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梁啟超
梁啟超（1873—1927），中國近代維新派領袖，學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清光緒舉人。和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並稱“康梁”。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赴北京參加會試，追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1896年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編輯《西政叢書》，次年主講長少時務學堂，積極鼓吹和推進維新運動。1898年入京，參與百日維新，以六品銜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戊戌政變後逃亡日本。初編《清議報》，繼編《新民叢報》，堅持立憲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對當時知識界有較大影響。辛亥革命後，以立憲黨為基礎組成進步黨，出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1916年則策動蔡鍔組織護國軍反袁，後又組織研究係，與段祺瑞合作，出任財政總長。“五四”時期，反對“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論文，流利暢達，感情奔放，頗有特色。晚年在清華學校講學。著述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曆史、語言、宗教及文化藝術、文字音韻等。其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出身於小地主家庭。其家雖然比較富裕，但由於沒有什麼人當大官，還隻屬於“富而不貴”的小地主之列。為了能夠擠身於統治階級之列，他祖父梁維清曾立誌於學，奮鬥一生，隻中了個秀才，做了一個八品小官。他父親梁寶瑛屢試不第，梁啟超自幼接受祖父和父親的啟蒙教育。
他10歲到廣州應童子試，曾在船上吟詠“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詩句，引起全船注目。於是“神童”之名傳遍縣城。他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才華橫溢，家中都把他引以為榮。
1890年（光緒十六年）初，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落第後於返鄉途中，購得《瀛環誌略》一書，被書中的內容吸引，於是認真研讀，這是他獲得世界知識的開始。同時，他又見到了江南製造總局翻譯的西學著作，從而激起了他對西學的興趣。
這年秋，他回到廣州，由他的同學陳千秋引見，拜康有為為師。在這裏學習的三年期間，梁啟超在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不僅認真學習中國文學，而且廣泛瀏覽西洋著作。在今文經學和歐州著作的洗禮下，他接受了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從一個封建弟子變成了一個熱血沸騰的維新誌士。後來，他便跟隨康有為一起投入到了救亡圖存的運動中去了。
1895年4月，梁啟超與康有為正在京參加會試。當他們聽到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容時，極為憤慨。為了挽救民族危亡，梁啟超和康有為一道四處奔走，聯絡在京應試的18省舉人，發起著名的《公車上書》，向光緒皇帝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建議。這次上書光緒皇帝雖沒看到，但它標誌著從鴉片戰爭以來就萌芽發展的維新思想，這時正式發展成一場公開的政治改革運動，康有為和梁啟超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開始走上政治舞台。
為了讓人們接受維新思想，1895年8月17日，梁啟超協助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並組建了“強學會”。梁啟超擔任強學會的書記員，積極協助康有為在北京開展變法運動的宣傳組織工作。第二年春，他來到上海，與汪康年、黃遵憲等人創辦《時務報》。這期間，他連續發表了《變法通議》等政論性文章，呼籲變法圖強。由於他才思敏捷，文筆流暢，觀點新穎。“士大夫爭相購其書。自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無不知曉他的大名。”《時務報》在數月之間，銷售至萬餘份，創下了中國有報紙以來的最高銷量。從此，梁啟超名垂一時，人們將他和康有為並稱為“康梁”。此外，梁啟超還開展了許多活動，去澳門協助康廣仁等籌辦《知新報》；到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女學堂及不纏足會等；還赴湖南，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時務學堂他進一步宣傳維新變法理論，廣泛介紹西學。
1898年3月，梁啟超趕到北京，與康有為一起建立保國會，號召人們救國。同時，他又聯合百餘名舉人上書，要求廢除八股取士，開辦新學，抵抗侵略。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布變法，梁啟超奉旨在總理衙門查看奏章，參與籌劃新政。7月3日，他又接受光緒帝的召見，被賞給六品官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他建議光緒帝設立編譯學堂，並提出獎勵工藝、資製新器的章程，均得到光緒帝的批準。在百日維新期間，梁啟超工作十分積極，充分發揮了他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梁啟超的這些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百日維新的進行。百日維新失敗後，他逃到日本避難。
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又著成《光緒聖德記》和《戊戌政變記》等，猛烈攻擊清政府及太後，盛讚光緒帝。翌（ｙì）年，在結識孫中山後，曾商討合作，共舉反清的問題，因康有為極力反對而作罷。1900年，梁啟超又奉康有為之命去檀香山建立保皇會，並在海外華僑中募集捐款，支持唐才常自立軍起義，企圖推翻慈禧，使光緒帝掌權，再行新政。後來，因自立軍失敗而從上海轉赴新加坡。不久，他又去歐洲遊曆，於1901年春，返回日本。
1902年2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又創辦了代替《清議報》的《新民叢報》。《新民叢報》同《清議報》一樣廣泛介紹歐美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鼓吹自由、平等、民族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批判封建主義，揭露清王朝的黑暗。清政府雖然明令禁止這兩種報紙的發行，但這兩種報紙發行量與日俱增，影響之大是其他任何報紙不可相比的。從1898年至1903年，他在這份報紙上共發表80多篇文章。他的文章氣勢磅礴，筆法細膩，使用的文字通俗易懂，清秀雋美，說理透徹，聲情並茂。郭沫若在回憶中也寫道：“平心而論，梁任公……負載著時代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那新興氣銳的言論麵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在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有力的代言者”。“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他譯的《經國美談》，描寫的那些亡命誌士、建國英雄，真是令人心碎”。同時，他還花費了大量心血，先後撰寫了《盧梭學案》、《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等文，廣泛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著作，在輿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時人譽為“輿論界之驕子”。
從1903年起，中國曆史進入了以資產階級革命為主流的時代。令人遺憾的是梁啟超這時開始落伍了。從1904，隨他墮落為保皇派。梁啟超不僅死守保皇、君主立憲的主張，而且還親自出馬，與革命派圍繞著中國何去何從的問解展開長達數年的大論戰。在整個論城中，雖然他傾盡心力，強詞奪理，但由於他背離了曆史發展的方向，說理，此通彼阻，但由於他背離了曆史發展的方向，說明書，此通彼陰，前矛後盾，最後不得不敗下陣來。孫中山說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壞”，“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就連昔日讚揚過他“一字千金，”的摯友黃遵憲也責怪他“言屢易端，難於見信”。梁啟超在這一時期，政治上縣花常昏暗的。
1906年9月，清政府迫於形勢，宣布預備立憲。梁啟超大為激動，認為自己追求多年的立憲政體就要實現了。於是他在東京成立政聞社，為清朝的立憲呐喊助威。1908年，政聞社遷回上海，參與國內立憲活動，卻遭到清政府的查禁。同年，他指導立憲派聯絡近4萬人簽名上書請願，要求三年內召開國會；其後，他又不斷撰文，指責清廷預備立憲是個大騙局；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鼓勵國內立憲派發動大規模請願。但是清廷未予理睬。
資產階級革終於爆發了，梁啟超又表示擁護共和體製。1912年8月，他成為民主黨的領袖，企圖在袁世凱政權下推行政黨政治。次年，他加入了共和黨。不久，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並為進步黨，梁啟超擔任理事。這年9月15日，進步黨熊希齡組織“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1915年，袁世凱大搞帝製複辟，梁啟超在規勸無果的情況下，寫下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責袁世凱稱帝；後又與蔡鍔聯合，共同發起了護國運動，並為護國軍將夠起草電文。他還出任了護國軍兩廣都司令部的參謀和軍務院的撫軍兼政務委員長。這時，梁啟超在護國運動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1917年，梁啟超又參與段祺瑞軍討伐張勳複辟的鬥爭。不久便辭去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的職務，退出了政壇。
1918年，梁啟超去歐洲遊曆，直到1920年3月才回到上海。在巴黎期間，他留心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譴責巴黎和議中有損中國權益的條款，同情“五四”運動，表現了愛國熱情。
1920年後，梁啟超開始把精力放在教育和學術研究上。他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兼任天津等幾所大學的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和講學。他在學術研究上是一位思想解放、敢於創新、勇於開拓的學者，對祖國文化遺產進行過比較全麵、係統的整理和研究。他的學術研究涉及領域很廣，有政治、經濟、法學、倫理學、文化、教育、哲學、宗教學、文學、史學和藝術、美學等。他學貫中西囊括古今，其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時代特色。世界上所見不多的宏篇巨著《飲冰室合集》148卷，約1400萬字，是他一生政治論著和研究的結晶，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梁啟超在學術上的建樹突出表現在文學和史學方麵。
文學方麵，主要論著有《屈原研究》、《中國美文及其曆史》、《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辛稼軒先生年譜》等。特別是他撰寫的《論小說與政治之關係》影響尤為深遠。在文章中痛斥封建文學脫離現實政治的傾向，要求小說自覺地為社會服務，此文成為“小說界革命”的綱領性文獻。
史學方麵，他始終自覺地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作為反對封建主義的重要手段。早在戊戌變法期間，他就從“經世致用”的要求出發，提出編著資產階級的“國史”和“民史”，反對封建“君史”的主張。他認為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各種體裁的史書都“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碟譜牒：家譜。”，“不能繼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應該廢掉。他從救亡圖存，實行資產階級改革的需要出發，積極開展對封建舊史的清理和“新史學”理論的創造，在本世紀初寫出了《中國史敘論》（1901年）和《新史學》（1902年）等兩文，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的真正開端。
1928年9月，梁啟超患病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在住院期間，他還在撰寫《辛稼軒先生年譜》，1929年1月19日，這位近代中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病逝於北京，享年56年。
綜觀梁啟超的一生，政治傾向多變，這是與當時快速變化的社會相聯係的，但他一生愛國之心未變，正是這種愛國之心，才使他成為20世紀初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宣傳家，他晚年在學術領域所取得的驚人成就也使我們歎為觀止，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精神．跳躍的思想理性，永遠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
譚嗣同
譚嗣同（1866—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即胸懷大誌。甲午戰爭後，提倡新政，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堅。後入京，任四品銜軍機章京，參加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捕入獄，與林旭、劉光第等人同時被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少懷大誌，能文章，通劍術，為人慷慨任俠。
他5歲就開始苦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從10歲起，即拜篤好經世之學的歐陽中鵠（ｈú）為師，後又在當時名揚幽燕的俠客大刀王五（王正誼）門下學藝。從歐陽中鵠和大刀王五身上，譚嗣同學到了廣博的知識、精湛的武藝。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詢在各地做地方官，他隨父親到過甘肅、新疆和台灣，漫遊了黃河兩岸和大江南北，走了八萬多裏的路程。這不僅使他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也使他親眼看到了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生活情景，從而產生了挽救民族危亡、為祖國的進步事業獻身的念頭。後來，譚嗣同到北京找到梁啟超，兩人成了親密朋友。梁啟超對譚嗣同十分佩服，寫信給康有為說：“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我見過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有抱負的人物，但要數譚嗣同為第一。”不久，譚嗣同寫成了有名的《仁學》這部書，反對封建倫理道德，號召人們衝瘊封建倫常的羅網。
在譚嗣同看來，西方諸國所以富強，是因為他們在開工廠、用機器，在政治上設議會、行選舉，而這些，中國統統沒有，所以中國落後，導致貧弱。因此，他認為中國要強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須學習西方那套新法，奮起直追。
譚嗣同的這種思想，同當時的康有為不謀而合。
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譚嗣同更進一步意識到接受西方先進技術的必要性，因而傾其全力研治西學。此時，他已閱讀大量現有的自然科學譯著，並在數學領域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在家鄉他發起創立了一個算學社。麵對頑固守舊官紳的攻擊壓製，他不屈不撓、無所畏懼。
後來，譚嗣同應邀回湖南，協助巡撫陳寶箴（ｚｈēｎ）舉辦新政。陳主湖南新政，朝氣蓬勃，想以湖南開東南新政之先。同時，湖南省學政徐仁鑄是譚嗣同故交，也在倡導新學。是年七月，黃遵憲署理湖南按察使，黃曾長期任駐美國、英國及日本的外交官，接受過許多新思想，因此也是維新運動的重要骨幹。
與此同時，譚嗣同辦起了宣傳變法的《湘學新報》，這是湖南開辦的第一份報紙。譚嗣同還任南學會會長，不僅主持會務，並且在該會舉辦的集會上，作過多次頗有影響的講演。南學會的宗旨，在於團結南方一切重要維新人士，探討如何使中國富強，如何把發源於湖南的新思潮發揚光大。經過各方麵努力，湖南各界人士擴大了眼界，因而置輪船、興實業、籌辦鐵路，風風火火的做起實事。
從此，譚嗣同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北京的維新派大臣徐致清向光緒皇帝推薦了他。光緒皇帝召見了譚嗣同，讓他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人到軍機處辦事，主持變法。
變法是蓬勃的開展起來了，卻觸怒了掌權的慈禧太後，慈禧決定廢掉光緒皇帝，自己垂簾聽政，光緒皇帝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立即寫了一封密詔給康有為。
上麵寫著：“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了。你們要快些想出妥善的辦法搭救。我現在十分著急，就指望你們了。”
八月初一（公曆9月16日），慈禧的心腹榮祿手下的大將袁世凱到北京來了。在這以前，康有為曾經向皇帝推薦過袁世凱，說他是個了解洋務又主張變法的新派軍人，如果能把他拉過來，變法的力量就增強了。
光緒皇帝也覺得康有為他們不過是書生，無權無勢。變法要成功，非有軍人支持不可，就命令袁世凱進京接受召見。這一天，他召見袁世凱以後，馬上就給了他侍郎的官銜。
榮祿注意到皇帝在拉攏袁世凱，馬上調動起自己的親信部隊進駐北京和天津，切斷了住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凱進京的通道。光緒皇帝在八月初二（公曆9月17日）又寫了一封密詔交給林旭。林旭連忙把三天以前那份密詔也帶著出宮交給了康有為他們。
康有為和譚嗣同等人看了第一份密詔，立刻緊張起來，接著又看第二份，那上麵寫著：“形勢已經大變，康有為等要立即出京。你們要愛惜身體，將來才能為國辦大事，建立功業，也不負我的希望了！”康有為讀完，已經泣不成聲，其他人跟著大哭起來。哭了一會兒，康有為說：“要解救皇上，隻要幹掉榮祿。聽說皇上已召見過袁世凱了，他現在還在北京。”譚嗣同立刻站起來說：“讓我去見他！”
八月初三（公曆9月18日）深夜，譚嗣同單獨到袁世凱在北京的住處去找見了他。兩個人寒暄了幾句之後，就談起了光緒皇帝召見的事。譚嗣同試探著問：“你對皇上的印象怎麼樣？”袁世凱感慨地說：“沒說的，當今皇上是從來沒有過的賢明君主。”譚嗣同不再猶豫了，馬上取出光緒皇帝的密令給袁世凱看，又誠懇地說：“現在皇上大難臨頭，隻有你有能力救他。你既然忠於皇上，就應該竭盡全力搭救。”接著。他抬起手摸了一下脖子，又說：“你如果貪圖富貴，就請到頤和園去向太後告密。把我殺了，你就可以升官發財！”袁世凱站起來，正顏厲色地說：“你把我袁世凱當成什麼人了，我一定會聽從皇上調遣。”
譚嗣同聽了袁世凱信誓旦旦的保證後就回去了，第二天袁世凱便回天津了。他一下火車就去見榮祿，把譚嗣同夜訪的情況一字不漏地告訴了他。榮祿聽得變了臉色，當天就坐專車到北京去頤和園麵見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馬上動手，把光緒皇帝幽禁在瀛台（今中南海裏）接著，他又命令逮捕那些維新派人士和官員。
事變發生的時候，譚嗣同正和梁啟超在自己的住處商談。有人進來報告說：“大事不好了！皇上已經被太後軟禁起來。朝廷已經下令逮捕康先生，現在正派人四處搜查呢！聽說沒有抓住康先生，就把他的弟弟康廣仁抓走了。”譚嗣同聽了，心裏像刀紮似地難受。他知道，變法已經失敗了，可他毫無慌張的表情，從容地對梁啟超說：“以前我是不怕死的，就讓他們來捉拿吧！”梁啟超說：“那怎麼能行呢？還是逃吧。”譚嗣同回答說：“沒有逃命的人，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沒有流血犧牲的人，就不能報答皇上對我們的恩情，你快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