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電影有多少可能的結局，曆史的發展卻是：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運動退潮了，“巴黎”返鄉了，失去了象征性的光環，蛻變為一個簡單的“地理”名稱。然後是保守主義的強勁回潮。放縱不羈的感情“回歸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和製度的宰製之中。如果惠勒夫婦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那麼導演門德斯的另一部作品——他的電影處女作《美國麗人》（American Beauty）——或許提供了再好不過的寫照：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可能變得更為壓抑、可憐、卑微而絕望。因為“巴黎”已經來過了，幻滅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絕境，而夢想仍然無處安放。
誰斷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場無疾而終的“戲夢”？我們就此可以“告別革命”而心靜如水了嗎？
愛情與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相似並不是表麵的。在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讀出兩者在存在論意義上的親緣性：兩性關係與政治生活都是“愛欲”（eros）的表達與安置，愛欲之“解放與壓抑”的衝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題，同時發生在私人生活與政治生活中。就是在小說《革命之路》發表的那一年，馬爾庫塞為《愛欲與文明》寫下“1961年標準版序言”。文章指出，他提出“非壓抑性生存”這一概念，旨在表達一種向文明的“新階段”過渡的可能，就是要在精神和物質上“解放迄今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壓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滿足”。但馬爾庫塞的理想並不是“力比多”（libido）的直接簡單的釋放，而是他所謂的“非壓抑性升華”——“性衝動，在不失其愛欲能量時，將超越其直接的目標”，將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各種關係“愛欲化”。而在“1966年政治序言”中，他更為明確地呼籲“愛欲化”的政治鬥爭：“在今天，為生命而戰，為愛欲而戰，就是為政治而戰。”文明對於愛欲的禁忌是弗洛伊德的論題，但在馬爾庫塞的批判中，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產生了“額外壓抑”，形成一種新的控製形式，使現代人成為一種“單向度的人”。對於現代文明類似的思慮與憂患，在韋伯對現代性“鐵籠”的論說中、在阿倫特對經濟事務侵吞“政治行動”而出現的“社會”的反思中、在福柯對微觀權力與技術治理的診斷中，都有所表述。問題是真實而深刻的，隻是出路何在卻一直朦朧不明。
也許，無論是愛情還是政治，愛欲的所有“實現”方式都不得不落實在某種製度的形態中，但所有的製度安排都意味著某種桎梏，都有“安頓”與“逃離”這兩種反向的“圍城”效應。我們永遠會麵對“平平淡淡才是真”與“轟轟烈烈才是真”這兩個至理名言。那麼，是否要打破枷鎖走向革命？這不僅取決於客觀的現實狀況，也取決於每個人對現狀的闡釋與判斷。如果是兩性關係問題，那至多是風花雪月的哀傷。但如果言及政治，那麼會是攸關千萬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許多信誓旦旦的“思想創新”，可能是新希望，也可能是新夢幻。也許，永遠存在著第三條道路：在平凡中眺望遠方的巴黎，反觀此刻的庸碌與乏味，在憤怒出離的衝動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與餐桌上的食品，並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後”的嚴峻問題。然而，第三條道路總是脆弱的，它要求審慎、耐心、智慧以及長程的視野。這在美學上毫無吸引力，既無風雅，也不夠浪漫。而更深刻的指責在於，這不隻是美學趣味與心理氣質的問題，而是一個正當的政治問題。因為所有折中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話語，都可能成為“維持現狀”的借口托詞。
對於“愛欲”的言說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會飲篇》，其中蘇格拉底轉述狄歐蒂瑪的說法，愛欲並不是欲求美，而是欲求在美的身體或靈魂中“生育繁衍”，由此凡人可以達到永恒與不朽，“愛欲是奔赴不朽”。然而，在《理想國》之中，蘇格拉底也談論過“愛欲的癲狂”——突破一切節製與審慎，奔赴不朽，導致暴政。“巴黎”永遠是一個選項，無論在想象之中，還是在實踐之中。如果擁抱“巴黎”的生活是不可存活的，那麼沒有“巴黎”的世界則是毫無生機而不可承受的。我們永遠會處在“安頓”與“出走”的緊張之中。這不是因為我們保守或激進，是“左派”還是“右派”，而是因為我們是人類，這是我們存在的地平線。於是，我們記起亞裏士多德的教誨：在政治與倫理行動中沒有公式化的原則可循，我們需要一種“實踐智慧”（phronesis）。巴黎在哪裏？又何以前往？這是極為深刻的政治問題。隻是審慎的人們會記得，我們當下身處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時彼處曾經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