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建設實驗中，從翟城村開始，繼而以區為單位，最後推廣到全縣。十年間，平教會在定縣推廣農業優良品種(如棉花、波支豬、來享雞、安哥拉兔等)辦理信用合作社、興建農場果園、開辦城鄉平民學校、編輯農民通俗讀物、組織戲曲演出隊、設立廣播電台、建立衛生院和村的保健站、開展巡回醫療和推廣節製生育等都取得了顯著成績。定縣時期的平民教育，其範圍已擴大到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陽初認為，要醫治中國的廣大平民，特別是農民的“貧、愚、弱、私”四大病症，就必須對症下藥，以生計教育醫貧，以衛生教育醫弱，以文藝教育醫愚，以公民教育醫私。
蘆溝橋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掀起了全麵侵華戰爭，晏陽初將平教會南遷，經河南許昌、遂平、武漢輾轉到湖南長沙。武漢淪陷後，平教會先轉移至湖南衡山，後遷至重慶巴縣歇馬場。
1940年，在一些熱衷於鄉建事業的著名人物張治中、盧作孚等的支持下，陽初在歇馬場創辦了“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建院之初為二年製專業，1945年經過他五年的苦心經營，“鄉村建設育才學院”，已具相當規模，最將其更名為“私立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設教育、農學、水利、社會四係，延聘了孫伏國、胡潔青、熊佛西等著名學者執教。
私立鄉村建設學院，由晏陽初任校長，他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辦學方針，以民主自由為治學指導思想，倡導民主進步，團結互助，勤學奮發，艱苦樸實的校風，他抵製了國民黨在校院設立訓導處的規定，不接納國民黨派來的訓導主任，而在校選拔在學生中威信高、思想進步的教師組成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和“四自會”(自治、自習、自給、自強)，提倡學術自由，允許學生自由出壁報、組織社團、進行學術研究、組織各種演講會、討論會，允許進步教授講新經濟學(即《資本論》)、新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課程；他支持師生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61”大逮捕，鄉建院有34位師生被逮捕入獄，為此他積極進行營救，通過張群、孫元良的關係，分批把大部分師生保釋出來。當時的“鄉建學院”被稱為“民主自由的園地”、“沙漠裏的一片綠州”，正如晏氏所稱，是一塊“幹淨土”。
1949年12月，重慶解放，平教會被宣布解散，華西實驗區被接管。翌年，已旅居美國的晏陽初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開始致力於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
1951年，他創建了“國際農村建設委員會”，提出了“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號，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幫助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清除貧困、文盲和愚昧”的呼籲。並先後幫助菲律賓、印度、泰國等國建立了鄉村建設組織。
1967年，晏陽初在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鄉村建設人才。菲律賓政府為表彰他的卓越貢獻，特授予他最高榮譽獎——麥格賽紀念獎。
晏陽初僑居海外30餘年，始終對祖國有著濃鬱的感情，他在“九十自述”中說：“我是中國人，家井在四川巴中，那兒，有我多少腳印，跟在巴山之巔，蜀水之涯，那兒，埋葬著父母的慈骨，也珍藏著童年溫馨的記憶。盡管我是四海為家，有時午夜夢回，難免鄉思萬縷，書社、弦歌，以至樟茶鴨、豆豉魚都是可懷念的。盡管最近30年來，我常用的英語，偶爾用母語，鄉音未改，記憶中故鄉，隨我環繞天涯。”
1985年9月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名曆史學家周穀城之邀，九十二歲高齡的晏陽初回到了祖國，受到了當年國民參政會的老同事、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國務院副總理萬裏的親切接見。鄧穎超同誌稱讚他“一生從事平民教育矢誌不移，對中國和世界做出了貢獻”。這次回國，晏陽初重訪了定縣，並回故鄉四川成都，考察了鄉村建設。目睹耳聞祖國的巨大變化，在成都鄉建院校友歡迎會上，他說：“中國的鄉村建設工作做得實在是好，變化出人意料，比較起來，我當年搞的不過是一種方法研究，要真正改變廣大農村的麵貌，還得有現在這些製度。”
1987年，晏陽初二訪故土，抱著“餘年為祖國做點事情”、“為中國大陸和海外僑胞的友誼、為中國和三世界國家農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的心願，與重慶社會科學院共同擬訂了建立“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在北京，晏陽初被歐美同學會公舉為該會名譽會長，並應邀發表演講。他在演說詞中稱：“對當代諸公所實行的政策非常敬佩”“願意把我們在七十多年在鄉村深入民間認識問題，研究問題，協助人民解決問題所取得的一點知識獻給中國”。
1990年1月17日，晏陽初因患肺癌醫治無效，逝世於紐約，享年100歲。
有關晏陽初的著述，在國內有《晏陽初全集》、《晏陽初文集》、《晏陽初教育思想研究》等。本人主要著作有《平民教育概念》、《平民教育的真義》、《農村運動的使命》等。巴中市內建有“晏陽初史跡展覽館”，並成立了“晏陽初研究會”。
黃質夫
20世紀20年代，儀征十二圩一位貧苦農民的子弟，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投身於鄉村教育事業，並為之奮鬥了一生，做出了輝煌的業績。
他創辦了我國最早的鄉村師範學校之一的界首師範，隨後又創辦著名的棲霞師範和位於少數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區的貴州師範。
在辦學中，他勇於開拓，堅持實幹，倡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辦學主張，為培養師資，開發鄉村奮鬥不已。他就是被人們稱為中國鄉村教育先驅的黃質夫。
黃質夫，名同義，清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出生在江蘇儀征十二圩。他祖籍湖南邵陽，祖父早年從軍，在湘軍中當一名士兵，退伍後到儀征定居，靠耕種一小塊土地維持生計。
父親除種地外，還做小販，當瓦木工、修船工，以後又在十二圩街頭開一爿茶爐，賺一點微利養家活口。
黃家幾代沒有文化，吃了很多苦，父輩們希望孩子能識幾個字，不再做睜眼瞎。黃質夫六歲那年，家裏雖然衣食不周，還是設法讓他進私塾念書。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二圩揚子總棧創辦小學堂，這是全縣第一所新式學校。當時人們不理解，說是進了洋學堂要不孝父母，不敬祖宗，死了要下地獄，不少人不肯把孩子送去，可學堂不收學費，還免費供給書籍、製服，這對窮苦人家的孩子是個福音。
為了學習文化，黃的父親頂著流言蜚語讓他報名入學。他學習極其勤奮，每次考試成績都是第一，老師器重他，學校發給獎金給予資助。他讀完了五年製的初等小學和四年製高等小學，初步掌握了一些科學文化知識。
高等小學畢業後，黃質夫在老師的鼓勵下投考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以名列榜首的優異成績被錄取。師範學校雖然不收學費，免費供給膳食，但是為籌措保證金及置辦行裝，家裏還是借了債。他深深體會到窮人家孩子上學的艱難，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
民國二年（1913年），18歲的黃質夫離開家庭到了60裏外的揚州，成為中國最早一批師範本科生。他還是農家孩子的打扮，布衣布鞋，一床補丁摞補丁的粗布被，日用品也大都是土的，買不起膠鞋，下雨天隻能打赤腳。他不理會一些同學的奚落，不計較物質生活的艱苦，隻是發憤苦讀，將全部精力用在學業上。
在五師五年，每學期成績均為甲等，畢業考試成績為全年級之冠。校長任誠（孟閑）是著名教育家，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歸國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五師成為全國著名學校。他極為器重黃質夫，耳提麵命，循循善誘，對黃質夫的一生影響很大。
五師畢業後，黃質夫由校長任孟閑提名留校，提任附屬小學高年級級任教員。當時謀職不容易，教員的報酬亦較豐厚，一個月的薪金夠窮人維持一年的生活。可他並不貪戀這些，仍想繼續深造，做了二年教員積蓄了一點錢，即辭職進了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農藝係。
該校是我國最早的農業高等院校之一，執教的有孫恩麟、原頌周、竺可楨、王善佺、楊杏佛、廖思承等，學生中的金善寶、馮澤芳、楊開道、吳福禎、歐陽一飛等後來均成為聞名全國的農業專家。黃質夫得到名師的指導，進一步用現代農業科學武裝自己，加深了對農業的感情，初步樹立起發展農業、改造鄉村的誌向。
以後他在回憶起這段學習生活時曾動情地說：我離家外出求學時，患病臥床的母親流著眼淚對我說，好好讀書上進，滿樹的果子指望你紅了。
我感到，這不僅是母親對孩子的叮囑，也是在貧困中掙紮的農家對子弟的期望。我不能忘本，一定要用學到的知識為鄉村服務，為治窮出力。
鄉村師範學校是專門培養鄉村學校師資的，它的宗旨是在鄉村辦學，招收農家子弟，為發展鄉村教育進而改造和建設鄉村培養大量有科學知識和有文化的人才。
1924年，黃質夫在東南大學畢業不久，被聘為江蘇省立第五師範學校界首分校（後改為江蘇省立界首鄉村師範學校）主任，從此開始了他以所學知識服務鄉村、獻身鄉村師範教育事業的生涯。
從1924年至1944年的20年間，他先後創辦了界首、棲霞和貴州三所著名的鄉村師範學校，還短期主持過湘湖鄉師的校務。
1923年前後，江蘇省五所省立師範學校相繼在農村設立分校。這是全國率先創立的一批鄉村師範學校。第五師範分校設在蘇北的高郵縣界首鎮。那裏的辦學條件很差，教學設施很少，也沒有現成的教學大綱可以遵循，一切需要從頭做起。黃質夫到任後，親自籌劃建造校舍，置辦設備，聘請教師，招收新生，又自己動手製訂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方案，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改進。他提出鄉師培養目標是：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強健的身體，堅強的意誌，勤樸的習慣，熱心服務的精神，畢業後能當鄉村教師，又能兼任農場場長，參加鄉村建設。他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強調“知行合一”，要求學生學會農作物栽培和魚、蠶等養殖的本領。為此，學校辦起了實驗農場，有水田、旱田、桑園、蠶室、苗圃、魚池等勞動、實習基地。師生們一邊教學，一邊勞作。還興辦了民眾學校、民眾醫院、民眾茶社、壁報欄等，進行服務社會、改造鄉村的實踐。當時，界首鄉師是全省鄉村師範學校中辦得較為出色的一所學校。黃炎培、江問漁等著名教育家專程到學校考察，給予較高的評價。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鄉村師範概要》一書中，多處提到界首鄉師，介紹其辦學成就和辦學經驗。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運河沿線與孫傳芳的軍隊激戰，界首鄉師遭到嚴重破壞，經費來源斷絕。黃質夫組織師生盡力保護學校，並提出“先生不拿錢，學生帶飯來吃”的口號，堅持繼續上課。在學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民眾的疾苦，履行鄉師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孫傳芳的軍隊潰退時，大肆搶劫掠奪，許多商店、居民受害。鎮上一家當鋪因建築堅固、財物隱藏得秘密沒有受到損失，可是事後當鋪老板卻與地方豪紳勾結，謊說財物被搶劫一空，陰謀侵吞民眾典質的財物。黃質夫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組織全校師生遊行示威，並親自到縣政府檢舉告發，要求政府嚴辦。這個舉動震動了高郵全縣及蘇北地區，縣政當局被迫將當事人判刑入獄，所有典戶均贖回財物。界首鄉師師生的正義行動受到民眾的稱讚。
1927年夏，黃質夫調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南京中學鄉村師範科主任，它的前身是1923年建立的江蘇省第四師範分校，1932年改為江蘇省棲霞鄉村師範學校，位於南京近郊棲霞山。經過曆年戰火，學校設施損壞嚴重，屋破牆頹，荒草塞途。黃質夫接任不久，孫傳芳軍隊渡江南犯，棲霞成為戰場，居民大都遠避。他不顧危險住在學校裏守護校產，每天與駐軍周旋，與傷員、遺屍為鄰，有一次幾乎被流彈擊中。戰事結束後，他立即著手恢複學校，組織師生參加蓋房、修路、植樹、開辟生產園地。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他帶頭苦幹實幹，到江邊扛運木料，雙肩壓腫了也不休息，與師生一道抬土、運石、拉石滾，修築道路。在改善學校物質條件的同時，他更注重“軟件”建設，選聘優秀教師，改設教學課程，改進教學方法，實行嚴格訓練，探索鄉村教育的新路。
經過幾年慘淡經營，棲霞鄉師麵貌一新。攝山腳下豎起一座座寬敞明亮的校舍，教室、禮堂、自然科學館、農業研究室、理化器械室、圖書館、師生員工宿舍等均初具規模。教師隊伍人才濟濟，如國文導師任中敏（後在多所高校任校，著名詞學家），何棣先（後為貴州大學教授、係主任）、鮑勤士（著名學者）、汪靜之（著名作家），數理化導師高直侯，音樂導師敖克成，教育導師胡宏模、姚虛穀等，都是當時教育界的佼佼者。學校設有實習基地，有農場、林場、各種工場。學生們參加農事、園藝、飼養、建築、縫紉等生產勞動，手腦並用，增長知識和才幹。學校還舉辦各種社會事業，為鄉民提供多方麵服務。如舉辦民眾學校，組織農民讀書識字；舉辦民眾茶社，“提倡正當娛樂，指導休閑生活”；成立農友社，研討、改進農事，提倡植樹栽桑，介紹農業技術，推廣優良品種等；辦起醫院、婦產醫院，免費為鄉民看病。有一年穀賤傷農，鄉民生活發生困難，黃質夫親自到鄉村調查，多次與中國商業儲蓄銀行南京分行接洽，獲得低息貸款一萬餘元，救濟棲霞附近20多個鄉村，幫助鄉民解決生活困難。報載“鄉民歡聲雷動，愛戴莫名。”
棲霞鄉村師範辦得很出色，許多知名人士如梁漱溟、黃炎培、陶行知、馬寅初、郭秉文、陳立夫等，相繼到學校考察、演講，全國各地不少學校和教育機構派人到學校參觀。有的考察報告中說：“該校設備之整潔，工作之緊張，教學之認真，學風之純樸，教職員精神之團結，有非他校可及者。”有人認為“棲霞鄉師在鄉村教育中獨樹一幟。”
在創辦棲霞鄉師過程中，黃質夫幾次與行政當局及當地惡勢力作鬥爭，表現了他剛正不阿的品格。棲霞寺寺僧倚仗國民黨政府高層人士中佛教信徒的勢力，借口清理寺產，將農民辛勤開墾出來的山地據為己有，強迫簽訂主佃契約，繳納田租。貧苦農民無錢無勢，抗爭屢敗。黃質夫同情農民遭遇，主持公道，與寺僧進行說理鬥爭。寺僧遷怒於黃，誣告棲霞鄉師挖墳毀墓，霸占寺廟土地，南京法院將黃傳訊拘留。此事引起教育界公憤，江蘇省中等學校校長聯名發表公告，譴責棲霞寺僧和司法部門的不法行為，京滬等地輿論機構也進行聲援，南京法院不得不宣布黃質夫無罪釋放。陷害不成，行政當局又以棲霞鄉師管教不力為借口，要求校長辭職，並以行政手段將黃調離。黃質夫終於被迫離開棲霞鄉師，但他發表《為南京中學棲霞鄉村師範事告遠近鄉教同誌書》，訴述自己離開“朝斯夕斯，寢斯食斯”的棲師，“非忘情於鄉村教育而去也，亦非不顧事業而去也，乃因環顧現時之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不得已而去職也”，“身體雖去，而精神上終不能忘也”。他對棲霞鄉師確實是念茲在茲，不能忘懷的，離開後僅於1931年8月到浙江省湘湖鄉師主持了幾個月的校務，又在1932年初回到棲師繼續擔任校長，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日軍向南京侵犯的前七天才離開學校，踏上流亡的道路。
1939年9月，黃質夫被任命為貴州省省立貴陽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這所學校原來管理不善，秩序混亂，學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頓頓難吃飽”，不斷爆發學生運動，先後換了三任校長。黃質夫受命於困難之時，上任之後在恢複正常教學秩序的同時，大膽提出遷校的設想。他認為鄉村師範辦在貴陽近郊不適宜，應該辦到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為開發邊疆、改變少數民族地區落後麵貌服務。他的設想得到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批準後，當年冬天就由一名苗族學生做向導，跋涉黔東南山區10多個縣，實地考察，最後選定榕江縣為學校新址所在地。榕江靠近廣西、湖南邊界，為多民族聚居區，土地肥沃，農產品豐富，但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縣城僅有兩所完小，一個師範生。當地人士歡迎貴陽鄉師遷到本地，將一批公房、廟產和荒山、土地撥給學校使用。1940年初，貴陽鄉村師範遷到榕江。不久，改為國立貴州師範學校，由教育部邊疆教育司直接領導。
黃質夫在榕江五年多，為建設學校、開拓邊疆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顯著成績。遷校前，貴陽鄉師僅有4個年級、150多名學生，遷校後，先後設立了師範部、簡易師範部、耕讀班，還在黎平縣設有初中部，最多時有16個班級，近千名學生，成為貴州省規模最大的一所學校。學校招收少數民族子弟，學生中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壯族、土家族等，不少來自淪陷區的青年也慕名前來就讀。教學實行“德、智、體並重”，培養有理想、有知識、能實幹的人才。教學質量在當時西南地區很有名氣。學校還開展生產勞動，培養生產技能，實現基本自給。遷校第一年即種植糧食400多畝，植樹3萬多株，創造價值14萬多元。相當於學校全年經費的59%。師生吃的蔬菜、葷食品基本自給。還辦了工場，師生用的簿本、紙張、粉筆、勞動工具及穿的衣服、襪子大都是自己製作的。
由於國民黨地方當局尋釁壓迫，如：毆打追捕黎平分校公演《兄妹開荒》舞劇的學生，要在學校中發展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克扣應該供應給學校的糧食，甚至指使特務潛入校園衝擊黃的辦公室和宿舍，進行威脅恐嚇。黃質夫堅持抗爭，不向惡勢力低頭。教育部考慮到他的人生安全，指定工場主任趙峻山代理校務，派專人護送黃離開了榕江。時間是1944年。從此，黃質夫離開了為之奮鬥20年的鄉村教育事業。
黃質夫是中國鄉村教育的開拓者，對創立和豐富鄉村教育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他是一位實幹家，沒有時間專門從事著述。他的教育思想和辦學主張都體現在他的工作計劃、工作報告和工作總結之中。現已搜集到的主要有《中國鄉村現狀和鄉村師範生的責任》（1928年）、《棲霞鄉村師範服務社會之實況》（1929年）、《服務鄉教八年之自省》（1932年）、《實踐的師範教育》（1942年）等。
抗戰勝利後，黃質夫從四川回到江蘇，在江蘇省建設廳任技正兼經濟農場場長。解放前夕，黃質夫南京高等師範的同學在台灣從事製糖工業，邀請黃到台灣並設法弄到機票，這時蘇皖邊區第二行政公署負責人杜幹全（棲霞鄉師早期學生）帶來口信，勸老師留下來，為新中國服務。解放後，黃先後在蘇南棉麻指導所、農林廳經濟作物處做技術工作，1953年離職居家。
1963年9月23日在南京棲霞山家中去世。1992年，江蘇省政協和儀征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合為黃質夫出了紀念文集《鄉村教育先驅黃質夫》，省政協主席孫頷題寫書名，前江蘇省副省長管文蔚、省政協副主席韋永義，全國婦聯副主席、東南大學校長韋鈺等都為該書題詞。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近代中國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識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學術、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麵，都有巨大的影響，他一生竭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常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具有開創及領導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師。
沒有蔡元培就沒有五四。一談到“五四運動”，便會聯想到蔡元培，沒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倡導風潮，推動文化改革，也就沒有五四運動；沒有北京大學校長的開明進取，支持學生的行動，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後首任的民國教育總長。
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以後的活動，較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較少。無疑的，他的貢獻主要是在進入民國以後。可是，若要探源他後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動，他前半生的思想趨向、政治活動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國史上新舊過渡時期中一個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於同治六年（1867），家鄉是浙江紹興，和魯迅同鄉。紹興便是人盡皆知的“師爺”產地。紹興的文化氣息很重，是盛產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讀書時才叫元培，字孑民。父親是錢莊經理，蔡家數代從商，祖上沒有讀書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歲入家塾讀書，從《百家姓》、《千字文》讀起，讀完《四書》、《五經》。隨後，老師就教他“八股文”，又稱“製藝”或“時文”，作為應付科舉考試之用。到光緒三年（1877），元培十一歲，父親逝世，因他父親為人寬厚，有貸必應，死後債台高築，東家責令賠償。世交分頭募款欲以接濟，但為元培母親周氏所拒。由此可見，元培性情寬厚，是父親的遺傳，而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
蔡元培十四歲至十七歲的三、四年間，元培就教於同縣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師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業期間，光緒九年（1883），元培十七歲入學補諸生（秀才），放棄“舉子業”，專治小學和經學，廣泛地自由讀書，也就不再到王懋修處學習。離開私塾後，兩年間在家設館教書，並赴杭州參加鄉試（考舉人），首次落第。二十歲起不再教書，在同鄉徐樹蘭舉人家中讀書。徐家建有“古越藏書樓”，書籍甚多，有此機會可以博覽群書。他作學問、治經偏於訓詁與哲理，治史則偏於儒林傳、文苑傳、藝文誌等，這也是當時流行的求學方法。
光緒十五年（1889）二十三歲，元培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次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考中，成為貢士，必須再經殿試合格方為進士，但元培未即參加本科殿試，過了兩年始成進士。梁啟超鄉試中舉和他同年，可是會試累試名落孫山，可見在科舉試途上，蔡元培比梁啟超順利得多了。原來考官王蒿隱欣賞他的文章，錄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稱元培是“蒿隱門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賞，稱讚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
光緒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進士的第二年，二十七歲，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編修國史。新科翰林是有資格往各省寫字賣錢的，這叫做“打秋風”。七月間，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廣州小住，入冬後，又到潮州親戚家，住在文鹹街十號元發行商店裏。曾為主人寫了一副對聯，聯語為“過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由此可見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態度，一向是虛懷若穀，待人和氣。
翌年，再進京參加“散館”考試。因庶吉士經過一定的期限，須參加甄別考試，叫做散館，合格的授以編修，不合格的改任知縣。蔡元培順利地通過散館考試，升補翰林院編修。同年6月間，“甲午戰爭”爆發，京師頓時緊張起來，他在聯合英、德以禦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齊署名。這年他又在李慈銘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師。十一月間大文學家李慈銘逝世，元培為他的遺著《越縵堂日記》付梓。
這時，康、梁的維新變法正當全盛時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維新方麵的。他在戊戌年間與友人合設了一個“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學習日文是求取外國知識的一條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識，除了部分得自中譯西書之外，主要是從日文書中得來的。
當時康、梁門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譚嗣同，又與梁啟超有己醜年同年中舉的關係，照說他會和康、梁同走維新路線，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卻恥於與炙手可熱的人相依附，維新派楊銳欲想拉攏，也被他拒絕。9月間，戊戌政變發生，保守派控製整個大局，百日維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轉眼之間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維新派的，他深感變法的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雖非康黨，因同情維新，又有深交被捕，難免被疑為維新派人物，隻好卸職南歸。這是蔡元培一生的轉折點，他已經看出滿清政府沒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歸後，即在紹興紳士徐樹蘭所辦的一所叫“中西學堂”的中學任學堂監督（校長）。這是元培服務於新式學校的開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齋”。學科分文科、數學及理科等，外國語有英、法、日三種。蔡元培和黃仲玉及子女教員是當時紹興一時之選，學生在日後更是人才輩出。如後來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也就是蔡元培的後任蔣夢麟，和該校地質學教授王烈，便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則是第三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學堂內，新舊的對立是很明顯的，蔡元培因過於袒護新派，舊派的堂董時加壓力。最後，他憤而辭職，以示不願意與舊勢力妥協。
蔡元培仍在中西學堂監督任內時，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叫做無忌，但不久王氏即因產後失調，與世長辭。還未滿一周年，作媒請續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個條件：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男子娶妾，在當時是被認為天經地義，而再嫁和離婚則是驚世駭俗。單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視男女平等，打破傳統社會陋習，其所受維新運動的影響是如何巨大。由於條件過苛，幾經說媒，難覓合適女子為繼室。一年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的女兒黃仲玉，天足、工書、有才學，遂在杭州結婚。
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麵，形式別致，賀詞亦諧，有人知他主張男女平等，故意在賀宴上說：“倘黃夫人學行高於蔡先生，則蔡先生應以師禮視之，何止平等？倘黃夫人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學行言，固有先後，就人格言，總是平等。”說得全場無不首肯。
蔡元培離開中西學堂後，仍一心為教育事業奔走。庚子、辛醜之間，亦即1900～1901年，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範學校，但為地方巨紳及當道所阻而未成功。在這年春，便轉到南洋公學當特班總教習。
上海南洋公學是後來交通大學的前身，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分為師範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學。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增開一個“特班”，取錄了42位私塾就讀而又有誌向西學的秀才、舉人，預定教他們外國語言及經世之學，成績優異者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就是擔任這個特班的總教習。
當時特班的學生都想學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學生選讀政治、法律、外交、財政、經濟、哲學等門類的專業書，要求學生每日撰寫劄記。其主旨“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一己觀念進之於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為之愛國”。在諸多學生中，他最欣賞邵力子、李叔同、黃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漸活躍。他所從事與新教育相關的有兩件事：一是籌辦“愛國女學校”，一是發起“中國教育會”。
愛國女學校由蔡元培夫人黃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的獨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蔣觀雲等人租校舍，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學生人數僅有十名左右。中國教育會則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葉瀚、蔣觀雲、黃宗仰等人共同策劃，由蔡元培任會長，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主張革新，因無經濟支持，早期僅從事文字方麵的鼓吹而已。
光緒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歲，開始學習拉丁文，天主教徒馬相伯是他的老師。蔡元培認為拉丁文是歐洲各國語文的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文，若不通曉，則無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還選派了24個學生，和他一齊向馬相伯學習。後來，馬相伯就以這批學生做基礎，創立了震旦學院，也就是震旦大學的由來。
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遊，卻遇上了東京留學界的“成城學校事件”。成城學校是專為中國學生而設的軍官學校預備班，吳敬恒奉兩廣總督之命，帶領速成師範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9人擬入成城學校，清駐日公使拒絕保送。吳向公使抗議，被召日警驅逐出境。吳敬恒回國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兩人“大談立憲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國教育會同仁發起歡迎大會。會中決議由教育會自設學校，自教子弟，毋須赴日本留學。
於是教育會遂有自辦學校的計劃。
吳敬恒同入南洋公學任教，卻因他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退學事件。同年10月17日，導火線是一個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學生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的資格，相率退學，蔡元培也引咎辭職。而原因是吳敬恒和校方發生衝突，有十數名學生遭開除，吳亦辭去。
這個事件對清末學界的影響無比重大。蔡元培和吳敬恒、章太炎、蔣維喬等，便在中國教育會的二樓成立“愛國學社”，社員55人，都是南洋公學的退學生。
學社社員勸其姊妹就學，自此女校學生漸多。愛國學社成立後，蔡元培等幾個具有進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從此與一群熱情奔放的青年學子日夕相處，彼此間互相影響，言論和思想都有了急劇的發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個中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1月間，由於中國教育會的言論十分激烈，引起守舊人士利用《申報》加以譏評。吳敬恒主張在《蘇報》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輪流撰寫文章跟他們對抗。鄒容遺著3月間，章士釗等31名南京陸師學堂學生集體退學，在蔡元培的協助下加入愛國學社。同時，浙江大學堂也爆發學潮，退學生自建“新民塾”，並電請蔡元培和吳敬恒前往支持。
當時仇滿的情緒已日益高漲，蔡元培發表《釋仇滿》一文，發表在《蘇報》上。認為種族之別，一是血液，一是風習，滿人血統與漢族混雜既久，其語言文字風習亦已為漢族所同化。所謂滿人，不過是在政治上擁有世襲爵位、不管實業而坐食特權的一個記號而已。隻要滿人自覺放棄其特權，則漢人絕無殺盡滿人的必要。
3月底，跟著又有拒俄運動的展開，蔡元培剪了頭發，和誌願加入“拒俄義勇隊”的96名學生，穿上製服，早晚訓練，準備抵抗俄國侵占中國東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沒有明白青年學子的愛國熱誠，反以為他們是在陰謀造反，而加以強烈的壓製，結果隻有迫使急進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間，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兩本巨著先後出版，尤其轟動一時。
中國教育會會長於此時改由黃宗卿擔任，卻鬧起會與社誰為主體之爭。章太炎主張不與學社合作，吳敬恒較袒護社員。蔡元培原本態度溫和，不隨便袒護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態度的蔡元培卻為吳敬恒的一句刻薄話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國留學去，我辭去會和社的事。”
說罷即離去。眾人雖予挽留，但他去意已決，略整行裝後，於20日乘船離開上海，臨行時各人都去送別。
蔡元培離開上海不過半個月左右，轟動一時的“蘇報案”便發生。章太炎和鄒容被抓，吳敬恒逃匿，愛國學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發時，蔡元培正船抵青島，接到他哥哥蔡元堅發來的電報，說“清廷已與德使商定，電青島德吏捕蔡某”雲雲。元培隻好返滬，又重新參與上海誌士的活動，這時，適逢俄人進兵奉天，蔡元培便與劉師培等發起“對俄同誌會”，參加會員有百餘人。
光緒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聞》上發表了一篇《新年夢》，主張說：“我們意中自然有個中國，但我們現在不切切實實造起一個國家來，怕永遠沒有機會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麵應辦的三件事：一、恢複東三省。二、消滅各國的勢力範圍。三、撤去租界。這篇文章，頗能反映出他這時的思想。
對俄同誌會並以《警鍾日報》為機關報，報紙的編輯工作初由王小徐負責，其後嬗於蔡元培。他主持到這年6月間，因接任愛國女學校校長，編輯工作才由汪德淵接任。《警鍾日報》後因揭載德人經營山東的密謀，觸怒德國領事，報紙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論機關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後，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麵努力鼓吹之外，與國內的秘密革命運動更建立了深厚的關係。1903年在東京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本因拒俄而起，但後來改組變成一個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的團體，並有“暗殺團”的組織，由楊篤生主其事。
軍國民教育會會員黃興歸國後，創設“華興會”，擬於1904年慈禧太後七十歲生辰之日，發動長沙等地起義。楊篤生回上海，別樹“愛國協會”，由他擔任會長，章士釗副之，蔡元培、陳獨秀、蔡鍔等也同時加入。
東京原有“浙學會”的組織，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滬後，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個新的革命團體，叫做“光複會”，以擴大暗殺團組織為目的。跟著光複會的東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魯迅等人也參加進來。元培加入光複會後，即邀請徐錫麟入會，並介紹徐與陶相識。
蔡元培參與暗殺組織，專學製造炸彈，賃屋購儀器藥品，由黃興帶來十餘枚彈殼，遂填以炸藥。吳樾暗藏炸彈，計劃行刺五大臣於北京車站，不幸炸藥誤發，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間，留日十七省革命誌士在東京發起“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為總理，誓言“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本部之下，設立各省分會。上海分會由蔡元培擔任分會長，光複會會員也大半加入同盟會籍。蔡元培以愛國女學校作為革命同誌的接洽機關，並提供教員資格給徐錫麟、陶成章、楊篤生、黃興等革命同誌作為革命活動的社會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獄，可是鄒容卻病死獄中。在鄒容追悼大會上，蔡元培當眾演說，痛詆清廷的暴虐，蔑視人權，聽者無不動容。鄒容墓前紀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說，演辭特別警策，陳英士聞而感惜，返裏變賣不動產，決心從事革命工作，他後來成就的事業實發端於此。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劃暗殺和暴動，但暗殺工作不能順利開展，革命的方針和步驟也無法確定，因此大家對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內心不免會有失落的感覺，因此改變一下生活環境的欲望便愈來愈強烈。到這年秋天，聽聞清廷有派遣編修、檢討出洋留學之議，便決定進京銷假，申請留學歐洲。臨行，把同盟會幹事一職托他弟子黃炎培代理，並將秘密文件及名單多種交給他保管。蔡元培離開上海，獨自前往闊別了8年的北京。
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請去德國，但因政府絀於經費，無法派出。後在譯學館任教，等待出國時機。譯學館後來歸並京師大學堂，而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所以蔡元培這次在譯學館的任教，實在是服務於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國孫寶琦像倫理學史》一書就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孫寶琦為出使德國大使，孫寶琦允每月資助元培學費30兩，而商務印書館又與蔡元培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基本生活費用問題既已解決，元培遂隨孫寶琦赴德留學。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歲，作為一個留學生，年紀似乎大了一點；可是，他時常想爭取進修機會以充實自己的學問，這種好學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學，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國，前後有四年。他進入萊比錫大學專攻哲學，在校期間翻譯德國哲學家包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時，即聞徐錫麟起義於安慶，被執就義；不久，秋瑾又密謀在紹興起義，也被捕遇害，光複會的力量大受摧殘。
當時，吳敬恒、李石曾、張靜江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報，宣傳無政府主義，並反對君主立憲，提倡革命。蔡元培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德國也作精神上的呼應。辛亥年4月27日，黃興所領導的廣州起義雖然失敗，卻轟動全國，革命情緒自此更趨高漲。10月10日武昌起義.武昌光複後，鄂軍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吳敬恒在倫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漢的消息。他在致吳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間”之語，暗示打算回國赴難、共同奮鬥的意向。其後，接陳英士電報，催他回國。於是結束四年的留學生涯，取道西伯利亞東歸。抵達上海之日，正是黃興由武昌抵滬之時，即12月1日前後，孫中山尚未返國。他一時沒有住處，蔣維喬留他住在愛國女學校內。
12月4日，各省代表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黃興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當選為副元帥。孫中山亦於年底返國，旋即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以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此後改用陽曆。是日孫中山就職於南京，著手組織內閣。各省代表會正式開會，通過國務員名單，各部門總長依次為：陸軍黃興、海軍黃鍾瑛、外交王寵惠、財政陳錦濤、司法伍廷芳、內務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中華民國第一次臨時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選決定後，教育總長蔡元培因久居歐洲，對國內教育情形異常隔膜，特請蔣維喬幫助。二人並偕另一會計兼庶務職員，於1月4日晚上到達南京，住在一小旅館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職，出席臨時政府首次國務會議。會後，蔡元培往謁孫中山，請示教育部辦公地點，孫回答說：“辦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連日奔走，一無辦法。適遇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內務司樓上空房三間作為辦公處，隨即遷入。其簡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各地仍然十分混亂，南北議和正在進行，清帝仍未退位，臨時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這種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國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從四十五歲起，回國擔任教育總長，後在北洋政府時代，又以國民黨員的身份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一生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在北大校長的任內，其所樹立的北大民主校風，源遠流長，影響巨大。
北大作為五四運動的震源地，作為新中國的發祥地，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這位北大之父，逝世於1940年，享壽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簡直是中國黎明前的奮鬥紀錄。他是從新舊過渡時期走過來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範和偉大的人格，感人至深，於今沒有任何人會發生疑問。吳敬恒曾說：
蔡先生平時待人，對好人沒有不尊敬，對壞人，也沒有不寬恕。這個人隻要有一點可取之處，總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誌願，一定要盼望中國出些了不得的大學問家。因為他抱了這種誌願，以前有了許多當仁不讓的事。
對於蔡元培的人格，吳敬恒也說：
蔡先生之為人，真是所謂“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個人都很和氣，然而他有一個“自己”。絕不是因為做人和氣，就會人雲亦雲。蔡先生所到之地，誰和他相處，都像從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樣，如坐春風之中。不過雖坐春風之中，很感到有一種嚴肅之氣。如果我們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驕不吝”、“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什麼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儼如周公風度。
吳敬恒說蔡元培，在做人的態度上，對自己是“不驕不吝”，對人是“和而不同”，隻要這個人有一技之長，沒有不取其長，絕不問其短處如何。然而他無時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張：鼓勵造就大學問家出來。這有一個實例可以拿來佐證。
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論爭，白話文言的抗拒，兩派人士都服務於北大。胡適、陳獨秀的提倡白話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嚴複，都在北大教書。當時的校長就是蔡元培，他雖然傾向於革新的、進取的事物，但認為這幾位老古董的確有一技之長，也就延聘他們在北大任教。所以說，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期，不問這個人有辮子沒有辮子，隻看他有沒有學問，隻要有一點長處的人，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這種態度，就是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偉大誌願，就在於他一生想為中國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愛國大道。無怪乎他所創辦的第一所女校，取名為“愛國女學校”，他所設立的第一個學會，取名為“中國教育會”。他教育不忘愛國，愛國不忘教育。
馬君武
馬君武（1881～1940）博士，原名道凝，改名和，號君武，原名馬道凝,又名馬和,字貴公、厚山,號君武,祖籍湖北省蒲圻縣人,出生於廣西省(今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我國民主革命時期著名的教育家、科學家、政治活動家。馬君武先生為廣西大學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北蔡（元培）南馬（君武）”之稱。
1900年赴新加坡見康有為，銜命回廣西策應唐才常起義。1901年自費赴日本讀書，為廣西第一個留學生。初與梁啟超辦《新民從報》，旋追隨孫中山革命。1902年與章太炎等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十二周年紀念會”。1903年入日本就都大學學應用化學。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首批盟員，參加起草同盟會章程，被選為執行部書記長。1906年回上海創辦中國公學。1907年赴德國入柏林工業大學，獲工學博士學位。
馬君武辛亥革命前夕回國，值上海起義，出任《民立報》主筆，呼號革命。旋被推為江蘇省代表，出席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創建中華民國，推選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民國始元，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和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參與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二次革命失敗後再赴德國入柏林農科大學。
1916年，馬君武回國，次年隨孫中山南下護法，任軍政府交通部部長及廣州石井兵工廠部工程師，1921年任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隨軍入桂討陸，7月任廣西省長。次年被迫撤退，從此轉入學界。
1924年任上海大夏大學校長。1925年任北京工業大學校長。1926年1月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1928年回廣西創辦廣西大學，任校長。1932年兼任兩廣硫酸廠廠長。1937年抗戰爆發，任最高國防會議參議及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複任廣西大學校長，次年病逝於任上。生平譯著甚豐，主要有：《物種起源》、《達爾文》、《民約論》、《彌勒約翰之說》、《賦稅論》、《唯心派钜子黑智兒之學說》、《代數學》、《礦物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