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概論
中國當代文學概述
中國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繼續和發展，它的第一階段開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之初。它繼承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和古典浪漫主義的傳統，吸收了世界進步與革命文學的優秀元素，標誌著中國文學進入了嶄新的曆史時期。
在建國後一段時期，由於漫長的封建文化的禁錮，人民舊有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規範的形成、文化意識的轉變顯得非常緩慢，戰爭在戰後的社會生活中留下的影響要比人們所估計的要長久得多也深遠得多。人們在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著戰爭時代的痕跡：實用理性和狂熱政治激情的奇妙結合，英雄主義情緒的高度發揚，以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對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這種種戰爭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國後幾十年對人們的行為都有一定影響。
當時的大多數作家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戰爭文化心理的積極性，他們熱情謳歌時代精神，讚美社會新風氣，這一時期戰爭文化規範在文學觀念上的表現——諸如自覺強調文學創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覺強調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創作中體現出來。
受到這種戰爭心理的影響，文學觀念由軍事軌道轉入政治領域，一方麵，開展一係列政治批判運動，改造和批判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另一方麵，則要求將文學變成“整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充斥著戰爭心態的詞彙，戰爭文學觀念成為主流。
但與此同時，當代文學史發展中仍有一條“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若隱若現地存在著、支配著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和文學理想的追求。對於中國文學來說，重視文學自身價值這一傳統有力地支持了作家們用各種藝術手法來表達對社會的理性看法，以及對文學真實性的追求。正是因為堅守這一傳統，許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剝奪了寫作權利以後，仍然抱著對文學的熾愛，在秘密狀態下創作出很多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從解放區文學的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熟悉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活狀況，對農民的心理有著深刻的理解，對中國民間文化形態也有著獨到的認識，他們在創作時，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民間隱形結構”的藝術手法，使作品在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同時，反映出來自於生活最真實的呼聲，極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們認識到，以戰爭為主題的文化規範及其文化心理與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為了調整這種不相適應性，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試圖糾正這種文學發展的傾向，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收效甚微。
當代文學史的第二階段以“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為開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學遭受了空前的劫難，除了“樣板戲”和部分詩歌外，文字創作處於停滯狀態，有關“文革”期間的文學狀況，我們將在後麵專門論述。
當代文學史的第三階段是以1978年8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誌的。“文革”結束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方針，在文藝界展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會致祝辭，在闡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明確提出了“不要橫加幹涉”的意見，並且承認文藝創作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緊接著，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義比較寬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中央首次以科學的態度總結了曆史上黨領導文藝工作存在的缺點，並作出了“創作自由”的許諾。從這一係列的文藝政策的調整中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以和平經濟建設為特征的新的文化規範也正在顯露端倪。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新的文化規範的形成不會一帆風順，舊有的文化規範痕跡也不會立刻消失，人們舊有的傳統思維依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一定的影響，譬如，對“文革”後文學發展的整體成就作出消極的估價，對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依然保留“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對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絕的態度等等。這種思維定勢決定了80年代的文學曆史充滿了過渡時期的特點：新的以和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規範誕生以前必然會經曆痛苦的文化蛻變和激烈、充滿矛盾的自我鬥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方麵，每一次新的創作和理論的探索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甚至爭論，每一次爭論都為推動新時期的文學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作家們不斷地探索與創新，整個80年代的文學顯得生機勃勃。
“文革”結束後，受盡磨難的知識分子終於爆發出了現實戰鬥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發表反思“文革”和總結自我教訓的《隨想錄》，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繼往開來地發展和捍衛這一傳統。在“文革”後的80年代文學創作中，老作家孫犁的讀書隨筆、汪曾祺的小說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風格，對當代作家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複活。
這一階段文學隊伍主要是由兩代作家構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是在共和國初期的理想主義氛圍下步入文學創作的領域，卻因為真實地表達了對於社會及人性的感性認識，而在“反右”運動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與打擊。“文革”結束後他們重返文壇，成為80年代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創作裏充滿對現實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對人性的讚美，可以說是“五四”傳統的精神主題在當代的再現。還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中大多數人曾經曆“上山下鄉”，真實體驗了民間生活，受到了民間文化的熏陶，所以當他們開始寫作時，自然而然地從農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題材到稍後的“尋根”文學，反映出文學新創作趨向。
80年代，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借鑒，使得許多作家在實踐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學創作的藝術空間，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藝術表現傳統。尤其在現代詩歌的表現形式方麵，以“文革”時期知識青年的地下詩歌為源頭的“朦朧詩”的創作，與“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詩傳統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美學原則，恢複了個人話語在詩歌領域的作用。這些雖然是表現技巧上的探索，但對90年代的文學創作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代文學的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如果說，80年代是一個在文化上撥亂反正的過渡時代，那麼，90年代才漸漸顯現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點。這種新的特點，對未來的文學發展，以及文學創作的方向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人們的意識形態格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知識分子舊有的一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覺中逐漸形成。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作家放棄了宏大曆史敘事，轉向個人化的敘事立場，特別是由此走向了對於民間文學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
90年代，新文學的傳統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種新的因素成了當代文學的參照。在“五四”以來的文學曆史上，大多數時期都處於一種時代“共名”的狀態，即某種時代主題支配了一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時期的“反帝反封建”和“個性解放”，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等。“共名”是時代主題的體現，是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作家通過自身的理解，對時代關鍵詞進行闡述，但在這種文化狀態下作家的個人獨創性和真實的感受很可能會被掩蓋。
與“共名”對立的概念是“無名”，所謂“無名”不是說沒有時代主題，而是指一個時代並存著多種主題，文學創作反映了時代的一部分主題，如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學、海派都市文學、大眾消費文學，以及東北流亡文學等多種不同專題，這些風格迥異的文學思潮之間互相衝突，充滿了激烈鬥爭。
90年代的文學具有鮮明的“無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學思潮線性發展的文學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現了無主潮、無定向、無共鳴的現象，不同風格、不同類型文學走向同時並存，表達出多元的價值取向。
這一時期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戰鬥精神以及民間文化結構，文學走向呈現多樣性。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鼓勵來肯定其藝術創作的社會、文化價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認可、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過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標的；純文學的創作則是以文化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讀者群的歡迎為標誌。
90年代有許多作家對於社會以及社會曆史的認識非常相近，但他們卻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來抒寫並寄托他們所體驗到的時代精神麵貌，作家的敘事立場也發生了變化，以共同社會理想轉向個人敘事。與此同時，文學創作的風格更加多樣化、自由化，使一批麵對自我的作家在開拓個人心理空間方麵的寫作實驗得以實現。個人立場的文學敘事促使文學創作從宏大敘事模式中擺脫出來，轉向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個人敘事方式，一批被稱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應運而生。
90年代的作家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寫作：有的繼續堅持傳統的精英立場，有的轉向認同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大眾消費文化，有的則著眼於思考如何從民間的立場上重新發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有的則專注於極端化的個人世界，勾畫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這種“無名”狀態使發展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擺脫了時代“共名”的製約，在社會文化空間中發出了獨立存在的聲音。
作家們在相對自由輕鬆的環境裏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創作風格，寫出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品，諸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張承誌的《心靈史》、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張煒的《九月寓言》、餘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都堪稱是中國20世紀最後10年文學界的重要收獲，這些作品為本世紀的文學舞台拉上了一道莊嚴神聖的落幕。建國初期的中國文學概述
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第一頁。這次大會確定了我國文藝運動的方針和任務，促進了文藝隊伍的團結和統一。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文藝界就在醞釀和討論著革命文藝的新使命這個問題了。1949年3月22日，華北文化藝術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茶會，招待文藝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成立新的全國性文學藝術界組織的會議，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讚同。
7月2日，第一次文代大會正式召開，會議代表824人，郭沫若為大會總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這次大會得到了黨中央的關懷和支持。在開幕式上，朱德總司令代表中共中央祝賀大會的召開，並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寶貴的意見。朱德說，“我們的國家，在經曆重重困難以後，將要達到一個光明的興旺的時代。我們相信我們的文學藝術，在經曆困難時期並且克服自己的缺點以後，一定也要達到一個光明的興旺的時代。人民是要興旺起來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學藝術也一定是要興旺起來的。”這就是黨在新時代到來之時對文藝大軍的期望。
在大會進行期間，毛澤東主席也親臨會場，向代表們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無論是朱德總司令的講話，還是毛澤東主席的講話，都包含著一個中心思想，即新中國的文學藝術家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藝事業得以繁榮的首要前提。
第一次文代大會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議題來討論文學藝術工作的。會議聽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政治報告、郭沫若題為《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報告以及茅盾、周揚分別總結國統區和解放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報告，著重強調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藝隊伍的團結和發展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問題，一個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經過充分討論，大會作出決議：“一致認為他們所指出的在毛澤東主席的文藝方針之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今後努力的方向和任務，是完全正確的。”
此外，還在“大會宣言”中指出：“文藝工作者和勞動人民結合的結果，使中國的文學藝術的麵貌煥然一新”，“今後我們要繼續貫徹這個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
最後，大會產生了全國文藝界的組織——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全國委員會，以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會後，緊接著又成立了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個協會，如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等。
第一次文代大會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良好開端，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
首先，這次大會根據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體係，確定了文學藝術的總方針，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指出，文藝工作者應該大力歌頌在革命戰爭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工人、農民、解放軍。郭沫若在開幕詞中明確主張，“創造為人民服務的文藝”。他從分析“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性質及其曆史經驗入手，說明了文藝必須和人民大眾相結合，這是文藝得以興旺的必由之路。
其次，這次文代會促進了我國各路文藝隊伍的大會師、大團結，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健全文藝界的民主作風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這是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重要保證。郭沫若的總報告也著重強調了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性。他說：“現在，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震動了一切過去沒有卷入革命的人們。這就使文藝統一戰線也可能取得比過去更廣泛的基礎。”他特別指出了統一戰線內部團結和批評的關係：“文藝上和政治上一樣，統一戰線裏麵有著不同的階級，就自然有著不同的藝術觀點。這些不同的觀點不可能一下子就歸於一致。因此，我們容忍這些不同觀點的存在，但是我們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團結之外，還希望在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上團結。希望經過文藝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經過文學藝術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夠完全達到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共同目標。……隻有團結，沒有批評，統一戰線是不能鞏固的。文藝界應該有一種健全的民主作風。”後來的實踐證明，為全體代表所一致擁護的這些基本精神，對以後文藝運動的開展，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沒有這種“健全的民主作風”，我們的文藝事業就要受到損害。
第一次文代會是“當代文學”的起點。它在思想鬥爭與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有原則地吸收了“五四”革命文藝傳統的戰鬥力量，它在對40年代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文藝運動和創作的總結和檢討的基礎上，把延安文學所代表的文學方向，指定為當代文學的方向，並對這一性質的文學的創作、理論批評、文藝運動的方針政策和展開方式，製訂規範性的綱要和具體的細則。它預示著中國文學進入了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