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哈裏·霍普金斯
1939年9月2日，法西斯德國突然襲擊波蘭，9月5日前，英、法兩國被迫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正式爆發。羅斯福總統對歐洲戰局的形成是早有預見的，“戰爭是會傳染的，與戰爭地點距離遙遠的國家和民族，也會被卷入漩渦之中。”
持孤立主義的國會議員們便把矛頭對準羅斯福，指責他想挑起戰爭，破壞了美國《中立法案》。
時任財政部長的哈裏·霍普金斯是羅斯福主張的積極支持者，每一次羅斯福與孤立主義鬥爭的勝利，總留下一樁副產品——孤立主義者把發泄的矛頭對準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替總統承擔了種種仇恨。戰爭已經快降臨到美國頭上時，霍普金斯認為自己以商務部長的名義，繼續扮演替羅斯福當仇恨靶子的路已經到了盡頭，同時他再也沒有必要為國內民眾的溫飽而發愁——戰爭機器運轉起來，戰時生產已經緩和了失業。霍普金斯決定辭去商務部長的職務。
羅斯福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這封信中劃了一個真誠的“公”與“私”的界限。而事實也證明，他後來用“總統私人的代表”，“總統私人的顧問”使霍普金斯將權力和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雖然美國還沒有正式同德國和日本宣戰，但羅斯福一直在考慮同英國建立軍事合作關係。1940年聖誕節前後，羅斯福同霍普金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人，在白宮進行了商談。
霍普金斯立即扶案而起，銳利的目光閃耀出強烈的冒險精神，大聲說：“總統先生，我到英國去一趟怎麼樣?”
1941年元旦剛過，羅斯福沒有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見，於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霍普金斯將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出訪英國。
美國駐英大使館代辦赫謝爾·約翰遜在霍普金斯到達倫敦後記述道：“我馬上被霍普金斯決心要獲取英國所需要的東西的第一手材料，那種強烈願望和追求精神所感動。英國人第一次感到美國送來了真正的希望，這希望足以使他們渡過戰爭難關。”
1月14日，霍普金斯把了解到的丘吉爾的情況，通過海底電報，向羅斯福總統彙報。
當天晚上，丘吉爾陪同霍普金斯出席格拉斯哥市長舉行的宴會。丘吉爾再度借這個機會發表了雅致的講話，他提到羅斯福總統、霍普金斯以及“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民主政體”。
這篇“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講話頓時傳遍英國，其影響達到決不是霍普金斯敢去奢望的程度：英國人把它看成是“美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一種保證。直至好些年後，英國人都在傳頌霍普金斯在英國困難之時，送來了美國溫暖人心坎的同情和信心，這遠遠比1940年美國提供給英國的一百多萬支槍、900門大炮和50艘退役的驅逐艦要強得多……
1月30日，霍普金斯在倫敦還會見了挪威國王哈裏曼，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貝奈斯先生。
霍普金斯在英國倫敦計劃隻呆兩周，由於戰局的發展，歐洲中心戰場接踵而來的情報愈來愈多，以至於這位被任命為“總統助理和顧問”的顯赫人物在倫敦停留下來。正當霍普金斯企圖應丘吉爾要求，安排他和羅斯福在大西洋上會晤之際，6月22日，法西斯德國開始向蘇聯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進一步擴大。
霍普金斯莫斯科之行立即進行。7月27日，他乘英國“卡塔利納”型巡邏轟炸機秘密經歐洲北部抵達蘇聯阿爾漢格爾，他受到專程來這裏的蘇聯三軍代表，英、美駐蘇使館代表和當地政府官員的熱烈歡迎。第二天，他抵達莫斯科，當天晚上六時，霍普金斯會見了斯大林。
霍普金斯除了在電報中向羅斯福彙報了斯大林的熱情態度外，又列出了斯大林希望近期能得到援助的清單：“……大小高射炮2萬門，槍支一百萬支，高辛烷飛機汽油，製造飛機用的鋁板，短距離轟炸機……”
第二天下午三時，霍普金斯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莫洛托夫對蘇聯遠東地區有可能遭到日本乘機攻擊，形成蘇聯東、西兩線同時受敵表示擔憂。所以，他建議霍普金斯轉告總統：“以適當的方式向日本提出‘警告’。”
霍普金斯認為這個“警告”就是一旦日本進犯蘇聯，美國將向日本宣戰。
當天晚上六時半，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霍普金斯，把蘇聯在東線抗擊德軍的態勢作了全麵介紹。這正是美國和英國急需想了解的東線情況：從開戰到現在，德軍在蘇聯有232個師，目前蘇聯已增援到240個師，並有20個師的後備部隊。到1942年，蘇聯可以動員至350個師，德國有可能動員到300個師，德國投入蘇聯戰場有三萬輛坦克。而蘇軍隻有二萬四千輛，空軍方麵各自有近八千架飛機，蘇聯每月能生產各種飛機一千八百架至二千二百架，現在飛機損失的數字已經倒過來了，德國多於蘇聯……
斯大林堅決地告訴霍普金斯：“我們可以戰勝德國，雖然我們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正是由於霍普金斯客觀地將蘇聯在歐洲東線的軍事態勢，蘇聯抗擊德國軍隊的情況，以及蘇聯需要哪些物資支援的詳細情況反映給了羅斯福總統，使總統在對整個歐洲戰況和聯合蘇聯共同反擊德國上，作出了重大的外交軍事決策。
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受到了美國右翼輿論的非難。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城的《日報》挖苦他道：“假若羅斯福先生派到歐洲去的不是一個出手大方的使者，事情也許會好一些。在麵劉英國和俄國的真正需要時，很可能把超過我們自己所有的都送給人家……”
可是，霍普金斯的家鄉依阿華州蘇城的《日報》卻說：“孤立主義者一定企圖在霍普金斯飛往莫斯科這件事上撈一把……無疑又將來一套‘爬上床時喊一聲斯大林’的把戲……然而可以相信，美國多數輿論對已經作過的事表示毫無保留的讚同。”
霍普金斯對於故鄉的寬宏大量表示特別感激，因為他自豪地認為自己的父親曾經當過蘇城《日報》的報販。
8月，羅斯福總統與丘吉爾首相在紐芬蘭的阿金夏港，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首次美、英首腦會晤，這便是著名的大西洋會議。丘吉爾為大西洋會議起草了一個“聯合聲明”，和美國代理國務卿韋爾斯起草的“聯合聲明”都有一段共同的話：“它們(美國與不列顛)所尋求的和平，不僅要永遠地推翻納粹暴政，而且是要通過有效的國際組織，使一切國家與民族獲得安居樂業的手段。”等等。
大西洋會議給霍普金斯提供了一次對比美國和英國民主製度的機會。他看到羅斯福總統在遠離本國的土地上，有完全獨立的負責能力，隻不過征求一下幕僚們的意見以圖更準確行事。而丘吉爾則沒有這個職權，他必須不斷地向英國本土戰時內閣彙報磋商。大西洋會議製定了八點聲明、形成著名的“大西洋憲章”。在美國尚未參戰的情況下，顯示了羅斯福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氣魄和勇氣。當然，這裏麵也凝結著霍普金斯的功勞。9月，蘇聯發表聲明，讚同“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的條件開始成熟。
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宣布對日、對德宣戰，正式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宋慶齡
宋慶齡(1893～1981年)，中國近代女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的卓越戰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1893年1月27日生於上海。父親宋嘉樹，字耀如，原名韓教準，早年漂泊美國，中年回國興辦實業，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親密戰友。母親倪桂珍是中國較早接受文明，反對封建的進步婦女之一。
宋慶齡7歲時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1907年，15歲時偕妹妹宋美齡赴美國留學。先在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英語，次年考入佐治亞州梅肯市威斯裏安女子學院文學係。宋慶齡聰敏好學，思想活躍，經常參加學校的活動。聽到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熱情歡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
1913年，宋慶齡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她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和振興中華的理想毅然回國，投身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鬥爭。歸國途中經過日本，拜會了她早已崇敬的孫中山先生。
宋慶齡從此就追隨孫中山，致力於民主革命事業。1914年任孫中山秘書。同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10月與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結婚，從此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在反袁、護法運動中，宋慶齡跟隨孫中山往來於上海、廣州之間，在韶關、桂林、梧州等地勞苦奔波，協助孫中山從事新的鬥爭。
1921年，她發動廣州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和紅十字會，並親自率領會員到前線慰問。1922年，軍閥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她在危急形勢下，堅持孤身留下吸引敵人，讓孫中山先行離開險地，表現出獻身革命事業的堅強意誌和卓越膽識。此後，她參與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林祖涵等，以及列寧所派使節馬林、達林、越飛等商談。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她積極支持、堅決擁護孫中山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即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新三民主義。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她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遺囑，並決心繼承遺誌，奮起完成其未竟事業。
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她堅決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對國民黨右派進行堅決鬥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初，她在漢口創辦婦女政治訓練班，培養婦女幹部，又同何香凝組織紅十字會，發動慰問傷兵運動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四·一二”政變後，宋慶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在“寧、漢合流”前夕，她又在漢口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宣布同背叛孫中山革命事業的人決裂。
同年8月1日，她和鄧演達、毛澤東等二十二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宣言，嚴正揭露蔣介石、汪精衛的背叛罪行。同年8月底，宋慶齡為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和完成孫中山生前訪問蘇聯的遺願，出訪蘇聯。在蘇、德、法等國期間，她參加了一係列國際性的反帝活動，1927年12月在比利時和1929年8月在德國召開的兩次國際反帝同盟大會上被選為名譽主席，其後又成為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的各黨派、團體以及廣大官兵的抗日愛國行動。
1938年的“三八”節，她在香港發表《向世界婦女申訴》的論文，控訴日本法西斯以奴隸看待婦女的罪行，號召世界婦女援助中國。在宋慶齡、鄧穎超等的努力推動下，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發展非常迅速，促進了我國各階層各黨派婦女友好合作，在武漢抗戰中起了它應起的作用。
同年，宋慶齡發起組織了保衛中國同盟，借此來“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為了這個目標，她領導“保盟”大力開展宣傳工作，向全世界宣傳抗日，介紹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堅持不懈地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鬥爭。
她崇高的國際威望贏得了各國人士的景仰，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外國人士和海外僑胞紛紛捐資捐物。當時人們希望在捐款的收條上得到她的親筆簽名，她曾為此磨破了手指。她還想盡辦法衝破敵人的層層封鎖，把募集來的大量款項、藥品、醫療器械、通訊設備、罐頭食品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解放區。
她團結和組織國際友人和國際醫療隊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記者和醫生都是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的，其中白求恩、柯棣華、哈立遜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斯諾訪問陝北後寫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記》。
1941年，由斯諾、路易·艾黎等國際友人在中國組織工業合作社支持抗日戰爭的運動，也得到宋慶齡有力的支持，她欣然出任工合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在她的號召和影響下，華僑也在國外各地組織救國救民的團體，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祖國抗日戰爭。
1945年12月，宋慶齡在上海將保衛中國同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致力於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解放戰爭時期，她通過各種渠道，給解放區以巨大的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援。
1948年1月，宋慶齡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在國際事務中，宋慶齡在1950年11月被選為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執行局委員，1952年10月被選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
1981年5月15日，宋慶齡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6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崇高稱號。同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作有《為新中國奮鬥》、《宋慶齡選集》和《永遠和黨在一起》。
在長期的國際政治活動中，她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發揚進步文化，促進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增進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進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因而，受到廣泛的崇敬，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宋慶齡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宋慶齡的一生始終是和人民群眾聯係在一起的。她不辭辛苦去全國各地視察，深入到工廠、農村、部隊和少數民族地區，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和人民心連心。她謙遜和藹，平等待人，興辦實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熱心婦女解放事業，是中國婦女界的傑出領袖之一，曆任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長期主持中國救濟總會、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她畢生致力於少年兒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業。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遺言，骨灰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她父母陵墓的東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為她立碑銘文以表紀念：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年)，江蘇省淮安人。1917年畢業後赴日本求學。1919年回國。“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回國後，先後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軍事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等職。1926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合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委員，領導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了南昌起義，此後，他在一段時期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同朱德指揮第一方麵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他對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戰爆發後，周恩來被推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38年3月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1943年8月回到延安後，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抗戰勝利後，同毛澤東等赴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以後率代表團繼續留駐重慶、南京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1947年8月兼中央軍委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政務院總理，後為國務院總理直到逝世。他深謀遠慮，促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在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當時位居“剿共”最前線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和17路軍將領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兵諫，扣留了前來督戰的蔣介石。當消息傳到延安後，中共中央急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力使事變妥善解決，最後促成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最終目的的實現。
周恩來當時認真分析了蔣介石的心態和性格後，認為對蔣不應用強，而應該采取積極謙遜的姿態使他保持一國領袖的自尊。這一招果然奏效，在蔣介石聽到共產黨決定團結在他的周圍，聽他指揮，共同抗日的允諾後，終於改變頑抗到底的態度，答應了團結抗日的主張，最終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在周恩來的軍事鬥爭生涯中，利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思想對國民黨軍隊所做的策反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長期以來運用智謀在敵軍內部建立的軍事統一戰線，極大的推進了解放戰爭的進程。免使兩軍對壘、生死拚搏的戰場上，最終出現了異軍突起、戰況劇變的奇觀。以馮玉祥的舊部為例，周恩來通過各種策略積極爭取，使擁有兵權的原西北軍將領中，除去馮治安、劉汝明、孫連仲諸人外，幾乎都走上了起義或投誠的道路。又如在1947年2月的萊蕪戰役中，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率第73、46兩軍由萊蕪向北突圍，但因路少，車輛、輜重、人員、馬匹爭相奪路，擁擠不堪，無法保持正常的行軍隊形。在我方策動下，敵第46軍軍長韓練成突圍前敵總指揮，秘密出走，更增加了敵軍的混亂。當敵軍完全進入萊蕪、吐絲口間我軍預設的袋形陣地後，大部被殲滅，李仙洲被生俘。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總理縱橫捭闔，表現了一代外交謀略家的風采。當時，以菲律賓、巴基斯坦、錫蘭和土耳其等為代表的親西方國家，唱起一曲不和諧的調子。他們在發言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謂“共產主義威脅”、“顛覆活動”，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矛頭實際上指向中國。會議氣氛變得相當緊張，必須迅速作出反應。周總理經過深思熟慮，放棄了正麵反擊戰略。決定詳細闡明中國對國際社會的立場，來間接回擊一些國家的敵視態度。他將原發言稿棄之不用，空手走上講台，作了一篇精彩的即席發言。
周恩來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無論是在生死攸關的戰爭年代，還是在戰後風雲多變的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了駕馭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超凡膽略和智謀。
陳毅
陳毅(1901～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4～1972年)兼外交部長(1958～1972年)。獲元帥軍銜。1901年8月26日出生於四川省樂至縣，1916年就讀於成都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秋天，陳毅進北京中法大學學習，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法大學中共支部書記。
建國後，陳毅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１９５４年任國務院副總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外交部部長。還曾任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外交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建國後至1958年任上海市長。1958年起，他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外交政策思想，參與製訂新中國長遠的外交戰略方針，協助周恩來參與了一係列重要外交活動。1952年10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會晤斯大林。
1954年10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並順訪波蘭。1955年4月，作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和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赴萬隆出席亞非會議。1958年2月，首次以副總理兼外長身份隨周恩來對朝鮮進行友好訪問，對中國人民誌願軍回國事宜作了妥善安排。
1955年，周總理和陳毅同誌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陳毅同誌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於敵視、損害中國的言行，他敢於橫眉冷對，據理駁斥，毫不含糊。他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堅決反對外來幹涉、控製和威脅，充分體現了一位偉大愛國主義者的英勇氣概。
1960年，陪同周恩來或單獨率團先後訪問了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國，簽訂了中國同尼泊爾的友好條約和經濟協定、中國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條約以及中國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老撾問題，促使會議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的議定書》。
1963年底至1964年初，應邀參加肯尼亞獨立慶典，並陪同周恩來訪問非歐亞14國，實現了新中國領導人對非洲大陸的第一次訪問。
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為籌備第二次亞非會議奔波於雅加達、開羅、阿爾及爾之間。當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政變使會議擱淺後，參與磋商，強調亞非團結，反對分裂，促使達成會議延期的協議。此外，他還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僅對緬甸一國，即達10次之多。
自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間便陷於冷戰狀態，政府間交往中斷，隻保持了一部分民間交流，而建國後的中日外交則麵臨著新的考驗。五十年代剛剛出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正在尋找打開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圍棋代表團訪華，這位聞名政壇的圍棋迷抓住這一機會，他曾向日本自民黨著名政治家鬆村謙三先生建議，“圍棋、乒乓、書法、蘭花都可以交流”。在他的倡議影響下，中、日兩國圍棋界開始交流互訪。
1964年12月，日本29位著名圍棋手發表呼籲書，號召日本800萬棋手參加要求恢複中日邦交征集3000萬人簽名的運動。同日本的民間交往遍及日本各界和各個階層。陳毅同誌對常駐我國的外賓和外國專家也關懷備至。
他與斯特朗、西園寺公一、路易·艾黎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誼。在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同誌的領導和推動下，我國的民間外交得到迅速發展，與國外的交往成倍增加，出現了“風雷驅大地，是處有親朋”的大好局麵。
陳毅正是抓住了圍棋在日本的影響（日本有800萬人下圍棋），把圍棋與外交聯係起來。在陳老總的熱心推動下，日本棋界名人聯合發表了呼籲書，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早日實現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