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法國現代文學大家
塞維尼夫人
塞維尼夫人，1626年出生於巴黎貴族家庭。童年失去父母，由外祖父母和舅父撫養成人。1644年她和塞維尼侯爵結婚。1652年侯爵在決鬥中喪命，她年輕寡居，帶著女兒和兒子過著孤獨的生活，她尤其鍾愛女兒弗朗索瓦茲。1669年女兒和格裏尼昂伯爵結婚，婚後跟隨擔任省長職務的丈夫去法國南方普羅旺斯地方。塞維尼夫人以寫信方式寄托思念之苦，二十年如一日。這些書信都收在她以後出版的《書簡集》中。
塞維尼夫人曾出入於著名的昂布耶夫人的文學沙龍，結識文學界知名人士。她的唯一的作品《書簡集》於1726年開始出版，1819年出齊。這些書信絕大部分是寫給她女兒的，小部分是寫給她兒子和其他親友的。塞維尼夫人給女兒的書信，詳細敘述巴黎人情風物，描繪宮廷與貴族之家的豪華生活以及異聞軼事、田園風光，也評述巴黎文壇動態。塞維尼夫人的文筆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曾受到許多作家的讚賞。
塞維尼夫人於1696年病逝於格裏尼昂。博馬舍
博馬舍，1732年生於巴黎一鍾表匠家庭，自幼學習製造鍾表的手藝，20歲時發明一種新式零件，獲得法國科學院的認可，被接受為王家鍾表師，進入宮廷服務。他靠自己的音樂才能，充當公主們的豎琴教師，同時和大金融家巴利士·杜威奈合夥經商致富，成為上流社會和金融界中的活躍人物。
博馬舍受啟蒙運動的影響，自稱是伏爾泰、狄德羅的學生。1767年，他寫出第1部劇本《歐也妮》，揭露貴族階級的荒淫無恥。1770年，劇本《兩個朋友》在巴黎公演，沒有引起公眾注意。
1773年，博馬舍與杜威奈的繼承人涉訟敗訴，幾乎破產，並被法官哥士曼控告有賄賂行為。他相繼發表4部《備忘錄》，揭穿法庭的黑幕。這些具有諷刺與幽默風格的《備忘錄》，在巴黎以至外省引起廣泛反響。巴黎法院迫於輿論的壓力，撤銷了哥士曼的職務，同時下令銷毀《備忘錄》。
1775年，博馬舍的5幕喜劇《塞維勒的理發師》衝破官方阻撓，在巴黎公演，首場演出失敗。後來劇本經過修改，獲得空前成功。這出戲塑造了一個不朽的人物形象，即機智、幹練的理發師費加羅，他幫助少女羅絲娜擺脫愚頑的監護人霸爾多洛，成全她與阿勒瑪維華伯爵的戀愛。劇本宣揚了啟蒙思想，表現了打擊封建頑固勢力的傾向。
1778年，博馬舍又一部5幕喜劇《費加羅的婚姻》上演，獲得更大的成功。在這部劇本中，《塞維勒的理發師》中的伯爵企圖秘密恢複初夜權，並且破壞費加羅的婚姻。小人物費加羅對伯爵的最終勝利，反映了法國大革命前夕人民群眾的樂觀情緒。《費加羅的婚姻》一劇於1781年交給劇院，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家戲劇檢查官對劇本的反封建傾向不滿，禁止公演。博馬舍再次訴諸輿論，終於衝破禁令，於1784年4月27日在法蘭西喜劇院首次公演，這是法國戲劇史上的一件大事。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博馬舍戲劇創作達到高峰，社會活動也很活躍。他曾多次把大批武器裝備秘密運往美國，支援美國獨立戰爭。為保障劇作家的合法權益，他發起成立的法國劇作家協會，一直存在至今。他無視政府禁令，出版了法國第一部《伏爾泰全集》。
1787年，博馬舍的歌劇《達拉爾》上演。作者繼續宣傳啟蒙思想，同時也表達了對開明君主的幻想。他擁護1789年的資產階級大革命，但他希望通過非暴力途徑建立君主立憲製國家。1792年共和國成立後，他的政治立場開始向右轉。這一年寫出的《有罪的母親》，完全失去了革命前的民主傾向，在藝術上也很不成功，遠不如3部曲的前2部，即《塞維勒的理發師》和《費加羅的婚姻》。
博馬舍的戲劇代表了啟蒙運動思想，藝術形式也達到了較高的成就。它們繼承了古典主義戲劇結構嚴謹、情節集中的優點，還吸取了民間創作的多樣化和現實主義因素，對於古典主義戲劇向近代戲劇的過渡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費加羅的婚姻》曾在20以紀60年代的中國舞台演出，博得觀眾的好評。大仲馬
大仲馬，1802年生於巴黎附近的縣城維萊科特雷。父親是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軍隊的一員將領，後因對拿破侖遠征埃及的侵略行徑不滿，遭到拿破侖的排擠和冷遇。大仲馬繼承了父親的資產階級革命傳統，曾參加1830年7月革命推翻複辟王朝的戰鬥；第二帝國時期是拿破侖第三政府的反對派，流亡在布魯塞爾，晚年去意大利協助民族英雄加裏波第的戰鬥。
大仲馬在10歲前上過幾年小學。他的學識和文學才能主要靠自學而來。1823年到巴黎後，在奧爾良公爵府供職，業餘刻苦寫作。在莎士比亞戲劇的影響下，他寫出浪漫主義曆史劇《昂利第三及其宮廷》，於1829年2月11日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獲得成功。這出戲以16世紀的宗教戰爭為背景，以天主教聯朗的領袖吉茲公爵的夫人與國王昂利第三的寵臣聖梅格蘭的愛情故事為主要線索，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陰謀傾軋，借以影射複辟王朝的政治。從此，大仲馬加入以雨果為首的浪漫派的行列。1830年3月成功地上演曆史劇《克裏斯蒂娜》。1831年5月又以《安東尼》一劇震動巴黎。這部劇本寫一個叫安東尼的私生子同一位男爵夫人的愛情糾葛，反映了當時一部分青年的生活和精神麵貌。
30年代中期，大仲馬仿效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開始創作曆史小說。他的許多作品與別人合寫。最初幾部小說不很出色，1844年問世的《三個火槍手》獲得成功。小說寫1624年紅衣主教黎塞留出任首相到1628年黎塞留攻打並占領胡格諾教派的主要根據地拉羅謝爾城期間的事。黎塞留為打擊國王昂利十三，一心要抓住王後與英國首相白金漢公爵發生暖昧關係的把柄；作品主人公達塔尼昂和他的好友三個火槍手，為解救王後，衝破黎塞留設下的重重羅網，去倫敦取回王後送給白金漢公爵的首飾。小說生動曲折，引人入勝。
《基度山伯爵》（1844～1845）的發表，使大仲馬取得更高的聲譽。作品主人公水手鄧蒂斯因為替密謀推翻複辟政權的拿破侖黨人傳送信件，遭到3個效忠複辟政權的無賴之徒的陷害，被打入死牢。他僥幸越獄之後，憑借一位獄友贈送的大量財寶，化名基度山伯爵，報答了在他被捕後照顧他老父的好人，懲罰了已經變成7月王朝統治集團要員的3個惡人。這部小說是大仲馬作品中最富於正義感、政治傾向最鮮明的佳作。
此後10餘年間，大仲馬以極高的速度寫小說，他自己說寫了400部小說，一般統計卻隻有200餘部。比較著名的《三個火槍手》的續篇《二十年後》（1845）和《布拉日羅納子爵》（1848～1850）、《瑪爾戈王後》（1845）、《約瑟夫·巴爾薩莫》（1846）及其續篇《王後的項鏈》（1849）、《昂日·皮圖》（1851）、《沙爾尼伯爵夫人》（1852）等。
大仲馬說：“什麼是曆史？曆史就是釘子，用來掛我的小說。”他的小說真實感人，主人公富有冒險精神。他的貢獻在於以他自己獨特的方式描寫了幾百年的法國社會風貌。
大仲馬的小說《三個火槍手》、《基度山伯爵》等名著早在20世紀初就譯成中文，廣為流傳。梅裏美
梅裏美，生於1803年9月28日。父為畫家，但父親要他讀法學。在大學中他對文學發生了興趣。1822年斯丹達爾對他的藝術觀點有很大影響。大學畢業後他取得律師職稱。1825年托名發表《克拉拉·加蘇爾戲劇集》，獲得成功。這部戲劇集後來共收入10部短劇，內容多半是對教會和貴族的抨擊；其中以小喜劇《聖體馬車》最為出色，它寫西班牙駐秘魯的總督把馬車讓與情婦使用而受到愚弄的故事，諷刺貴族人物的專橫、愚蠢、虛偽和墮落。
1827年梅裏美再次隱名發表詩歌集《居士拉》，形式模仿南斯拉夫民歌，頗受歡迎，普希金曾經把其中幾首譯成俄文。1828年發表曆史劇《雅克團》，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繪了14世紀法國一次農民起義，以農民的悲慘生活和貴族的暴戾殘忍，批判複辟王朝。1829年發表曆史小說《查理九世朝遺事》，描寫16世紀宗教戰爭期間發生的大規模屠殺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纓事件，鞭撻了反動貴族的殘暴和封建社會的黑暗。這部長篇小說文筆簡潔明快，是梅裏美在複辟時期的代表作。
1829~1830年，梅裏美發表了幾部短篇，開始顯露他寫作短篇小說的傑出才能。《塔曼果》（1829）敘述販賣黑奴的船上奴隸們起來反抗，和販奴的白人同歸於盡。《馬特奧·法爾哥內》（1829）描述科西嘉島的一個獵人殺死了貪小利而出賣朋友的獨生子，塑造了一個嫉惡如仇的人物形象。《攻克堡壘》（1829）描寫了一個戰爭場麵。這幾部短篇結構嚴謹，敘事緊湊，具有現實主義風格，同時又富有地方色彩和浪漫情調。19世紀30~40年代初他到過西班牙、英國、意大利、希臘、土耳其等國。這時期的短篇小說中，《煉獄的靈魂》（1834）是根據堂磺的傳說寫成，《伊爾的美神》（1837）雖有神秘主義色彩，但寫得富有藝術魅力。
與此同時，梅裏美的中篇小說，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雙重誤會》（1833）描寫一個貴婦婚後的失意。《高龍巴》（1840）是梅裏美的優秀作品之一，描述複辟時期科西嘉島一個家族複仇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個性格倔強、不畏強暴、剛中有柔、富有心計的女性形象。
中篇小說《嘉爾曼》（1845）是梅裏美膾炙人口的傑作，吉卜賽女郎嘉爾曼酷愛自由，在愛情中也獨立不羈，寧死不肯受男子的約束，表現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這個形象揉合了靈敏、機巧、潑辣、大膽等特點，富有浪漫情調。梅裏美的藝術風格在《嘉爾曼》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1843年梅裏美進入碑文和美術科學院，次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40年代末，他曾翻譯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作品。1853年6月他成為參議員。
梅裏美於1870年9月23日去世。喬治·桑
喬治·桑，1804年7月1日生於巴黎。父親是第一帝國時期的軍官。她4歲喪父，由祖母撫養，在諾昂的農村長大。她13歲時進入巴黎一修道院，1820年回到諾昂，發憤讀書，特別喜愛盧梭的作品。18歲時她與杜德望少尉結婚，她厭惡玩樂的鄉紳。1831年，她帶著一子一女，離開丈夫，來到巴黎。
1832年，喬治·桑發表她的第1部小說《安蒂亞娜》。小說的女主人公安蒂亞娜渴望獲得真正的愛情，不願屈從於專製的丈夫——一個軍官的淫威，最後同男友到印度隱居。小說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問題，作者因而成名。
1837年，喬治·桑發表小說《莫普拉》，它表明她對現實的觀察深入了一步。小說描寫一個封建家族的兩個後代莫普拉和艾德梅的愛情故事。
喬治·桑的婦女問題小說都以愛情和婚姻自主作為婦女解放的前提。自從她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皮埃爾·勒魯等認識後，受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小說創作產生了變化。
從《木工小史》（1840）開始，喬治·桑創作了一係列“社會問題”小說。《木工小史》原名《周遊法國的木工行會會友》，作者塑造了一個新的工人形象。《木工小史》是直接描寫工人的一部較早的小說。
《康素埃洛》（1842～1843）是喬治·桑的主要作品之一。小說描寫一個富有才華的女歌唱家康素埃洛的坎坷經曆。她先是被未婚夫欺騙，後來又和阿爾貝伯爵發生愛情，但她不願做伯爵夫人，悄然離開，伯爵最終找到她與她結婚。小說所描寫的主人公充滿了民主主義思想。
《安古堡的磨工》（1845）也是喬治·桑的重要作品。小說主要描寫庭工路易和暴發戶的女兒蘿絲相愛，不能結合，後由一個貴婦從中幫助，成全了這對有情人。
喬治·桑一向生活在農村，對農民命運十分關切。1846年她發表《魔沼》，開始了“田園小說”的創作。這部中篇小說描寫貧窮的農村姑娘瑪麗同農民瑞爾曼相愛和結婚的故事。《棄兒弗朗索瓦》（1848）敘述一個棄兒出身的磨工弗朗索瓦和磨房女主人的戀愛經過。《小法岱特》（1849）寫一個聰慧的農村小姑娘法岱特追求同村男孩的故事，她以純樸真誠的心贏得了他的信賴。
1848年革命的到來，一度使喬治·桑十分振奮，她寫了《致人民的信》，參加巴黎的5月遊行。第二帝國時期，她同宮廷來往密切。色當的慘敗使她感到恥辱。她對巴黎公社很不理解，但也反對殘酷鎮壓公社社員。
喬治·桑屬於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歐洲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描繪細膩，文字清麗流暢，風格委婉親切，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喬治·桑於1876年6月8日逝世。福樓拜
福樓拜，生於1821年12月17日。他的父親是魯昂市立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他的幼年是在醫院裏度過。青年時他在巴黎學法律，23歲時因病中斷學習。父親在1844年去世，留下田產，平分給他和他的哥哥。福樓拜之所以能有相當安定的寫作生涯，顯然是依靠他的地主收入。父親死後，他陪他的寡母住在魯昂遠郊克魯瓦塞，一直住到母親去世和本人去世。福樓拜終生過著獨身生活，曾教養過晚輩作家莫泊桑。
福樓拜一生經曆了複辟王朝、二月革命、第二帝國、普法之戰、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國，於1880年5月8日去世。福樓拜於1857年發表第一部小說《包法利夫人》時，已經35歲。他用了將近5年的時間推敲每一個字句。他朗誦他的文章，要求抑揚頓挫。他認為聲調不諧和，“就會壓抑胸口，妨礙心跳，因而落在生命的條件以外”（福樓拜為布耶的《遺詩》所寫的序）。他認為每一個字都有一定的內容，“在所有的表現、形體、樣式中間，隻有一個表現、一個樣式和一個形體表現我的意思”（莫泊桑的《福樓拜》）。他認為寫作的才分隻在於如何選擇用詞。他重視細心觀察，隨時收集資料。他不許自己對事物下結論：“生命是永久的，曆史也是永久的，人類總是不斷進步，沒有一個偉大的天才下過結論，沒有一本偉大的書下過結論，一切從沒有一個結束。”（1857年5月18日致尚特比女士書）他反對給小說寫序。
福樓拜不喜歡照相，因為照像的真實不是他所謂的藝術。藝術的性質和目的應當是“幻象”。幻象才是真正的真實。藝術家追求的典型意義應當在這裏尋找。把自己看成中心，就是不虛心觀察一切的表現。觀察應當先從藝術家自身開始，他時刻分析自己，藝術家的性情就是他的存在的依據。真正的認識是不亂發議論。“當我是巴爾紮克和狄更斯同代人的時候，就不許可這樣錯誤地描繪社會。”（1862年7月致皆乃特夫人書）他惋惜雨果把才氣用在人道主義上。
他認為藝術是展覽，不是教誨，好和歹全要描述，這樣的描述不僅是科學的，而且是公正的：“公正組成一切道德。”“慈悲、人道主義、情感、理想已經騙夠了我們。”（1871年10月致喬治·桑書）正確的表現本身就有一種力量，他不在小說中露麵，無我是一種美德，傑作的訣竅就在於作者的性情與主旨的一致。他的小說藝術見解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他憎恨資產階級；他喜愛人生的五顏六色；他認為世界在動亂中產生，然而他不了解工人運動。
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在1857年一出世，帝國法庭就向他提出訴訟，認為他誹謗宗教，敗壞道德。官方的控告沒有得逞，《包法利夫人》卻受到評論家與讀者的普遍的讚美。現實主義終於取得了勝利，福樓拜頓時成了文學巨人。作品詳盡的心理分析，它的美不勝收的世態描繪，它的“外省風俗”（它的小標題）和人物的介紹，給作者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作者譴責了資產階級在外省的一切作為，而自己又不出麵嘲罵，隻用筆墨寫出無知的教堂，醜惡的高利貸商人，還有那些無恥的地主。但是最成功的還是包法利夫人的形象的塑造：一個農村少女，在修道院受過和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稱的貴族教育（這是複辟時期）與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嫁給一個無能的農村醫生做續弦。她的環境迫使她成為淫婦，在高利貸壓榨與人情世故的冷落下，她終於自盡。小說的細節讓人感到巴爾紮克複活了，作者的反複修改顯然增加了它的藝術感染力。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把這部小說譯成英文。
又經過5年的沉默，福樓拜發表了他的曆史小說《薩朗寶》。批評家想不到這裏是他們陌生的2000年前迦太基的內戰曆史，而且他仍然以現實主義者的手法，複活這場“最醜惡的，神人不道的戰爭……”（波利比奧斯的《通史》）。這是一場富商政權與它的雇傭軍之間的殘酷內戰。福樓拜在這部曆史小說上所下的功力，和他在當代生活小說上同樣有聲有色，恍如身臨其境。他刻畫元帥哈米加的忍耐與雇傭軍司笛潘的狡詐，栩栩如生，全都統一在殘忍之中。
這部小說並未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福樓拜把他的科學態度用在一個和近代人不相幹的遠古戰爭的題材上。不久他改變題材，又用了5年時間，寫出了和1848年二月革命相關的《情感教育》，發表的時間接近1870年，拿破侖三世就要向普魯土宣戰，人們沒有關心這部小說。福樓拜一直為這部現代小說鬱鬱寡歡，也一直在尋找它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是“透視的虛偽”，缺乏一個金字塔式的尖頂，他的心情是：“人家不懂這本書，我真不明白。”（1874年7月，致屠格涅夫書）這部小說的小標題是“一個年輕人的故事”。
這個年輕人毛諾·福賴化芮克，他的性格象一張琴，人人可以彈出自己愛聽的樂曲，然而和他本人無關。糟糕的是，他像一塊軟麵，隨人揉搓，還以為自己原來就是如此這般。讀者對他不感興趣。然而《情感教育》是一部巨著，一直寫到第二帝國宣告成立為止。這一天正是街頭屠殺的一天，書裏唯一的正直人、一個小夥計、私生子杜薩笛耶卻讓叛變的工賊、帝國警官給開槍打死了。死前，他高聲喊著：“共和國萬歲！”我們的年輕人目睹了這場殘酷的屠殺。
10年之後，讚譽這部小說之聲開始響起，評論家邦維爾認為這是“沒有小說化的小說”（邦維爾：《評論集》）。這部小說終於得到讀者的認可。但作者在這裏沒有寫到一個真正的工人，他更回避了6月血腥鎮壓。不過他讓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怯懦與醜惡。
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沒有對福樓拜的創作產生影響，就在這一年，他第3次修改了《聖·安東的誘惑》。經過屠格涅夫和朋友們的催促，他決定在1872年發表。《三故事》是他最後成功的作品，每篇都代表一種格調，二種格調又建立在三種不同的題材上。
第一篇故事是《聖·玉連外傳》是一個中世紀民間傳說，有些類似古希臘的奧狄浦斯殺父娶母的故事樣式。中世紀有兩個特征，一是宗教蒙昧，一是崇拜武力；一方麵民族動亂，一方麵基督教全盛。福樓拜把玉連一生分為武士和教士前後兩期。他先是殺人不眨眼，最後卻殺死了自己的親生父母，成了終日受良心譴責的人。福樓拜用科學和藝術手法描繪了這個故事。
第2篇故事《一顆簡單的心》卻深深地感動著讀者。高爾基曾經問自己道：“我完全被這篇小說迷住了，如像聾了和瞎了一樣，……很難明白，為什麼一些我所熟悉的簡單的話，被別人放到描寫一個廚娘的毫無趣味的一生的小說以後，就這樣使我激動呢？”幼年的高爾基以為“這裏一定隱藏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術”（《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收在《論文學》一書中，1977年版）。這裏沒有什麼“魔術”，而是他的樸素精到藝術：把一個可憐的女人的一生描寫出來，語言平實，引人入勝。福樓拜總是同情那些“無知的下等人”，在《包法利夫人》的農業展覽會中老婦人勒魯領獎，和《情感教育》裏私生子、共和主義者巷戰殉難，就可看出來了。
第3篇故事《希羅底》（見於《新約》的《福音書》與《羅馬人書》）和前麵相反，寫的是一天的事。這是一個忙亂、緊張的日子，他圍繞約翰被殺的中心故事聚集所有可能聚集的事。泰納寫信給作者，稱讚他說：“如今曆史和小說不能分開，是的，不過小說要像你的寫法那樣寫。”福樓拜在這裏讓藝術和科學依然密切結合，又使藝術成為藝術。
《布法與白居謝》是福樓拜最後的作品，他在去世之前，隻差一章。他在這本書裏，嘲笑資產階級研究科學而無方法。他寫了兩個謄寫生，有了錢，不謄寫了，搞科學研究，最後什麼也搞不成，仍然回去謄寫。活躍在他想象中的不是事實，而是抽象的概念。他否定資產階級活動的意義。這本書換一個題目，可以稱為《理智教育》。
福樓拜尊重事實，他的隱居生活使他細細研究自己的作品，使其提高到一定地位。他曾說：“一切道德都是由公正組成的。”但福樓拜認為還有另一種置身於局外的公正。他以科學精神進入他所觀察的資本主義社會。龔古爾兄弟
埃德蒙·德·龔古爾，出生於1822年，茹爾·德龔古爾，於1830年出生，他們出生於貴族家庭。埃德蒙於中學畢業後進入財政部工作，由於熱愛文藝，不久即離職。從1850年起，兩人協力從事文學創作，最初幾年寫了一些不成功的劇本和小說，如輕歌舞劇《無題》和幽默小說《在一八XX年》等。1854年起，他們潛心研究18世紀的法國曆史和藝術史，發表了《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社會史》（1854）、《督政府時期的法國社會史》（1855）、《十八世紀的藝術》（1859）等，整理並提供了一些很少為人所知的文獻資料。
1860年以後，龔古爾兄弟主要致力於小說創作，重要作品大多產生於60年代。《夏爾·德馬依》（1860）和《瑪耐特·薩洛勒》（1867）旨在說明文人獨身的必要，但其真正價值卻在於對當時巴黎文學藝術界的人物和風尚作了生動的描繪。社會意義比較突出的是《勒內·女普蘭》（1864），通過姐弟倆的性格差異，直接批露了資產階級道德的低下。《翟米尼·拉賽特》（1865）是他們的得意之作，寫一侍女在惡劣的社會風氣毒害下墮落的過程。
茹爾於1870年病逝，埃德蒙因而擱筆多年，後才恢複小說創作。他的重要作品有《少女艾爾莎》（1877）和《親愛的》（1884），前者寫一改邪歸正的少女因被迫殺人而被判死刑的故事；後者寫一貴族婦人的生活。龔古爾兄弟認為小說應以現實生活為主，所以他們在動筆之前都要仔細研究。他們是文獻小說的創始人。但是他們和自然主義小說家有明顯的區別，他們創作中著力於用細膩的文筆表達感情，要求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是他們所謂的“藝術文筆”。
龔古爾兄弟分別於1865年，1875年發表了劇本《利埃特·馬雷沙爾》和《祖國在危難中》，他們還將自己的一些小說改成戲劇。他們的《日記》於20世紀50年代出齊，共22卷，是研究法蘭西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時代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文藝界情況的寶貴史料。凡爾納
凡爾納1828年生於南特市一個法官家庭。19歲到巴黎學習法律。畢業後不願當法官，為劇院創作劇本。凡爾納的作品有66部小說和若幹劇本，以及一部6卷本《偉大的旅行家和偉大的旅行史》。他的主要成就總名為《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遊》，這是一套科學幻想和冒險小說，所寫範圍從地球到宇宙空間，從地質、地理到航海、航天，包羅萬象。
著名的3部曲《格蘭特船長的兒女》（1868）、《海底兩萬裏》（1870）和《神秘島》（1875）是凡爾納代表作。《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寫格蘭特船長的兒女跟隨“鄧肯號”船主戰勝萬難，在一荒島尋找父親的故事；《海底兩萬裏》描寫一艘構造奇特的潛水船船長尼摩，邀請生物學家阿龍納斯作海底旅行；《神秘島》寫探險者在荒島上以集體智慧和勞動建立起幸福生活。
《八十天環遊地球》（1873）是凡爾納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其他重要作品還有《氣球上的五星期》（1863）、《地心遊記》（1864）、《從地球到月球》（1865）、《環遊月球》（1870）、《十五歲的船長》（1878）、《蓓根的五億法郎》（1879）、《機器島》（1895）等。凡爾納的作品以不同形式反映了曆史事件，顯示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奴隸製的進步傾向。他運用科學知識大膽地設想，這些大膽的科學設想，經實踐證明，比較正確。
凡爾納的小說，語言流暢、故事深刻動人。魯迅很早就把《從地球到月球》介紹到中國，譯名為《月界旅行》。他的很多重要小說都有中文譯本。泰納
泰納，1828年生於阿登省。他自幼聰穎好學，最初專攻哲學，後改向文學評論方麵發展。1853年他通過博士論文《論拉封丹的寓言詩》，1860年作為專著出版，改名《拉封丹及其寓言》。他的文學評論的基本原則，係統地表述在他的多卷本《英國文學史》（1863~1869）的《導論》中。他認為文學作品的產生受下列3個條件的製約：種族、環境與時代。泰納不但運用上述理論來研究文學史，而且也把這些原則應用在藝術史、哲學史等方麵。
泰納曾陸續發表了研究希臘、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藝術的著作。這些著作後編為《藝術哲學》出版。
泰納在1870年發表的《論智慧》，是他長期研究哲學的成果。在這部著作中，他致力於闡明人的智力活動是生理活動的結果。
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拿破侖第三全軍覆沒，普魯士軍隊入侵法國，法國人民遭受慘重的災難。為了探索法國之所以“衰落”的原因，泰納寫了一部多卷本的《當代法國的起源》。在這部史學著作中，泰納把法國遭受浩劫的原因歸結為政治上不斷的動蕩不寧。他的意思主要是指人民的革命運動。他的史學觀點後來被20世紀初期的保守派作家保爾·布爾熱和莫裏斯·巴雷斯等人所利用。
泰納的其他文史論文編為《曆史與批評文集》（1858）和《曆史與批評新集》（1865）出版。
泰納是企圖用“科學”觀點建立係統的理論基礎的第一人。但是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不是單純地由於他的理論體係，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於他的文筆。他的評論文章條理分明，深入淺出引起強烈反響。左拉
左拉，1840年4月12日生於巴黎。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希臘人。7歲時，父親病故，他和母親在外祖父的接濟下生活。他在中學求學時已顯露文學才華，試寫了一部曆史小說、一些詩歌和一出喜劇。1857年，他隨外祖父和母親遷居巴黎，靠助學金讀完中學。1862年進阿謝特書局當打包工人，不久以詩作出眾被擢升為廣告部主任。這期間他陸續在報刊上發表作品。
最初幾年，左拉先後發表了中短篇小說集《給妮依的故事》（1864）和長篇小說《克洛德的懺悔》（1865）、《一個女人的遺誌》（1866）、《馬賽的神秘》（1867）。那時左拉對社會題材產生濃厚的興趣。《克洛德的懺悔》描寫一個女子的墮落和悔悟，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已見端倪。警方認為此書“有傷風化”而進行調查，又發現左拉為第二帝國的反對派報紙撰稿，並與共和派進步人士交往甚密，迫使左拉於1865年辭去書局的職務。
左拉最崇拜《人間喜劇》的作者、現實主義大師巴爾紮克，但他並不滿足於模仿前人。他立誌自己要在文學上創作自己的風格。60年代，在法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形勢下，文藝理論家泰納在《藝術哲學》等著作中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文藝問題，指出種族、時代和環境對作家及其作品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生理學家貝爾納在《實驗醫學研究導論》中力倡在生物學和醫學研究上應用科學實驗方法，做出了重要貢獻；小說家龔古爾兄弟連續發表了幾部以對人物進行病理分析為特色的小說。在他們的影響下，左拉提出他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
左拉的自然主義理論認為，既然可以用實驗方法認識物質世界，也可以認識“情感和精神的生活”；他主張小說家應以事實為依據，成為“人和人的情欲的審問官”；他重視搜集資料，做一個“科學家”，而不對所寫事物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學的評價；他尤其強調生物學的決定論，認為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會行為。
左拉根據他的自然主義文學主張，寫了《黛萊絲·拉甘》（1867）和《瑪德萊納·菲拉》（1868）兩部長篇小說。前者被作者稱作“對生理學一種病況的有趣研究”，後者則是研究隔代遺傳對人的影響。這兩部小說並未引起讀者的興趣。
左拉從1868年開始，準備寫一部《人間喜劇》式的連續性的大型作品——《魯貢瑪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會史》。他先攻讀生理學，研究了大量的病例和史料，還繪製出一幅魯貢瑪卡家族世係分支圖表。按左拉的預想，這部巨著將是“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它將首先“研究一個家族中的血統和環境問題”，其次是“用事實和感覺描寫出這個時代的社會麵貌，並且在各種風俗和事件的細微末節中刻畫出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