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範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谘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王上之言，誠吻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醜，右禦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醜，太祖禦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罷，因召君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禦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道，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塚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製，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讚朕為治。”
四月丙辰，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惡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禦史台臣、刑部勘問，皆不實。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禦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雲寬則得眾，不雲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製，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任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禦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