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吳稚暉
1912年4月19日，在上海新舞台，一位穿黑西裝、圍紅圍巾、頭頂用紅繩紮了根小辮的小醜登台亮相，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執折扇，斷繼續擊鼓，高唱自編功勸募歌，要求大家為剛誕生的中華民國捐款。這位小醜的扮演者乃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反清革命家、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教育家吳稚暉。為吳稚暉認為捐款未夠，於是跪在台前叩頭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觀眾投擲銀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鐲也投到台上。這時吳稚暉才起立大聲說：“謝謝諸位男女來賓，我勸大家捐錢，我不捐錢，我下不了台。我隻好把腰間所有的錢，一齊和大家的錢並入一堆，也算是我吳稚暉裝點門麵，湊湊熱鬧。”說完，他將腰帶一鬆，若幹銀元“嘩啦”落地，他從滿座掌聲中躬身退場。
吳稚暉，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陽在陽湖縣（今屬武進縣）雪堰橋。他的曾祖父叫吳玉裕，祖父叫吳治永，父親吳有成，世居雪堰橋。他的母親鄒氏是無錫北門人。他了生在農曆二底，古書上將農曆月底月亮出現在西方稱為“眺”，故取名吳眺。後來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暉，晚年自稱老人，筆名燃、燃料、夷。
吳家曆代以種田為生，家境貧困。吳稚暉的祖父死時，隻能買口有縫的鬆木板然後用紙把縫糊起來。吳稚6歲時,年方25歲的母親就病故，下葬時，隻能在下層襯以稻草。外祖母陳太夫人可憐他，把6歲的他帶到無錫撫養成人。由於吳稚暉一口無錫話，至老未改，許多人把他當作是無錫人。吳稚暉總是笑著說：“說我武進入可，無錫人可，總之，是中國人也。”
吳稚暉7歲進了無錫某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他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艱苦，在吳稚暉十五六歲時，更是窘迫，往往斷炊，衣衫襤縷。
1882年18歲的吳稚暉應聘擔任私塾教師，借以稍緩困境，外祖母將自己的外衣典當後給他買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舊走上講台的難堪。以後，他白天在私塾教書，晚上便常到無錫崇安寺春源茶社，與孫揆均等一邊喝茶，一邊討論八股及時務，這種討論對他學業的長進幫助極大。他的文章長於史論，研究《皇清經解》頗有功力，對詩賦喜讀而常作，“稚暉”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詩人謝玄暉而取。
1887年,吳稚暉考中秀才。1889年,他進入江陰南菁書院讀書,入學第一天,他去謁見書院山長典以周,目睹芮以周的座案上有“實事求是,莫作調人”8個大字，給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稱：一生隻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調和。可以說，就深受這8個字啟示的徹底的精神之影響。27歲外祖母去世，吳稚暉對外祖母的感情極深，說“其恩至篤”。就在這一年，他參加鄉試中了舉人。次年，到北京參加會試而未中，仍回到南菁書院。有一天，江陰知縣經過孔廟而未下轎，吳稚暉與同學紐永建等看到後，認為這是“非聖無法”之舉，便拾起石子擲擊，知縣大怒，把吳稚暉押入縣署，後經黃以周交涉，知縣承認拘捕舉人為非法，便用轎子送回書院，風波才算平息。但黃以周怕以後招惹麻煩，便請他們離開書院，後來吳稚暉轉讀蘇州紫陽書院肄業。在這一段時間裏，吳稚暉隻想以苦讀求功名，他自稱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迫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導了波及全國的維新變法運動。吳稚暉一則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則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始覺中國要學習西方工藝造大炮機關槍才能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之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為維新派小卒。後來，他到天津北洋學堂教書。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會館拜訪了康有為，大家談到最重要的問題乃八股、小腳、鴉片三害，吳稚暉認為除此三害，要從自己做起，他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腳，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他還寫了一個3千字的摺子，在1898年膛曆春節那天地候在彰儀門大街，攔下了朝賀回宅的瞿鴻禨，請他專呈光緒皇帝，但瞿鴻禨說：“你的摺子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帶回去細看再說”，然後轎即如飛而去。過了一天，吳稚暉知道不會有什麼回音，便離京返津。
1898年6月，吳稚暉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這時，光緒帝頒布變法詔令，他聞訊後就在無錫崇安寺創辦三等學堂響就變法，推行新教育，並與朋友約定不再讀線裝書，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與“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如果說甲午慘改使吳稚暉開始覺悟“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式藝”，那麼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進一步刺激他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吳稚暉離開財洋公學，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不久，國內清政府開始實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辦新學堂。他便於這年12月份從東京回到廣東。吳稚暉在廣東辦學招生，直接接觸到官場內幕，深覺與他個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搖頭而去。1902年他便帶了26個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師範。時清駐日使為蔡均，吳稚暉請求他保闥江蘇、浙江、江西自費學生9人入成城學校，那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一年後即可升入士官學校，但蔡均不答應保送。吳稚暉與孫揆均帶著26個學生赴使館與蔡均爭論，吳稚暉伶牙利齒，據理力爭，其餘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亦廣為聲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鈞惱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驅逐吳、孫二人出境。吳稚暉氣憤異常，寫下了絕命書，憤投水自殺，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國郵般回國時，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聞訊趕到船上護送他回國。吳稚暉由次事件，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回到上海後，便在歡迎大會上慷慨陳辭，痛斥清廷腐敗，喪權辱國，革命思想由此引發。
1902年10月，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愛國學社，吳稚暉任學監兼國文教員。1903年起，愛國學社在張園發起演說會吳稚暉等紛紛登台演說，《蘇報》將張園演說詞刊登出來。1903年夏，《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篙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推薦、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序》等文，革命旗幟鮮明，一時歡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懼，派人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結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鄒容自動投案，吳稚暉在親友的勸說下連忙離開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後轉赴英國。
1903年8月，吳稚暉抵達英國，他在英國雒極為當地中國留學生排憂解騅，在留學生中聲望很高。1905年春，孫中山赴歐洲，在倫敦拜訪了吳稚暉，這是兩位革空家相見之始。孫中山請他一起到老師康德黎家裏吃飯，殷殷相待。會晤給吳稚暉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後回憶：“國父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祗覺是偉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世俗所謂偉大，都是有條件襯托出來的，或者是有貴人氣，又或者有道學氣，又或者有英雄氣，或者擺出名士氣，而國父品格的偉大，純出於自然。”是年夏，孫中山到日本，各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東京聯合成一個中國同盟會，以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奮鬥目標。是年冬，吳稚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在倫敦加盟。1907年，他與張靜江、李石曾在巴黎組織世界社，發行《新世紀》，並組織中華印字局，廣印書報，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紀》創刊於1907年6月26日,停刊於1910年5月21日,每周１期，共出121號，吳稚暉始終主持其間。《新世紀》成為革命黨的一大喉舌，與在東京出版的《民報》東西相應輝。
吳稚暉在主持《新世紀》其間，以雄健犀利的筆鋒論述了許多重大問題。他屢屢蓍論培擊清室，認為清賊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於欲進進步能進步之地位。欲爭起直追，能左右於優等之民族，同趨於公善，非破棄一切障得不可。破棄一切障礙則以毀滅皇統為根本之圖，萬以毀滅滿洲皇統為根本之根本，故他說：“排滿革命，非種族上之問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他又屢屢著論痛斥滿清之所謂，立憲“決不能真”。因為真立憲就意味著清政府自割頭，喪失統治權。而由於清政府隻會搞假立憲，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針對國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於將昏睡的中國人譏諷為“豬生狗養”，話雖尖酸，卻能驚醒國人的靈魂，促國人毅然奮起。他又大談科學教育，學習西方工藝，認為要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吳稚暉在巴黎主編《新世紀》周刊時，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之時。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出身俄國的克魯泡特金創造了互助論，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通過互助即可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吳稚暉在雒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中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宣傳無政府主義，鼓吹實現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沒有強權、軍隊、法律，消滅階級、去國界、毀政府，眾生一切平等，人我無界，無爭無尤，無釓怨無竟怡怡然四海如春。在這個社會裏，物質文明十分發達，凡勞動都歸機器，每人每日隻要工作2小時，便已各盡其能，人們享用的東西，應有盡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種語言80％的經費用於教授人民生活科學知識，20％的經費教授人們的無政府思想化理。這個社會不再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隻有化理而沒有法律，人人正直無私，誠實可欺。從吳稚暉的描述中不難看出，其大同思想與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聯係，受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影響，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
吳稚暉還進一步論證了無政府主義思想體係的理論基礎為“人性本善”。他認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隻是接觸到環境的影響才使“本善”的人性發生了變化。世界的發展是善惡交替發展、鬥爭的結果。那麼，如何才能使人性發露接觸萬事萬物時能不受環境影響而達到善呢？他認為這有待於“理智”的“審查”，即通過理智的作用使惡製於善，使善善相續。吳稚暉一再宣稱，“人類向於進化，本由良德”，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斷推動發揚的結果，無政府主義社會製度的建立不過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實現。
吳稚暈又揭示了三民主義是實現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他認為，進入大同社會，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做到“天下為公”，使天下的人必須人人為公，不可為私，做到這一點，辦法有三條，即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中重心是民生主義。實行民生主義，可以使地盡其力，物盡用其用，人盡其能。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們用還著為了物質財富去你爭我奪，自然可以做到人人為公，社會進入無政府的大同時代。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思想境界的提高，都離不開科學和教育，所以吳稚暉充分肯定了科學、教育在社會發展中意義，強調科學與教育是產現無政府主義的手段。
需要指出，吳稚暉的在流亡歐洲時開始接受無政府主義而逐漸服膺之的；在創辦《新世紀》時，他對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是與反帝、反清、反封建主義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結合的；辛亥革命後，把無政府主義看作社會發展必然一階段，認為共和製是現實的奮鬥目標。這一切都在曆史中起了進步的作用，表現了一個要求國家富強、人類幸福的思想家的氣主的胸襟。而在北伐戰爭以後，他倡導無政府主義主要是為了與共產主義思潮相對抗，反對階級鬥爭，而實質上，他已經把無政府主義束之高閣，並逐步擺脫其影響，背離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為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竭誠擁護者。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響應，清朝統治崩潰已成定局。孫中山由美國轉至英國，準備返回國內。吳稚暉在倫敦為孫中山處理各種函電，共商建國大事，定青天白日旗為國旗，於倫敦唐人街首先懸掛。孫中山臨回國時，關照稚暉也要及早回國。這樣，吳稚暉在孫中山抵達上海3天後即12月28日也到了上海。民國肇建，各派勢力競相爭權奪利，就連同盟會內部也是爭得不可開交。孫中山非常重吳稚暉，要記他出任教育總長一職，但吳稚暉恰恰與一般人相反，堅決推辭。此後直到孫中山逝世的10多年時間裏，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科學。吳稚暉走遍中國南北，到過英、德、法、日，深知漢語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無法聽懂，而其文則因無注音，讓人難以學習。吳稚暉認為，“無音可讀”是漢字的一大缺點，如若能為漢字“娶一注音老婆”，並把所注國音並入漢文內，在全國推廣，不僅可彌補漢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為他們真正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早在1895年，他便草創了“豆芽字母”，與盧戇章的“第一快音新字”同開中國拚音了母之先河。在巴黎時期，他又對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進行過研究。現在，這位革命元勳可以完全投入。1913年1月，他擔任國語讀音統一會會長，並在該年2月召開的全國讀音統一會會期中，用3個月時間，主持製定注音字母。1917年在此基礎上取6000餘字編定《國音字典》，1918年出版。自1919年起，他主持國語統一籌備會（後改為國語推行委會），提出在國推行注音符號的任務、方案、辦法；修訂標準音，審定《國音常用字沁》等多種國語書籍，頒為國家本；在各國立師範學校增設國語專修科，並出任上海國語師範學校校長，親自在國語師資班兼課，以訓練推行國語的人才；編製《漢語拚音表》、《注音符號》一類的通穀教材，力圖國語推行的通俗化、簡易化、普及化。吳稚暉以後仍繼續關注這一工作。他以自己畢生精力軼珩國音統一工作，奠奠定了民國時期推“語同音”的基礎。
吳稚暉十分關心教育。民國建立後，他就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點，以及今後的教育目的、方針、作用和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問題，發表了一係列文章。他還發起儉學會，設立北京留法預備學校，倡導組織青少年赴法勤工儉學，將其新教育思想付諸實踐。1915年他與李石曾等發起勤工檢學運動；1917年初在《中華新報》辟“客座談話”專欄，介紹留學歐洲應具備的知識和外國風俗見聞；1919年初與李石曾等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1920-1922年間籌建了中法裏昂大學並出任校長；1925年又創辦了海外補學校，為國民黨要人子弟出國留學作準備。
吳稚暉致力國音統一和倡導勤工儉學，在中國現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前者有利於提高全國平民的識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後者培養了科學技術和政法人才，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響。
官稚暉堅信革命不是為做官，但仍十分關心國事。他的名言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所以，他以民國元勳致力國音統一和倡導勤工儉學，他以普通公民積極參與政治。
1913年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火車站刺殺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宋教仁，吳稚暉憤然離開北京，回到上海與蔡元培創辦《公論報》，抨擊袁世凱的專製統治，竭力倡導討袁運動。後來，袁世凱鎮壓了小中山領導的討袁運動，孫中山流亡日本，吳稚暉出走英國。吳稚暉十分關國事，當1915年1月法國報紙披露袁世凱與日本談判簽訂“二十一條”內容後，吳稚暉與蔡元培等函件來往，揭露袁世凱喪權辱國。有趣的是，袁世凱自以為地位鞏固，革命黨人已是窮途末路，隻要稍加籠絡的一個有影響人物，他便授勳位於吳稚暈，不料，吳稚暉毫不領情，立即寫信回絕，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為消閑，侮辱書生。公民吳敬恒敬上。”這一封信詼諧而諷刺，傳頌一時。
1922年,孫中山組織第二次護法運動中發生了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被迫逃到永豐艦，返回上海。吳稚暉得知這一消息，便從法國回國奔走於京、滬、奧間，勸陳炯明悔過討賊，雖因陳炯明不聽勸告而未成，但吳稚暉的一片愛國熱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
1926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在北代誓師大會上，年過花甲的國民常元老吳稚暉將孫中山的遺橡和黨旗國旗授給時任北代軍總司令蔣介石，並臻詞激勱全體將士。
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注精衛投降日本。吳稚暉最痛恨賣國求榮的漢奸，立即進行口誅筆代，稱汪精衛為“汪精怪”；陳璧君為“陳屁裙”；褚民誼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這些名字，就對這“臭了自己，臭了國家，還臭祖宗，更臭子孫，真是畜類”的漢奸深惡痛絕。抗戰勝利後，他以８１高齡當門而坐，歡慶勝利，其歡樂之情，無異於一般青少年。
由於吳稚暉堅持認為中國不能實行階級鬥爭，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實驗於中國，故從北代戰爭後積極反共，思想沒有能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而繼續前進。1949年,他為國民黨統治的行將垮台憂心忡忡,體力大衰,時病時好。2月24日他被蔣介石的專機接到台灣。1953年10月30日吳稚暉病逝於台北，終年８８歲。
吳稚暉一生十分簡樸，敝衣敗絮，安之若素，外出總是以步當車，經常罷車。他視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來接濟別人。他身邊唯一珍貴的東西，就是他2萬多冊的藏書，還有從21歲開始日積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報。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談話》、《上下古今談》、《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注音符號作用之辨證》、《稚暉文存》等，在台灣出版的有《吳稚暉先生選集》（上、下冊）、《吳敬恒選集》（共13冊，分為哲學、文化教育、國音文字學、科學、政論、書信、序跋遊記雜文、上下古今談，各為1冊或2冊）。
吳稚暉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頗具特色而有過較大影響的人物。他學貫中西，愛國堅定，生活淡泊，臻力教育，贏得了當時人們的崇敬並受到其深刻的影響。蔣夢麟料稱讚他是中國學術界一顆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適譽之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四大反理學的思想家之一；1963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十三屆大會上舉存他為“世紀偉人”。無論是吳稚暉的生平，還是其中豐富的思想，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梅貽琦
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麵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他的確是蔡孑民先生而後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說。
“他”是誰？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
世人知道梅貽琦的已不多了，也難怪，1949年6月梅貽琦代表國民黨政府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會議後，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國管理“清華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至1962年病歿台北。
“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周恩來的這句話，可視為共產黨對梅貽琦的政治定位。
梅貽琦，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今常州)，生於天津，遠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駙馬，受命駐防天津，梅家從此成為津門望族。詩書傳家，梅貽琦的父親梅臣中過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貽琦1904年入南開學堂，因品學兼優，頗得張伯苓賞識。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學堂。次年，以第六名優秀成績被錄取為第一批庚款留學生，放洋，赴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攻讀電機專業，1914年畢業後回國，不久應清華邀約回母校執教。此後，由教授到校長，連續為清華服務近半個世紀，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見的。他出任清華校長後創造了清華的黃金期，全麵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厥功至偉，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一位西哲說：“教育的出發點就是愛。”
梅貽琦愛家。
梅貽琦有姐弟多人，兒時每人都有一個奶媽。可是等到幺弟貽寶出世時，家已日暮途窮，奶媽都辭了。10歲的梅貽琦當了嬰兒貽寶的“奶媽”，每日必做的功課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間，梅貽琦從牙縫中摳出十元五元，不時寄回家中濟窮，助弟弟們上學。回國後他供職清華，說媒提親者踏破門檻，麵對三個弟弟讀中學，特別是見到二弟貽瑞因無錢中斷學業，他很難過，為贍養父母，幫助弟弟們上學，他決計不考慮自己的婚姻。直到30歲時才與韓詠華結婚。弟弟們上中學、大學的費用全部由他一人負擔。即是婚後，他還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贍養父母，助弟弟們上學，自己的小家僅留三分之一。梅貽琦逝世後，幺弟梅貽寶(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含淚回憶說：“五哥長我11歲，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
梅貽琦愛國。
早在1927年，他對清華遊美預備部畢業班作臨別贈言時，意味深長地說：“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隻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1931年，他在出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說中強調：“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當然，他認為“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次年，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紀念會上，他沉痛地說，那是“國難追悼會”。麵對東北地圖變色的悲劇，他堅信“不甘淪為奴隸的民眾，將群起而圖之”，他信心十足：“東北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將不致終亡。”在西南聯大時，到梅貽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會捧出一盤自製的叫“定勝糕”的點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勝糕”三個字，表達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梅貽琦向以訥於言而敏於行稱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於他身居清華校長的特殊位置，對學生運動是十分敏感的。20世紀40年代末的清華中共地下黨幹部白祖誠回憶說：“……在那兩年中，以梅貽琦校長和諸士荃訓導長等主持的校務當局，始終基本上沒有幹涉、限製過學運和學生的活動。”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華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陶瀛孫回憶說：“梅貽琦比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動經費(指中共地下黨活動)。”西南聯大時期，梅貽琦“曾積極提倡師生為抗戰工作而努力”。在清華校友通訊上，他發表過兩篇《抗戰期中的清華》，在報告校務的字裏行間充滿愛國激情。1938年春，國民黨政府發動訓練機械化部隊，梅貽琦倡導機械係二、三、四年級學生參加交輜學校受訓，畢業後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戰部隊急需電訊人才，他就在電機係專設電訊專修科，為抗戰服務。1943年盟軍來華征集譯員，隨軍上前線，那是很危險的。梅率先垂範，支持正在二年級(本不屬應征對象)就讀的兒子梅祖彥棄筆從戎參加遠征軍，二女兒梅祖彤也參加了戰地醫療隊。
受梅貽琦的影響、熏陶，兒子梅祖彥在部隊服務三年後，赴美留學。1949年畢業於梅貽琦的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並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彥毅然回到大陸，為新中國服務。此舉是得到梅貽琦的默許而成行的。梅貽琦聽說兒子“回到清華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貽琦故去後，夫人韓詠華於1977年也落葉歸根回到大陸安度晚年。政府給予優厚待遇，安排她為全國政協第四屆特邀委員。
梅貽琦儒雅、謙和。他雖工科出身，但喜愛音樂、書畫和詩詞，又通曉四書五經、史地和社會科學，洞悉人性的隱微。人稱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溫，對人和顏悅色。如遇工作中問題，他總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得到回答後，如果他同意，便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則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為好，或說我看如果那樣辦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疾言厲色。
1940年9月，西南聯大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紀念他為清華服務25周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塊“育材興邦”匾額，他的美國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授他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麵對朋友、同仁道賀，他在答辭中說：“方才聽了幾位先生以個人為題目，說了不少誇獎的話，自己不敢說他們的話是錯的，因為無論哪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隻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工業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於這個學校的校長，做一種獎勵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內，一所新大廈落成，僚屬請他立碑紀念，並舉行儀式。可梅貽琦隻在簽呈上畫了個圖，標明尺寸，要求在新廈牆上加一碑石記上興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為他設立“梅月涵獎學金”，他執意不肯。這些，都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述了他與清華的血緣之親，也表達了他對清華的摯愛。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華校長，可稱得上受命於危難之時。自羅家倫於1930年離職(當屬被逐)後，清華長時期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連續空缺了11個月，不斷易人，反複被逐。國民黨政府隻好令在任“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出山。梅貽琦感到榮幸、快慰，但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雖一再請辭，終未獲準，遂赴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有極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隻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稱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關於大學教育的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拘一格攬人才，被“三破格”的華羅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麵，梅貽琦倡導“吾從眾”的民主作風。他以京劇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戲讓別人唱，並說“那是自己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與有榮焉’而已。”大家都說他是個隻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眾議，無為而治。但又擇善固執。他在主張學術獨立、自由教育的同時，審時度勢，極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認為在抗戰的特殊背景下，大學重心“應在通而不在專”，以滿足社會、國家的需要為宗旨。顯然，他的這一辦學方針是與國民政府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相悖的，但他一意堅持唯實，不唯上。他還強調對學生的操行的培養，要求教授在指導學生讀書、做學問時，“必須指導學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聯大主要校務工作是由梅貽琦負責的(另有南開的張伯苓和北大的蔣夢麟)。從《梅貽琦日記》中，可以看到在國難當頭、校務繁重、生活艱苦的環境下，梅貽琦嘔心瀝血，才創造出聯大“篳路藍縷，弦歌不輟”的局麵。
1940年9月，梅貽琦的美國母校邀請他參加校慶，並頒他榮譽博士學位，他丟不下艱難竭蹶中的聯大，沒有前往。他的胸懷是寬廣的。為渡危艱，當時清華的教師組織“清華服務社”，通過為社會服務取得一些報酬，以改善教職員生活。梅貽琦將該社所獲的利潤，讓西南聯大全體同仁分享，每人多發一個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擁戴。
1948年時局發生變化，是年底梅貽琦與一些名教授被當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國民政府要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梅堅辭。據當時一起同行的張起鈞教授回憶，梅貽琦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地表示：他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隻身南來，深感慚愧，怎好跑出來做官？這“表現了學人的風格，樹立了師德的典範。”“不愧是個‘人物’。”
身為校長的梅貽琦，對清華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對“清華基金”，他更視為命根子。1949年後他在美負責管理這筆基金。葉公超每到紐約都去看他，勸他回台，把清華的這筆錢用到台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因他不願用這筆錢拿到台灣蓋大樓、裝潢門麵，他想用在科學研究上。因此，台灣有人罵他“守財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終於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後，把這筆款子用在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上。
晚年的梅貽琦患病住院，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在他病桌旁始終有隻從不離身的手提包。在梅貽琦去世後，夫人韓詠華打開包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曆年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者無不動容。
梅貽琦愛廬，亦愛廬內的同仁、朋友。
聞一多被害，令他悲憤欲絕。“日間披閱兩校公事頗忙。夕五點餘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後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於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急尋世昌使往聞家照料，請勉仲往警備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貽琦為防止類似慘案發生，旋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和張奚若安排到美駐昆明領事館避險。他一麵妥善安排聞一多的善後，一麵向當局交涉追查凶手，向報界發表談話，揭露特務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華的教務長，梅貽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華大搜捕，逮捕數十位無辜的同學。學生們誤認為是潘光旦向當局提供的名單，圍攻潘。潘是殘疾人，一隻腿，雙拐被丟在地，隻能用一隻腿保持身體平衡。梅貽琦覺得他是一校之長，不能讓朋友代己受過。他挺身說：“你們要打人，來打我好啦。你們如果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麵的人，那是由我負責。”他對情緒激動的同學們說：“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出了事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隻好抱歉地給了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是不大準確的。……你們還要逞強逞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吳晗教授思想活躍，當局曾令清華解聘吳晗。梅貽琦一麵拒絕，一麵悄悄地通知吳晗離去。
梅貽琦愛生如子。他說：“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
國難當頭，學生運動迭起。梅貽琦完全理解、同情學生的愛國熱忱。他以超人的冷靜維持穩定局麵。學生進城遊行後，梅貽琦派卡車把同學接回。對當局逮捕、開除學生，他總想方設法予以保護。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學生立即離校。一次為掩護郭德遠同學脫險，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車裏偷運出去(未實施)。有學生被逮捕，他總費盡周折去保釋。學生們也很體諒梅貽琦，每要鬧學潮時，又怕影響梅校長的地位，總要先貼出擁戴梅校長的大標語。對梅貽琦與警察局周旋嗬護學生的行跡，學生們模仿梅校長的口吻，編了一首順口溜：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傳聞可能有什麼，恐怕仿佛不見得。
盡管他自己很節儉，但對窮困、病難的學生，梅貽琦總是慷慨解囊，予以濟助。學生林公俠在香港中風，貧病交加，梅貽琦聞訊，從美國彙一筆“數目巨大”的款子，幫他渡過了難關，並勉勵他：“好好養病，保留此身，將來為國家出力。”
梅貽琦在1941年曾說：“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是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隻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仁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梅貽琦以他的智慧、務實精神和果斷的態度，在那非常的歲月，保存了清華的元氣，實現了他的理想。
梅貽琦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儉德的口碑極隆。
他在《就職演說》中第一個便談經濟問題。“力圖撙節與經濟”是他用公家錢奉行的原則。他長清華後“刪繁就簡”，盡量減少辦事機構，裁減冗雜人員，多次表示：“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各事更應力求節省，期以最廉之代價，求得最高之效率。”
最可貴的是身教。梅貽琦一到任，住進清華園甲所(校長宅)，便放棄傳統的校長特權：家裏用工的薪金、電話費，以及學校免費提供的兩噸煤，全部自付。他認為：“雖是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製度的問題。”
西南聯大歲月，他與普通教授一樣租用的是民房，窄小，兩把硬椅子放在階台上算是客廳。學校配給他一部小車，當物價飛漲時，他毅然封存了汽車，辭退了司機，安步當車。外出應酬，則以人力車代步。那時，他是知名大學校長，官場應酬多，對某些奢華的宴請之感慨，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縣長及呂專員、黃參謀主任。菜頗好，但饢肉餡者太多，未免太靡費爾。”(1941.6.11)
“晚，×請客，在其辦公處，菜味有烤乳豬、海參、魚翅……飲食之餘，不覺內愧。”(1941.10.13)
在現存的清華檔案中，還存有梅貽琦當年用廢紙頭起草的公函、報告提綱等原稿。
某年，他與羅常培、鄭天挺到成都辦事，準備由昆明回重慶。學校本為他買好機票，後他見有郵政汽車可乘，立即退了機票，改乘郵車。雖在途中多遭了一天的罪，但為公家節省了二百多元。
1943年當他獲知老母去世後十分悲痛。原定當天下午由他主持聯大常委會，同人建議暫不開，他仍堅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響眾人問題也。”(1943.3.4)並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蓋當茲亂離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親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於校事亦不擬請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親之靈鑒，而以告慰耳。”
西南聯大有時為職工謀一點福利，由他主持製定的校規卻明令“沒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時，蔣夢麟、張伯苓另有兼職)。“還有一次，教育部給了些補助金，補助聯大的學生，我們當時有四個子女在聯大讀書，月涵都不讓領取補助金。”他們家的生活極為艱苦，“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點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為了補貼家用，夫人韓詠華與教授夫人們一道繡圍巾、做帽子上街去賣。後來與潘光旦、袁複禮夫人組成“互助組”，自製一種上海點心，取名“定勝糕”(抗戰一定勝利)，由韓詠華跑到很遠的冠生園食品店寄售，來回要一個半小時。夫人又舍不得穿襪子，光著腳穿皮鞋，把腳都磨破了。
夫人韓詠華參加昆明女青年會活動，與名流龍雲夫人、繆雲台夫人在一起。活動時大家輪流備飯。一次輪到梅家，家裏沒有錢，夫人就上街擺個小地攤，出賣子女們小時候的衣服、毛線編結物，賣了10元錢待客……校長夫人擺地攤賣糕被人認了出來，一時成為美談。
固窮守節。1951年，梅貽琦主持清華紐約辦事處，隻有一間辦公室，隻聘一位半時助理，自己給自己定薪每月300元。後台灣當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為1500元。梅貽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願改。”他原住一通常公寓，為了給公家省錢“搬進一個很不像樣的住處”，“小得連一間單獨的臥室都沒有。”
1955年，梅貽琦到台，卻把夫人留在美國。他在台掙的台幣，根本無法照顧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謀生計，在衣帽廠做工，到首飾店站櫃台，去醫院做護理照料盲童，從62歲一直幹到66歲。生活拮據，有時靠在洛杉磯的大女兒梅祖彬業餘幫研究生打論文稿賺五塊十塊貼補家用。而某年，梅貽琦回台參加一次國民黨的“國民大會”，會議給他一筆津貼，他卻將錢全部為“清華駐美辦事處”買了書。真是君子憂道不憂貧。梅貽琦做人外圓內方。
圓，對人謙衝、誠篤、公正。他有濃厚的民主作風，有對事不對人的雅量。葉公超評價他：“慢、穩、剛”。該剛的時候，他則剛。他與秘書有約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閱，不必答複，“專檔收藏了事”。抗戰前的清華總務長，是梅貽琦的好友。他是位有聲望而幹練的“回國學人”。一次，那位總務長要求梅貽琦聘他為教授，以“重”視聽。梅認為行政人員與教授職司不同，不可混為一談。他不同意，結果那位總務長拂袖而去。梅終不為友情所動，顯示他擇善固執，“剛”的一麵。
有一則趣事。據清華畢業生孔令仁回憶：西南聯大辦了一個附中，由於教學質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這所學校去讀書。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女兒龍國璧，梅貽琦的小女兒梅祖芬都想轉到附中，同時報考了這所學校。龍國璧沒有考上。聯大創立時，龍雲曾給予許多支持，這次他的女兒沒被錄取，十分生氣，認為梅貽琦太不給麵子，就派他的秘書長到梅貽琦處疏通。但秘書長躊躇不動，龍雲生氣地問他：“你還站著幹什麼？”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雲這才不氣了，對梅更加敬佩。
梅貽琦生病住院，台灣當局不予開支各項費用。“其間醫藥喪葬，都承若幹若幹知不詳說不盡的先生們、朋友們關懷維護。”人們之所以如此厚愛他，不止是他瀟灑的“兩袖清風”，還有那錚錚的“一身正氣”。
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複說：“他長母校幾十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貪汙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地步，真是聖人的行為。隻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
梅貽琦曾親自為清華校刊題寫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他以畢生的實踐，躬行了清華的校訓，弘揚了清華精神。
——梅貽琦，清華的名片。
黃現璠
黃現璠，1899年11月13日出生在廣西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原扶南縣熙良鄉）一戶壯族貧農家庭。在短時間內完成小學、中學的學業後，1926年8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預科學習期間，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文史哲書籍。其中尤對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愛不釋手，對全祖望的《鮚奇亭集》也情有獨鍾，兩書所表現出的崇高民族氣節，使他感染至深，立誌治中。
1928年8月，考入北師大史學係本科，師從名史家陳垣、鄧之誠等。陳、鄧兩師向以治學嚴謹、教學甚嚴著稱。他從陳垣老師所開講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課中，學會了基本的治史方法，即尋求史源，比對史書，先明史料取舍，再加考據，以求真偽。這一方法，對他後來治史可謂受用無窮。鄧之誠老師對學生要求極嚴，課後作業一定要求學生用毛筆端正書寫呈批。由於堅持不懈，久而久之，黃現璠就習慣於用毛筆撰述。他如今留存於家中的《中國通史講稿》、《日本傳入中國文化史講稿》、《隋唐五代史講稿》以及《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殷代社會史》、《日知雜錄》、《學術文鈔》等存稿，每冊厚厚一大本，均是毛筆手寫之作。由於他博覽群書，好作筆錄，勤於思考，在北師大本科畢業前，就在《社會雜誌》上先後發表了《元代之農民生活》、《元代之奴隸生活》兩篇學術論文，並與同學合作出版了一部30餘萬字的史學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冊。
北師大本科畢業後，因學有所成，免試升入北師大研究所讀研究生，並應北師大所聘請，任研究所纂輯員及北師大教育研究會助理幹事，以維生計。研究生攻讀期間，他在研究所名譽導師陳垣和主任導師錢玄同的嚴格指導下，專研考證學和說文音韻，以致文史基礎知識更為精深。陳垣老師開設的“史源學實習”課程，頗具教學效果，他常以一種史學名著為底本，例如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要求學生手抄原文，自行標點斷句，一一追尋史料來源，逐條考證其訛誤，以練習學生的讀史能力。並鼓勵學生自己動手查書，尋找史料，作文章，然後再由陳老師主持課堂討論仔細批改學生每次的考證原稿，在作業上寫有眉批、總批等，指出學生的錯漏、誤考等方麵的不足以及進步。經過這樣嚴格而係統的訓練，大大提高了查書、考證、寫作等方麵的能力。此期間除發表了數篇學術論文外，還編著出版《高中外國史》兩冊以及翻譯出版了《元代農民之生活》一書，北師大校長兼研究所所長李蒸親為此書題名，以示表彰鼓勵。
研究撰述工作之餘，他還勤於向在北師大任職兼教的學界名家黎錦熙、陶希聖、朱希祖等人求教，於古文字學、訓詁學等國學知識方麵受教良多。1934年7月，黃現璠與同學劉鏞合著《中國通史綱要》上、中、下3冊完成出版，成百萬餘字，鄧之誠教授親撰序文，讚譽有加。1935年8月，研究生畢業，同年秋，考取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現東京大學大學院），1936年1月赴日留學。在日本漢學權威和田清與加藤繁兩位教授門下當研究生。同年9月，經申請獲得廣西省政府留學公費，考入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留日期間，除發表數篇史學論文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部史學專著外，研究之餘，常拜訪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討中國古代社會問題。1937年“七七事變”後，毅然放棄學位攻讀，返回故鄉廣西，終身從事教育。
黃現璠治史，注重“經世致用”，特別強調史學研究的時代性，這從他求學時代發表的史學論文中可見一斑。1933年7月，他在《師大月刊》第五期上發表《最近三十年中等學校中國曆史教科書之調查及批評》一文，文中明確指出：“時代環境不同，人類需要亦異，古人戰爭用戈矛，今人戰爭用飛機，此時代變遷也。曆史學科甚至一切學問，亦莫不隨時勢之需要，而為時代之產物。我國具有數千年之曆史，在此悠長的曆史過程中，尤其是自歐人東來後，一切文物製度，形式上，或本質上，變化諸多。曆史作家，自當具有嚴密的觀察、進化的觀念，以敘述之，方得其真實性，而合時勢之需要。”在曆史研究必須具備時代性的史觀上，他進一步指明了曆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尤宜以國家為前提，不該隨便斷定，致失其特別使命。蓋國於天地，無論為富強、為資本、為共產、莫不有特別的曆史目的。換言之，即曆史的特別目的和效用，實以國家或時代不同，而異其趣，固不斤斤於一道。”基於這樣的主張，結合30年代列強橫行，日寇稱霸，中國任人宰割，國勢衰敗的曆史背景，他又指出：“例如中國今日，受列強侵略，日本欺負，曆史作家，應如何記載過去，使人明白現在，發奮圖強，以達救國救民之願望，始能合現代中國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
他的史學觀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特征。針對當時“我國史學停滯不前，發生於世界最早之我國史學，反不能與外國並駕齊驅”的現狀，他指出原因出自“我國史家多囿於狹隘的見解和守舊精神”。黃現璠史學思想中的時代性與他強烈的愛國精神是密切相連的，換言之，他的經世史觀，是以時代性與愛國精神為統一體和出發點，這一史觀充分反映在他的史學論著中。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立即尋找史料，著手研究東北問題。翌年秋即在《進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發表論文《東北之曆史考察》，文中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從史料上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批駁了某些日本學者對滿洲曆史的任意歪曲，以使民眾了解東北曆史的來龍去脈，堅定守疆衛國的信念。
1935年，日寇企圖侵占全中國的野心日益昭人若揭。他有感於北平大學生對國事無動於衷，寫下了《宋代太學生之政治運動》一文，翌年在此文修改、補充的基礎上又出版《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商務印書館印行）一書。
1941年5月抗戰期間，黃現璠與雷沛鴻、薩孟武、董謂川、歐陽予倩、焦菊隱等文化學術界人士一道擔任《國防周報》編輯委員，他在“漢族對外抗戰史”專欄中發表了一係列抗日文章。
1976年中蘇邊境爭端頻發，黃現璠請先師鄧之誠之子鄧瑞幫助搜尋有關內蒙古、新疆、黑龍江方麵的史料，由鄧瑞提供史料，他動筆撰文，兩人合著完成《漢族的形成》一書初稿，分送中央民院、國家文物局等有關單位。書中運用大量的史籍，充分論證了“黑龍江以北地區，原為我國人民開發的領土”，“新疆自漢以來就是我國的領土”等問題，在理論上指明了中蘇領土爭端問題實屬蘇方的無事生非和橫蠻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