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我初到美國不久，就在《紐約時報》上讀到有關馬丁·路德·金博士論文存在抄襲的消息，當時感到的震驚無以名狀。雖然早就過了崇拜偶像的年齡，但這位民權運動的領袖、非暴力運動的倡導者、神學博士、魅力型牧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被邪惡勢力暗殺的烈士，仍然是我心中不可褻瀆的英雄，難以想象他會與抄襲剽竊之類的行徑有任何牽連。於是，憑借一個中國人“本能的”政治敏感，自然就生出一份警覺：這會不會是什麼陰謀？會不會是“右派”勢力和種族主義者製造的汙名化運動？存著這份懷疑，便開始關注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卻獲得了一份意外的教益。
事件的始末
馬丁·路德·金於1968年4月被暗殺。無論是他在世的時候，還是他遇難之後的20年間，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存在抄襲的嫌疑。唯一的例外是艾拉·澤普，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指出，金的自傳性作品《邁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1958）抄襲了兩部著名的神學著作，但這篇未發表的學位論文當時並沒有引起任何關注。真正導致抄襲事件爆發的線索，是由一群支持金的進步學人在研究中發掘出來的。他們完全始料未及。
1985年初，金的遺孀柯瑞塔·斯科特·金代表“馬丁·路德·金中心”（她是該中心的創始人和主席），邀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家克萊伯恩·卡森來主持啟動“馬丁·路德·金文稿項目”（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apers Project），其主要目標是編輯、勘定和出版具有權威可靠性的《馬丁·路德·金文集》（計劃出版共14卷，截至本文寫作時已出到第6卷）。在卡森教授的主持下，這個項目受到中心與斯坦福大學的合作支持，並在1986年獲得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EH）50萬美元的資助。但在項目的注解研究過程中，金的抄襲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這使編輯工作遇到了許多難題：是不是應該將存在抄襲的文章選入即將出版的《文集》？如何向讀者傳達這些文章中未注明的引用出處？是否應當標明每一例“文本挪用”？是否要確定哪一例構成抄襲？雖然後來有人指責卡森教授“企圖掩蓋真相”，但他自己在回憶文章中力圖澄清：當時在團隊中“沒有人反對公開我們有關金抄襲的結論”，大家隻是對“以什麼方式來呈現這些發現”有過激烈和廣泛的討論。文稿項目團隊在1988年發現了首例抄襲，但他們在能夠確定問題的廣泛與嚴重程度之前，一直將有關信息嚴格地保留在項目團隊內部。到1989年9月，卡森教授開始與金的夫人以及項目顧問委員會協商，經過“多次艱難的討論”，最終在10月做出了兩項決定：第一，將在正式出版的《文集》中以編注的方式標明每一例抄襲疑點；第二，在《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將單獨發表一篇學術論文，充分討論金的抄襲問題。卡森教授非常希望由他的團隊來掌握這一新聞的首發權，並計劃在學術刊物而不是公共媒體上首次公布他們的研究發現。這是為了公允、全麵和客觀地呈現事實，避免可能的炒作和誤導。
但是，項目顧問委員會中的另一位學者提前走漏了風聲。他在美國南部曆史學會的一次會議中，和其他幾位學者談起了他們團隊的“發現”，消息很快傳播開來。1989年12月3日，英國《星期日郵報》上發表弗蘭克·約翰遜的文章，他從拉爾夫·盧克（埃默裏大學教授，文稿項目的副主編）那裏獲得消息：金於1955年向波士頓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大量抄襲了同門學長傑克·布澤爾三年前完成的博士論文。但這個報道並沒有引起美國媒體的即刻反應，美國媒體在此後的10個月當中一直對此保持“集體沉默”。實際上，美國幾家主流報刊幾乎同時獲得了相關線索，但出於審慎或“政治正確”的原因未做報道。在此期間，有不少記者打電話向卡森求證，但他一律以閃爍其詞的“外交辭令”予以推諉。因為卡森仍然在爭取首發權。他的團隊終於在1990年6月完成了獨立調查的論文，並與聲譽卓著的《美國曆史學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取得聯係，希望能經過最快的匿名審稿程序，在當年12月發表。但是，《美國曆史學刊》的主編（不顧卡森的反對）堅持主張，這篇文章必須與其他多位學者的文章編排在一起，作為一個“圓桌討論專輯”同時發表，因此，還需要拖延更久。這令卡森教授非常沮喪，他意識到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他們將會失去對首發權的掌控。（以上兩段主要根據卡森的回憶文章“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1990年9月，美國一個老派的保守文化雜誌《編年》（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發表文章公開了金的抄襲問題。波士頓大學時任代理校長喬恩·韋斯特林隨即致書《編年》雜誌（後來在1991年1月號上刊登），斷然否認對金的抄襲指控：“金的博士論文已經受到學者們的細致審查與核查，沒有發現一例任何種類的抄襲……沒有任何一位評閱人曾發現，在整個343頁的論文中有任何一頁存在任何未被指明來源或誤指來源的引用、誤導性的變換措辭的釋義，或有借用而不加恰當學術參考文獻的思想。”韋斯特林校長的大膽背書顯然是一個匆忙草率的個人意見，因為當時波士頓大學正式任命的審查委員會才剛剛成立。委員會由四位教授組成，準備就學術規範問題對金的博士論文進行全麵審查，並在此基礎上對是否取消金的博士學位提出建議。此時，美國主流媒體已經掌握了更為充分的證據，準備打破沉默。卡森教授也在記者的壓力下決定配合媒體的報道。11月9日《華爾街日報》在頭版發表特寫（文章在卡森教授的要求下，沒有使用“抄襲”的字眼）。11月10日的《紐約時報》、11月18日的《華盛頓郵報》、11月21日的《高教紀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相繼跟進發表文章。頻繁的相關報道和評論一直延續到1991年初。至此，馬丁·路德·金的抄襲問題（在他遇難20多年之後）被完全公開。
事實的鑒定
在這場轟動一時的公共事件中，可以聽到來自各種政治與道德立場的不同聲音，但爭議主要發生在如何對事實做出闡釋和評價。對抄襲事實本身的認定，知識界很快達成了基本一致的判斷，沒有任何重要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