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喬治·布什
喬治·布什是美國布什家族出任總統的第二人，被稱為“小布什”，以區別他的父親。小布什上台後，強調美國的國家利益至上，要以進取的姿態追求美國的國家利益，並要求整個國際社會必須服從美國。
為此，他采取各種手段把自己的標準強加給其他國家的人民，幹涉主權國家的內政，並用暴力來壓製對美國幹涉的反抗。
人們不難看出，小布什對單邊主義有強烈嗜好。小布什的單邊主義其實就是全球霸權主義。為推行和維護其霸權主義，小布什采取了比美國曆屆總統更加大膽、更加狂妄的手法。
他無視《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準則的嚴肅性，以美國的利益為標準對聯合國憲章、國際法準則及各種國際條約、協議、協定進行隨意解釋，對美國有利的就執行，不利的則不執行，但卻要求別國不折不扣地執行。
他聲稱，聯合國等組織的作用就是幫助進行武器檢查、維持和平和開展人道主義活動，但它們不能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他“永遠不會把美國的軍隊置於聯合國的指揮之下”。
也就是說，在小布什眼中，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隻不過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工具，對美國必須絕對服從，而不能向美國“挑戰”。
小布什聲稱恐怖主義和“邪惡軸心”構成對世界秩序的嚴重挑戰，他將伊拉克、伊朗、朝鮮三個敢於叫板美國的國家列為“邪惡軸心”國，明確將這些國家劃定為敵人，為其武力壓製這些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
“9·11”事件之後，小布什將建立國土安全作為其政府工作的核心。2002年11月25日，小布什簽署了關於成立國土安全部的國土安全法。小布什此舉是美國聯邦政府自1947年以來最重大的調整，從而大大增加了他本人所擁有的權力。
小布什熱衷於搞單邊主義是因為美國有無人可比擬的實力。但歐洲盟國不買小布什的賬。
二戰後，美國與西歐主要國家結成了親密的盟友。美國也十分注意與這些盟國協調立場。
小布什也曾強調美國必須加強同歐洲國家的磋商，與歐洲國家“建立起強大的夥伴關係”，指導北約成為一個“強大、團結和積極的組織”。
由於小布什奉行單邊主義政策，過分強調美國的利益，處處要求歐洲盟國服從於美國的利益。但小布什單邊主義的日益膨脹及竭力使反恐戰爭擴大化，特別是其“先發製人”戰略引起了歐洲盟國的疑慮和不安。歐洲人認為“先發製人”戰略不符合聯合國憲章，是不合法的，美國開始采取“倒薩”行動之後，美歐分歧進一步加深。
德國和法國與俄羅斯結成“反戰陣營”，公開對美國“倒薩”說“不”。法、德等國作梗，使北約在對伊開戰問題上難以做出統一的決定。小布什對此非常惱火，就以對美國“倒薩”的態度將歐洲盟國劃分為“老歐洲”和“新歐洲”。
美歐關係雖然目前有些裂痕，但不會破裂。今後，小布什政府在國際事務中還必須借重歐洲國家，尤其是“老歐洲”的力量。正如小布什的首席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所說，現在的世界局勢就像是二戰剛結束時那樣。美國及其盟國要像戰後初期那樣，充分把握這一機遇，采取決定性行動，謀劃新的國際秩序。為建立新秩序，必須重視大國作用。
小布什十分重視美國同俄羅斯的關係，他上台伊始就表示希望加強兩國在俄的核設施安全和核武器銷毀，以及在發展和部署導彈防禦係統方麵的合作。發展美俄關係是美俄雙方的需要。對於美國來說，俄羅斯的魅力在於，它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小布什想確保能源安全和美國在經濟上不依賴歐佩克和阿拉伯國家，隻有俄羅斯具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能幫美國這個忙；另外美國要在俄羅斯與中國之間搞平衡外交，俄羅斯是關鍵。“9·11”事件之後，普京抓住小布什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及由於美國與歐洲盟國對威脅和安全問題上的理念不同，分歧加深的機會，全力支持美國反恐，積極發展同美國的關係，使兩國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小布什在發展美俄關係的同時，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係。
小布什在競選活動中聲稱“中國不是戰略夥伴，而是競爭對手”，提出美國必須在“沒有幻想的情況下同中國交往”。這與其前任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大相徑庭，也與其父老布什的對華政策相左。
也許小布什意識到，中國畢竟是一個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在其上任不久就讓其父以“老朋友”的身份訪問中國。2002年2月，小布什以總統身份首次訪華之後，美中關係得到了迅速恢複。
2002年10月22至25日，江澤民主席應邀訪問了美國，這是中美兩國首腦在一年內的第三次會晤。兩國元首就中美關係、台灣、人權、宗教以及伊拉克、朝鮮核武器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小布什說，美方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台灣獨立，表示讚賞中方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美國政府的上述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9·11事件迫使小布什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兩國元首會晤就重大問題進行了溝通，增進了相互了解，尤其是在朝核問題上中國對化解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起到了其他國家難以起到的積極作用，使小布什及其政府不得不重新評價美中關係。
小布什剛上台時，在外交方麵可以說是個門外漢，但小布什政府卻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外交強勢政府。小布什執政幾年來，在推崇強權外交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在外交手法和謀略上別出心裁。他善於重用前朝幹將彌補自己外交經驗不足。美國輿論認為，由科林·鮑威爾、迪克·切尼和康多莉紮·賴斯組成的三駕馬車把握著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由拉姆斯菲爾德為首的是軍事力量，構成了美國強權外交的基礎。小布什負責外交政策的高官和主要顧問都有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具有較強的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又多在以前的裏根、老布什政府有過從政經驗。
待客的最高禮遇是到私人牧場。小布什入主白宮以來，在推行美國外交政策的同時，十分注意有選擇地與各國家領導人建立私交。其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邀請訪美的國家領導人到他的克勞福德牧場去做客。他請這些國家領導人參觀他的牧場，品嚐他的家鄉烤肉，為的是增加一些友好的氣氛，有利於雙方深入交談。有不少媒體在描述這一現象時，把其稱為布什特色的“個人外交”，即通過與麵對麵交流的外國領導人形成良好的個人關係，來推動國家間關係的提升和發展。
從實際效果上看，小布什執政以來，他的“個人外交”雖不能說十全十美，但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除了與中、俄領導人努力建立個人間的親密關係外，歐洲各國一直就是小布什“個人外交”努力的重點。不少外交政策專家對小布什過分依賴首腦間“個人外交”的做法提出了警告，他們認為，小布什建立的與外國領導人的“個人友誼”並不能代替現實的國際戰略。
事實也是如此，小布什與世界各國領導人套近乎、拉關係的策略，獲得的並不是世界其他各國民眾的普遍好感，也招來一片質疑和反對之聲。作為美國總統，小布什在國外的所到之處往往都會遇到大規模的反美示威。與小布什打過交道的不少外國領導人也認為，盡管布小什常常熱情洋溢地把個人友誼形容得天花亂墜，但實際上對小布什來說，這種“個人間的紐帶”根本沒有國內政治目標來得牢固和重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專門研究總統形象與外交問題的曆史學家佛瑞德·格林菲爾德認為，小布什的“個人外交”不但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甚至還激起了外界對美國和美國領導人更大的反感。他說：“到目前為止，小布什一直在試圖塑造這樣一種形象，即他坦率正直、信守承諾、說到做到；但是人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常常信口開河、屢屢不守承諾，行為和舉止充滿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色彩。”
菲德爾·卡斯特羅
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1926年8月13日出生於古巴東方省比蘭鎮。1959年1月，他率領起義軍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總理(後改稱部長會議主席)和武裝部隊總司令。卡斯特羅1962年起擔任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第一書記。1965年該黨改名為古巴共產黨後，他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至今。自1976年起任國務委員會主席。
數十年來，卡斯特羅為人們所佩服的是，他使用良好的外交謀略，帶領一個1000多萬人口的小國與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巧妙周旋，他始終堅強不屈，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捍衛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呼籲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古巴民眾稱他為“菲德爾”或“總司令”。在國際舞台上，卡斯特羅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他是“七十七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古巴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積極幫助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向它們提供醫療、體育、技術等援助。卡斯特羅在發展中國家中受到廣泛尊敬。在許多國際和地區會議上，隻要卡斯特羅一出現在會場，馬上就會響起一片歡呼聲和掌聲，許多人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的敬仰之情。
在當今世界走向一體化的新時代，卡斯特羅奉行多元化外交政策。他十分注重加強同拉美國家的關係。至目前為止，絕大多數在20世紀60年代與古巴斷交的拉美國家先後與古巴恢複了外交關係或實現了關係正常化。古巴同時積極改善同西歐及其他各國的關係。
在古巴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同美國的關係了。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卡斯特羅與美國前後10位總統進行過較量，在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卡斯特羅和他領導的古巴卻往往是勝利者。對古巴來說，一方麵“堅持與美國抗爭，維護民族獨立，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同時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爭取經濟發展機會”，這兩方麵都符合古巴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以卡斯特羅選擇在堅持立場的前提下，采取積極靈活的策略，隻要美國方麵表示出合作的姿態或鬆動古美關係的意向，古巴就會予以積極回應。卡斯特羅還派遣古巴棒球隊多次訪美，通過比賽增加兩國民間的往來，被國際社會稱之為“棒球外交”。
大力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是卡斯特羅的既定政策。古巴原是蘇聯的盟友。所以與俄羅斯發展關係具有許多優越條件。2000年12月13日深夜，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何塞·馬蒂國際機場，俄羅斯總統普京緊緊握住了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的手。普京是冷戰結束後第一位訪問古巴的俄羅斯國家元首，一度冷淡的俄古關係因此驟然升溫，從而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俄羅斯和古巴曾是密切盟友。40年前，古巴革命勝利後，由於美國對古巴采取敵視政策，古巴需要前蘇聯這個大國的支持與援助。為了抗衡美國，前蘇聯也需要古巴這個反美“戰略前哨”作依托。當時，古巴把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確定為其發展對外關係的重點。前蘇聯向古巴提供從糧食到能源的幾乎所有必需品。但是，隨著1991年前蘇聯解體，俄羅斯斷絕了對古巴的一切援助，前蘇聯解體使古巴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達40億美元，古巴經濟遭受重創。普京到訪的第二天，在哈瓦那革命宮與卡斯特羅舉行了正式會談，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以及涉及經貿、外交、衛生、司法等方麵的5個合作協定。卡斯特羅在記者招待會上稱，他與普京“在幾乎所有國際問題”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普京則明確表示反對美國對古巴實行的長達40年的經濟封鎖和所有與封鎖有關的治外法權。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讓古巴人感到由衷佩服。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前蘇聯解體和美國加強對古巴的封鎖，古巴經濟陷入危機，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古巴政府和人民感謝中國的援助，卡斯特羅多次在黨內說過，“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在困難時期給予我們的幫助”。古巴對於中國國慶50周年十分重視，為此，卡斯特羅示其外交部專門成立了工作班子，1999年9月舉行了一係列慶祝活動。
卡斯特羅高度讚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將進一步加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分量。他曾多次到中國駐古巴使館作客，這在別國駐古巴使館恐怕是很難看到的。1999年我國在天安門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卡斯特羅親臨使館觀看實況轉播。威武雄壯的各軍種方陣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隻有紀律嚴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才能練出如此整齊劃一、富有氣勢的分列式。
卡斯特羅邀請羅馬教皇訪古，是他外交上的一個重大突破。1998年1月21日至25日，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應邀訪問了古巴，教皇的到訪為卡斯特羅大增光彩。卡斯特羅邀請教皇訪古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教皇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改善古巴的國際形象和對外關係，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爭取廣泛的國際支持。而教皇不顧年邁出訪古巴的目的則是利用古巴放鬆對古巴天主教會和教徒的限製的有利時機，擴大天主教會在古巴的影響，同時也乘機宣揚人權，要求古巴有更多的自由和向“民主化”方向發展。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此前曾14次訪問拉美，他足跡遍及拉美各國，但卻從未訪問過古巴。因此，卡斯特羅邀請教皇訪問古巴非同尋常，意義深遠，引起了世人的廣泛矚目。世界各國166家電視台和3000多名外國記者雲集古巴進行采訪，大批外國遊客和千餘名美籍古僑也乘機返回故裏。卡斯特羅親自對接待教皇來訪作了精心安排。並幾乎全程陪同教皇參加了在哈瓦那、聖克拉拉、卡馬圭和聖地亞哥的主要活動。最使卡斯特羅本人和古巴人民感到欣慰的是，教皇在訪古期間，嚴厲地譴責了美國政府對古巴實施的封鎖是“不公正的，從道義上說，是不能接受的”。教皇敦促美國政府取消這種不公正的製裁，主張在華盛頓和哈瓦那之間建立外交對話。古巴為教皇的來訪作了充分的思想、物質準備，並以出色的組織工作、有禮貌的接待，通過前來采訪的電視台記者，在全世界億萬電視觀眾麵前展示了古巴國內形勢穩定，人民具有良好教養，經濟雖有困難，但改革開放正在深化，國家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形象。教皇訪問古巴的本身及他對美國的批評，對古巴來說無疑是一種道義上的支持，對美國來說則是分量不輕的壓力。在教皇結束訪古後不久，1998年2月，古巴政府宣布釋放299名普通犯人和政治犯，這是自1988年古巴政府宣布釋放44名政治犯以來，釋放犯人人數最多的一次。古巴政府這一舉措受到梵蒂岡、歐盟和西半球各國輿論界的歡迎和好評。
奧洛夫·帕爾梅
政治家是可以培養出來的，奧洛夫·帕爾梅就是其中的典範。
奧洛夫·帕爾梅，1927年1月30日出生於斯德哥爾摩一個名門望族之家。
1954年，27歲的帕爾梅出任社會民主黨主席、首相埃蘭德的秘書和首相辦公廳首席秘書。這是帕爾梅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1958年，帕爾梅作為延徹平省議員進入瑞典議會上院，時年30歲，為當時瑞典議會中最年輕的議員。1967年，帕爾梅又被委任為教育和文化大臣，領導了瑞典的教育體製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
1969年10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42歲的帕爾梅以全票當選為黨的主席，接替年邁的埃蘭德，成為當時歐洲最年輕的首相。這樣，帕爾梅登上了他仕途的頂峰。
推行社會福利製度，是社會民主黨各任首相始終不渝的基本方針。帕爾梅首相在繼續維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的同時，並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展，使之不斷深化和完善。
瑞典的福利製度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到帕爾梅執政時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瑞典，實現了免費教育和近於免費的醫療保障；人均居住麵積已達40多平方米，名列世界前茅；雇員患病時能得到正常工資90％的病假工資；提供給退休雇員的養老金和附加養老金可達在職時的2／3左右；小孩出生後，國家給每個16歲以下的兒童提供統一的免稅補助，父母雙方可以度過共12個月的假期，等等。這種福利模式，成為當今世界的“櫥窗”和“樣板”。
帕爾梅上任後繼續執行其政治恩師埃蘭德的社會經濟和福利政策，以及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當然，帕爾梅並不是一位以守攤來維持政權的社會黨領袖，作為埃蘭德的得意門生，他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治國才能。尤其是在維護國內和世界和平方麵，在西方世界獨樹一幟，影響巨大。
這位新首相首先把他的和平信念變為實踐。在60年代就任總理期間，他譴責美國卷入越南戰爭，並給逃避征兵的美國人提供政治避難，引起了瑞美關係長期冷淡。另一方麵，帕爾梅強烈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甚至把後來的捷克領導人描繪成“獨裁製度的仆從”。並把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政府叫做“該死的劊子手”。
在帕爾梅看來，隻要是采取武力解決爭端，隻要是采用獨裁專製統治國家的手法，都是非民主、非人道的政策，不管他是屬於哪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所為，他都大加抨擊。不留情麵。帕爾梅把更多的感情留給了急需支援和幫助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70年代初，他的政府大大增加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在各種國際會議上，他都一再敦促富國更多地考慮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要求。
在以後的三次全國議會大選中，帕爾梅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均接連獲勝，繼續組閣。70年代中後期，西方世界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處在北歐的瑞典也受其影響。帕爾梅指望通過大舉外債的辦法來減少世界經濟衰退對瑞典經濟的影響。以維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可是這種寅吃卯糧的辦法造成了高額的財政赤字，反倒使瑞典經濟雪上加霜，陷入低穀而不能自拔。再加上他讚成在瑞典建造核電站的態度給反對黨以攻擊的口實，導致了他的黨及他本人的下台。
人們都說，無官一身輕。可對於帕爾梅來講，是一個例外。無論是執政還是在野期間，帕爾梅都忙碌於國際和平事業的活動中。作為社會黨國際的副主席，他領導著該組織的南非問題研究小組，於1977年夏天到該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同年，他成為“獨立的國際發展問題委員會”成員，曾對非洲作實地考察。其出色的表現，使這位社會民主黨領袖榮獲美國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頒發的傑克遜和平獎。1980年，帕爾梅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特使數次出訪伊拉克和伊朗，從中斡旋調停。世界上各大報紙頭版對此突出報道。這位瑞典前首相還是“勃蘭特世界發展問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他的推動下，建立了非政府組織“裁軍和安全問題委員會”，有人甚至稱之為“帕爾梅委員會”，他出任該委員會主席，為世界的和平與裁軍而奔忙，1982年6月，“帕爾梅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長達200頁的《共同安全》報告，陳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狀況，主張建立一個無戰場核武器地區，反對以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呼籲各國關注人類的和平事業。
1982年瑞典進行大選。廣大選民對當局實行的勒緊褲帶政策不滿，而選擇了主張充分就業和增加公共開支的社會民主黨。帕爾梅在闊別了他六年之久的首相府後，又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上。
麵對80年代初東西方關係的僵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頻繁爭奪，再次出任首相的帕爾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維護本國的和平與安全之上。他在上任後宣稱：社會民主黨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奉行武裝中立政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衛瑞典的領土不受侵犯。”
自1981年蘇聯一艘潛艇在瑞典的海軍軍事基地卡爾斯克魯納附近擱淺後，不明國籍的外國潛艇頻頻進入瑞典海域。1982年為47次，1983年達63次之多。帕爾梅政府對此采取了自衛行動，宣布瑞典海軍無須事先警告即可向侵入領海的外國潛艇發射火器。1983年4月，帕爾梅召見蘇聯駐瑞大使，向他遞交了一份照會，強烈抗議蘇聯潛艇1982年10月初侵犯瑞典的霍爾斯海灣水域。潛艇事件又一次觸發了這個中立國家人民的敏感神經，瑞典自發的國防運動與和平運動變得活躍起來。作為首相的帕爾梅表現出主權高於一切的勇氣，甚至命令海軍直升機向不明國籍的潛艇投深水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