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現代性的問題非常複雜，西方和中國學界已經有不少人在研究，但許多論述是從德國曆史或思想傳統抽出某一個方麵某一條線索，加以強化，用來做整體解釋。比如德國民族主義的特殊性，所謂“文化的誘惑”，曆史主義的思潮，虛無主義的問題，政治神學的問題等等。這些因素以單獨的線索或主題構成問題意識，看上去重點突出，卻有“事後明智”的自圓其說之嫌疑。
單世聯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性與德意誌文化》，幾乎是一種“全景式”考察，視野包括了民族曆史和國家建構、思想文化、現代化模式、各種政治派別的對壘鬥爭、經濟和工業技術以及一些曆史偶然因素等問題。處理那麼多複雜的層麵，總需要一些概念工具。作者的問題意識很敏銳，緊緊抓住德國現代發展的獨特道路問題，而且有很強的中國問題意識。
這部著作引人注目之處，是將德國問題與中國問題明確關聯起來。這裏所謂中國問題意識是什麼呢？大概可以稱作“另類道路的誘惑”。德國的現代化道路和日本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後發現代化國家，都有一段迅速崛起的輝煌業績，而且都對主流的現代性模式高度不滿。很自然，就會有一種衝動，另辟蹊徑。這裏有一種對創造性和獨特性的渴望，形成一種巨大誘惑。這種願望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甚至值得欽佩，但是這種誘惑也蘊含著危險。實際上，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是既有獨特性又有相似性。如何把握另類道路與主流模式的關係？沒有對這種關係的深刻把握，義無反顧地追求獨特性，可能是一場災難。德國的“反西方”走向納粹的歧途，日本要超克現代性，但最終被現代性所超克，應該留給我們什麼經驗教訓？特別是在當下的討論中，有一些論說和20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的另類道路主張驚人相似。在這個意義上，這部著作提供了一種警示。
對現代性的理解有不同方式。一種是說，存在某些現代性的標準（比如政教分離、法治、工業化、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福利國家、市民社會等等），圍繞著這些標準，形成各種在原則上大致相似的發展道路。在這種理解中，隻要是致力於現代發展的國家，總是要多少符合這些標準，因此會大同小異。另一種理解現代性的方式，是把現代性本身看作是具有自我緊張和內在矛盾的運動，現代性內部一直有無法自我克服的困境與危機，比如個人自主性的高揚和個人權利的神聖化與道德責任之間的緊張，自利的消費者與政治公民的關係，自由與平等的衝突，政治認同與多元價值的矛盾等。在後者的理解中，現代性的發展會伴隨著對其自身的一些基本原則和規範的挑戰與叛逆，也伴隨著不斷的應對和克服。於是，擺脫那種據說是普遍的標準版本的現代性模式，也必定是現代性發展的一個內在組成。那麼，德國道路和日本道路的感召力會始終不斷地重現。特別是在所謂主流模式發生問題時（比如這幾年的金融危機），這種另類道路的誘惑會更加強烈。
作者不隻是針對德國曆史和思想的分析，而且主要是德國模式在中國的接受曆史、效果史或者說影響史。他特別指出，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中，德國始終是重要的參照。德國有這麼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那麼燦爛的文化，又在近代曆史上有過輝煌的崛起。但後來，德國出現了納粹的災難，參照的意義就發生了變化。作者實際上是邀請讀者思考：我們從德國的教訓中應當學到什麼？納粹的極權主義究竟是現代性的悲劇，還是所謂“反西方”的災難？現代性自身有沒有能力來馴服那種權力意誌？關鍵的問題在於應該如何理解納粹德國的興起。按照作者的闡述，魏瑪時代本來有走向西方現代性的可能，但是被納粹中斷了。直到戰後，甚至到了20世紀90年代德國統一，才真正回到了歐洲。這就是說，納粹是德國發展中的一個歧途。問題是這個歧途是怎麼發生的？因為有人會爭辯說，納粹就是魏瑪的直接後果，正是因為魏瑪不顧德國國情的特殊性，急切模仿英國和法國，才導致了納粹。作者反對這種觀點，他是將納粹的興起闡釋為對魏瑪理想的背叛或放棄，是一種不智的衝動和蠱惑的結果。這涉及一個重要辯論。如果魏瑪的錯誤，是無視德國特殊性、急於模仿西方現代性的錯誤，那麼我們獲得的教訓就是，要警惕西方模式，走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作者論旨清楚，並未否定每個國家的特殊傳統和發展條件，但他質疑激進的另類現代性方案。他的論述有相當強的理據，但也許可以更深地介入與各種對立觀點的辯論，對立的觀點在中外學界都有，有些還很強大。
一種思想和抱負，轉變為社會實踐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一些關聯環節。偉大的、卓越的、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在曆史實踐中會有不同的後果，有些會成為悲劇。納粹德國的悲劇就是典型範例。但悲劇的因素，在思想源頭的理念形態中往往是隱蔽的、難以辨認的。在納粹上台前，德國就有了對“另類道路”的構想，這本來是解救德國問題的藥方，最後卻成了一副毒藥。它到底是解藥還是毒藥，在最初可能是難以辨識的。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一種藥，它本身可能既是解藥又是毒藥。德裏達在他著名的《柏拉圖的藥》一文中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另類道路的誘惑”本身就包含著危險，但未必注定是毒藥，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從理念走向實踐的許多複雜環節。作者對於思想觀念和具體實踐的論述相當充分，但對兩者之間關聯環節的把握相對單薄一些。這種關聯環節本身也包含許多理念，更為具體地指向製度和政策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