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光，在小鬆看來，一點都不苦，反而覺得特別樂嗬。他說，成都的艱苦歲月，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吃不飽肚子時不要想什麼音樂、理想與享受，吃飽了再說吧。
曾經有一個麗江的鼓手“教導”他：不要想其他的，要有理想。小鬆說，經過成都的交房租、吃肉皮的生活後，生存問題不解決，什麼理想都是狗屁。
成都的賣唱盡管格外艱苦，但小鬆並沒有打退堂鼓，也沒有對自己熱愛的音樂灰心絕望，他還寫了一些歌。在成都燒烤場熬過世界杯後，一個房地產商要做企業文化，小鬆為他們寫了4首歌，賣了7500元，附加條件是樂隊要跟著地產公司去唱歌搞促銷。因為這個公司打的是國際化的牌子，於是找了一幫老外上台假唱，小鬆的樂隊則躲在幕後真唱。當時一首歌一般可以賣到1萬元，但迫於生計，他們也隻好接下這個單了，包括唱歌還要躲在幕後，都變得無所謂了。
在成都，吃飯還是可以解決的，最難的事情就是找場子，畢竟那是賺錢的地方。周三和胖子都背著吉他，小鬆背著三個鼓，坐不起公交車，隻好徒步，省下來一塊錢可以買水。當時成都天氣濕熱，衣服洗了一天也幹不了，他們身上都長了紅點點。
這期間，小鬆創作了他的《幸福著》，但創作的背景其實並不幸福。
當時，他們住所隔壁是一個高檔小區，裏麵住著一個20歲出頭的漂亮女孩，每天開著紅色保時捷出行。當她穿著吊帶裙在陽台曬衣服時，小鬆他們就在樓層更高的天台上看著她，哼著哼著就哼出了《幸福著》這首歌。
小鬆說，每天看著隔壁的保時捷女孩，想著天是一樣的天，世界卻是兩個世界，他們與她幾乎沒有空間距離，但卻有高度的不同。天是灰蒙蒙的，他們也是灰蒙蒙的，隻有她才是紅色的。
俗話說，憤怒出詩人，但有時憤怒也會讓人揍詩人。
2006年7月，在成都玉林小區的一個小酒館，小鬆動手打過一個詩人。那個小區，住著很多搞藝術的人，其中不乏騙財騙妞的偽藝術家。有一天，小鬆在一個小酒館正喝得有點飄的時候，聽到身後有個家夥跟同桌的幾個女孩子吟詩，念了一句很流氓很垃圾的詩。小鬆回轉身說：“長城長，長城長，長城真長，是不是好詩啊？”詩人一聽，立即就跟他打了起來。小鬆把詩人堵在一個角落裏，用酒瓶子叮叮咣咣地飽揍了他一頓。
5
2006年12月25日，小鬆和他的樂隊離開了成都，他們要去貴州六盤水市下麵的一個地方。聽人說，那裏礦業發達，煤老板很多，唱歌賺錢容易。那裏到處都是煤灰，空氣也是灰蒙蒙的，他們到一個名叫“尖峰時刻”的酒吧賣唱。
酒吧老板是個俗不可耐的暴發戶，在城中村給他們找了個廉租房，床單和簡陋的家具上，到處都髒兮兮的，三人隻好和衣而睡。
原以為從成都跳出苦海，到了貴州就可以翻身了，不料貴州老板隻讓唱歌，不給結賬。他們每人每天隻能花一元錢，吃兩個烤土豆來充饑。
晚上餓得心慌意亂，睡不著，隻好抽大麻。用報紙卷了大麻葉子抽，直到抽得接近昏過去——這樣既可以忘記饑餓，又可以睡著。雲貴地區大麻多，路邊的大麻葉子隨便采摘，不用花錢買。經過了這段殘酷人生，小鬆至今仍痛恨大麻，並且抵製一切毒品。
抽大麻熬過了一個月的饑餓，1萬多元的報酬也沒有拿到。老板是當地的大地痞，耍賴說要想拿錢等到明年。他們終於撐不下去了，又不敢公然跟老板對抗，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淩晨，攔了一輛夜班車悄悄地逃回雲南了。
回到曲靖老家，小鬆參加了一個初中同學的婚禮。這個同學初中沒有念完，就在團級幹部的老爸幫助下當了兵，退伍後又成了某個領導的司機，買了好幾套房子，娶了一個重點小學的漂亮女老師。
同學的婚禮刺激了小鬆，他也要發達起來。
帶著一個發達夢，他又和周三、胖子去了昆明。在一個名叫“一飲相思”的靜吧裏唱背景音樂。但是唱了三個月，3萬多元的辛苦錢最後也沒有拿到。他們在小場村買了三輛舊自行車，重新開始跑場子，並在一個叫趙家堆的城中村住了下來。沒錢買床，就打地鋪。
每天回去，花3元錢買一個燒茄子，1.5元買一瓶南充包穀酒。房間裏沒有凳子，他們就坐地鋪上劃拳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