資成本，就可繼續在這方麵投資，直到所增加的利益正好抵消增加的成本為止。這樣，政府對於公共支出所作的選擇就與消費者對他們個人支出所作的選擇類似。”在進一步研究之後，阿羅意識到：伯格森等人提出的社會福利函數，從理論上說，必須在已知社會所有成員個人偏好次序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序，把各種各樣的個人偏好次序歸納成為單一的社會偏好次序，才能從社會偏好次序中確定最優社會位置；然而從實際上來看，這是很困難的。1948年夏天，他著手寫書闡述自己的觀點。他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柯爾茨經濟研究委員會、蘭德公司的支持，還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輔助研究費。經過三年多的時間，他完成了這項研究，《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於1951年問世了。這部著作的出版，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又再版了，並被譯成了多種文字，成為西方經濟學名著。
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阿羅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他用數學推理得出這樣的論斷：如果有兩個以上偏好不同的人來進行選擇，而被選擇的政策也是超過兩個，那麼就不可能做出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的決定。因此，在每個社會成員對一切可能的社會經濟結構各有其特定的偏好“序列”的情況下，要找出一個在邏輯上不與個人偏好序列相矛盾的全社會的偏好序列是不可能的。他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是對新福利經濟學的革新，是新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長期的辯論，而且逐漸形成獨樹一幟的地位。鑒於他在新福利經濟學研究中的成就，哥倫比亞大學授予他博士學位。
由於阿羅在美國經濟學界很有名氣，他得到了政府的重用。1962年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後來任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還擔任過經濟計量協會會長(1956年)、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67—1974)、管理科學研究會會長(1963年)。1949年至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授。1968年至今在哈佛大學任教授。
阿羅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競爭分析》(1971)中，提出了“一般均衡論”的理論。一般均衡論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一種分析方法，就是從市場上所有各種商品供求與商品價格的相互影響出發，來觀察每一種商品的供求在均衡狀態下的價格決定。商品的供給取決於生產要素供給函數，商品需求取決於消費者的需求函數，商品的生產取決於生產函數。一般均衡論假定在整個經濟體係中，每種商品和每種生產要素的經濟組成都各有其獨立的方程式，而在整個經濟體係處於均衡狀態時，所有生產要素、產品價格及其供給量，相適應地有一個均衡數值。這就是一般均衡論的理論概念。
阿羅進一步研究了現實經濟生活中如何處理市場不穩定和風險問題，使之達到“一般均衡”。他提出的關於“風險”和“不穩定”的新理論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對企業決策理論做出的重要貢獻。
阿羅還把一般均衡論應用於經濟增長方麵。他對考伯—道格拉斯的生產函數論做了一些修改，他的《資本勞工替代與經濟效率》的調查報告，對美國的生產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美國生產的發展，既不像考伯—道格拉斯函數那樣波動，也不像瓦爾拉斯—裏昂惕夫—哈羅德—多馬模式所假定的固定增長比例那樣不波動，而是論證了決定投入替代率的一種新的生產函數，那就是在製造業中，最多隻有以一個生產要素代替另一個生產要素的可能性，替代率小於1。而這種替代是不完善的，但以後整個經濟的發展會改變這種替代彈性。
他在福利經濟學方麵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阿羅在其著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1951版，1963版)中，用數學推理得出不可能從許多不同的個人選擇中得出大家都滿意的社會決策。“不可能性定理”是對福利經濟學的革新，是“社會福利函數論”的一種理論。他把社會福利設想為在一些標誌社會福利主要自變量之間存在著某種函數關係，這些自變量包括每個社會成員所購買的產品和所提供的生產因素，以及其它可能影響社會福利的因素，他根據社會福利函數論中個人選擇與社會選擇的關係，來尋求如何產生最適度的社會福利函數的途徑。
現在，一般的均衡論的分析方法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應用，福利經濟學的最適宜的資源配置問題，經濟計量學的投入—產出分析，經濟增長模式等都以一般均衡論作為分析方法。由於他在一般均衡論和社會福利經濟學方麵的成就，他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一同被授予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外，阿羅還獲得了其他眾多獎項和榮譽。1957年榮獲美國經濟學會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967年和1972年分別獲得芝加哥大學、紐約市學院的榮譽法學博士，1971年獲得維也納大學社會和經濟學榮譽博士，1973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榮譽理學博士。
吉拉德·德布魯
吉拉德·德布魯1921年7月4日生於法國的加萊。
他的小學和中學課程都是在加萊市學院學習的。在法國,學院是為學生進入大學做準備的預科大學機構。受優秀的中學物理老師的影響，他考慮成為一名物理學家。
1941年夏，德布魯進入有聲望的高等師範學校，在那裏學習和生活直至1944年春季。
戰後初期，德布魯是法國不拘禮儀的“博爾巴基(Bourbaki)”組織中的一員，這是由一群年輕的法國數學家組成的團體。1945年底至1946年初，德布魯格在巴黎取得了數學助教的資格，並開始學習研究生課程。但是，盡管他讚賞鮑貝克的數學形式，當時，這種數學在法國占有支配地位，但他認為不應該終身從事這種理性領域的研究，而應把該學科投入應用。這引導他進入了令他著迷的經濟學領域。當他在1943年讀了莫裏斯·阿萊的《個體經濟學說研究》中陳述的列昂·華爾拉在1874—1877始創的一般經濟均衡的數學理論時，他對一般均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麵臨重建的繁重任務。德布魯認識到，經濟學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進一步激發了他對經濟學的熱情。結果興趣變成了終生事業。
1948年夏，德布魯參加了在薩爾茨堡舉行的為時幾個星期的研討班。這個研討班由像瓦西裏·列昂惕夫這樣的人物講授經濟學。年底，他由阿萊提名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洛克菲勒基金會給予他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使他在美國、挪威和瑞典度過了1948—1950年這段時期。1949年，他訪問了哈佛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50年訪問了挪威的奧斯陸大學和瑞典的烏普薩拉大學。當時，拉格納·弗裏希是斯堪的納維亞最著名的經濟理論學家，斯德哥爾摩學院在瑞典聲望很高。在那裏，德布魯會見了經濟學界的幾個著名人物，如林達爾和倫德伯格。這段經曆對他日後的事業發展意義重大。他在自傳中曾說：“我在薩爾茨堡的日子和我的洛克菲勒獎學金使我接觸到法國被割斷的經濟學的一切新進展。”這個時期的訪問和接觸使他直至今日仍然站在經濟學的前沿。
1949年，在德布魯訪問芝加哥大學期間，考爾斯委員會向他提供了一個經濟學副研究員的位置。
那時他開始同肯尼思·阿羅合作，聯名發表了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章《競爭性經濟中均衡的存在》(1954)。在這篇文章中，他們運用迄今在經濟學中尚鮮為人知的拓撲學方法，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提供了權威性的數學證明。這些論證以及其他旨在證明供求方程的一般均衡體係可能存在惟一解，這常常是容易被人輕視的。顯然，在現實世界中，單一價格和數量總是按照某種方式，在不同市場上被決定的。於是人們不免要認為，經濟學家最好把時間用於發現市場怎樣產生一個惟一解，而不是用在擔心一組聯立方程在數學上是否可解。但是，一般均衡理論被運用於現代經濟學的一切分支之中，如果人們不能肯定一般均衡模型確實有解，則決不可能信心十足地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此外，一般均衡的存在取決於一定的限製條件，這些條件有助於理解現實世界中實際達到多市場均衡的方式。無疑，阿羅和德布魯的這篇文章的確使實際生活中的競爭的某些方麵更清楚了。
1955年，德布魯與考爾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去耶魯大學，直到1960年為止，他一直在那裏任副教授。1959年，他出版了名作《價值理論，經濟均衡的公理分析》，這本書內容不多，但自此以後，它標誌著經濟學家在數學上成熟的最後階段。他運用集合理論的拓撲學，而不是微積分學、矩陣代數，用極大化的經濟係統，準確地描述了所有傳統的競爭價格理論的結果。對於那些僅僅能夠用文字思考的人，這本書完全沒有向他們做任何讓步。雖說這樣，它對經濟學教科書中的思想卻影響頗大。
德布魯後來發表了大量論述所謂“存在定理”的專業性文章，試圖使那些證明競爭條件下一般均衡存在的嚴格假設有所鬆動；同時，還論述了與此不相幹的問題：即實際經濟係統在一般均衡解上收斂的速度問題。希爾登布蘭德(H·Wildenbrand)編的《數理經濟學：德布魯的12篇論文》就是從這些文章中選了一部分出來重印的。
1956年，德布魯獲得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62年，到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任經濟學教授，1975年起又兼任數學教授。德布魯是多種經濟學刊物的編委，1977年起任美國科學院院士。德布魯是微觀經濟學研究中拓撲學方法和集合論方法的奠基人之一。
在考爾斯委員會工作時，研究主任恰林·科普曼斯將他引見給肯尼思·阿羅。當時阿羅在斯坦福大學工作，像德布魯一樣，他也正在研究一般經濟均衡的存在問題。德布魯與阿羅進行了極其友好地合作研究，並產生了許多合作出版物，其中一本為《競爭性經濟的均衡存在》，於1954年出版。
1953年夏季和秋季，德布魯在芝加哥的最後一年中，他有6個月時間是在法國電力部門渡過的。在那裏，他研究了有關水力發電廠水庫儲水的有效量的不確定性問題。由於受到他在巴黎的實踐和阿羅寫的一篇關於應急商品的論文的影響，他確定了他的那本古典派著作——《價值理論：經濟均衡原理分析》(1959)中有關經濟不確定性的重要章節的基礎。1955年，他與考爾斯委員會一起搬到耶魯大學，該委員會成為考爾斯基金會。在耶魯時，他完成了《價值理論》的著述。該書對一般經濟均衡理論進行了公理性分析。這部古典派著作的最初版本是1956年在巴黎大學以博士論文的形式出現的。
德布魯在耶魯一直工作到1960年，調查了有關基本效用的幾個問題。第二年，他是在加利福尼亞斯坦福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渡過的，在那裏他把全部時間都奉獻給有關存在問題一般定理的一種綜合證明。與此同時，伯克利向他提供了一個吸引人的工作，在斯坦福附近，能與阿羅、赫伯特·斯卡夫和其他著名人物合作，以及伯克利提供的進行科學研究的良好條件。
德布魯於1961年秋季在耶魯渡過最後的半學期，進行經濟核心的研究工作，稍後，在1963年，他與斯卡夫合作寫了一篇有關這方麵的論文。1962年1月，他成為伯克利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並一直逗留至今，並於1975年7月獲得數學教授職務。1968年秋季開始，他幾度長期離開，到許多著名的國內外大學和研究中心講學和指導研究。他也獲得了許多榮譽博士學位，並作為著名成員、研究者、官員和主編參預了幾個有聲望的職業性組織和雜誌。德布魯是《經濟理論雜誌》(1972年以來)和工業應用數學學會的《應用數學雜誌》(1976—1979)的主編，以及《數理經濟學雜誌》的顧問委員會成員(1974年以來)。他在許多大學獲得榮譽科學學位，如波恩大學(1977)、洛桑大學(1980)、西北大學(1981)和圖盧茲社會科學大學(1983)。他的國外旅行包括作為古根海姆研究員和客座教授訪問了盧萬大學的運籌學及經濟計量學中心(1968—1969，1971—1972)；作為海外研究員訪問了丘吉爾學院、劍橋大學(1972)；作為客座教授訪問了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的坎特伯雷大學(1973、1987)；並作為非正式研究員訪問了巴黎的CEPREMSP(1980)。
德布魯是謹小慎微的，顯示了對精確性的明顯願望，這個性格一部分來自他的數學特性，一部分來自他對優秀和正確的卓越探究。他經過長期的認真的考察和評價以後，向公眾展示了他的科學成果。這就是1983年出版的《數理經濟學——德布魯論文20篇》。
德布魯於1960年離開耶魯大學，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任經濟學和數學教授。1969年至1971年，他曾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70年以後又是美國科學發展協會的會員，1977年和1980年先後獲波恩大學、洛桑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但真正給他以極大快樂的，還是1976年他獲得的“法國榮譽軍團騎士”稱號。他被授予這一榮譽，是因為他在美期間，其語言談吐、飲食習慣和個人魅力，都無不具有一望即知的典型的法國味。不過，這一榮譽還是不如他1983年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經濟學中，德布魯堅定地相信分工概念和比較優勢法則。但他不願評論現代經濟問題，如第三世界國家的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發展。他寧可把這些問題留給那些領域的專家。他是一個無官職的人，他通過他的手稿與我們一起分享他的智慧和對世界的想像力。正像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的那樣，德布魯把新的分析方法應用到經濟理論中和對一般均衡理論嚴密係統地闡述，許多經濟學家將會牢牢記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