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輿論的主導者，從傳媒評論家到各種機構的發言人，大多是要講道理的（至少要擺出講道理的樣子）。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時下的“意見領袖”常常訴諸兩套不同的道理：“中國國情論”與“國際慣例論”。前者立足於本國曆史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俗民情的特殊性；後者依據當今世界廣泛通行的規則與實踐。兩種道理各有千秋，彼此競爭或能互見長短，於活躍思想不無裨益。但還有更強勁的論者，擅長在兩種道理之間自由穿梭，援引國際慣例時冠冕堂皇，一旦講不通就轉向國情論，也振振有詞。時而“國際”時而“國情”，不是國際就是國情，人間萬事一網打盡，無往而不勝。
比如，在房價問題的討論中，有房產界權威人士語出“雷人”：“年輕人就應該買不起房子。”之所以那麼咄咄逼人，因為有“國際慣例”支持——據說在發達國家，幾乎沒有30歲以下的年輕人能購買房產。但他的“國際道理”卻完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在所謂發達國家，一幢普通單體別墅的價格，大約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後5 ～10年的收入總和。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生需要多少年？你不時會收到那些房地產廣告短信，通告某套房子“僅售”多少萬元，你僅用小學算術就會發現，這個價格“僅”是你30 ～60年的工資總和。然後你明白，不僅年輕的時候你負擔不起，就是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你也非常可能買不起。若是拿這樣的事實來反問權威人士，他大約會告訴你，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自己特殊的國情。
再比如，國內柴油汽油價格上升引發不少爭議，當然可以用節能環保的理由來支持成品油大幅漲價，筆者本人會讚同這種理由（條件是，附加收益必須正當地、透明地用於公共事業）。但也有相關領導從“市場機製”的角度來論證。當國際油價從80美元漲到147美元的時候，支持漲價的理由是“要進一步與國際市場接軌”，而後來當國際油價從147美元跌到50美元時，維持高價的理由又變成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什麼價格都與國際接軌，這不太現實”。國際接軌論與國情論就這麼完美配合，於是總是有理，永遠有理。
從理論上說，筆者讚賞“普遍理論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努力。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如何辯證地處理國情與國際慣例的關係，是一個真實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需要以巨大的勇氣、誠實和智慧去麵對。但總在兩種道理之間左右逢源，為自我合理而任意取舍，“辯證法”就可能淪為“變戲法”。“戲法”可能越變越熟練，但從沒法讓人心悅誠服。
更為複雜的情況，是最近有關互聯網監管問題的討論。許多論者同時以兩種理由為監管辯護：一方麵，中國的網絡管理與國際通行慣例大體一致；另一方麵，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網絡監管的具體內容和尺度應當遵循本國特定的法律和規章。這似乎是“相同論”與“特殊論”的完美綜合。然而，從邏輯上說，“相同”加上“特殊”就是總體，而沒有任何事物能逃得出總體，兩者綜合相加當然可以包打天下，解釋一切。換言之，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無論其言論和信息自由狀況如何）都可以用這類“綜合論”為任何尺度的監管控製辯護。但是，如果僅僅訴諸這種原則性的辯護，那麼自由開放的程度差異就無從談起，我們甚至無法由此論證中國對言論與信息的管理比30年前更為合理或進步。
實際上，相關討論的關鍵並不在原則層麵，而是在具體的內容和尺度。就原則而言，誰都知道，沒有任何國家的言論和信息會享有無限製的絕對自由。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早就言明，自由並不是放任，沒有法律也就沒有自由。所以，根本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規則”或“應不應當監管”，而是在於“監管什麼”和“如何監管”。中國的網絡既有高度活躍自由的信息傳播和言論表達，也有根據國情和國民狀況而實施的限製與監管。但是，既然事關國情和國民，那麼具體限製什麼和監管什麼，是否應當進入公共審議的程序？暫且不用去理會外國人如何說三道四，但我們本國公眾對此是否有正當的“知情權”？
國際電影資料庫（IMDB）是電影專業研究者和眾多影迷所鍾愛的免費網絡資源，卻在不久前被“屏蔽”了。這似乎無法用“國際慣例”來解釋，但可以用“國情”來解釋嗎？這樣一個電影手冊指南性質的資料庫，在什麼意義上會涉嫌淫穢色情、顛覆政府或種族仇恨？也許愚笨如筆者缺乏足夠的敏銳和洞察力，這就需要監管部門來輔導我們：出於怎樣的國情，依據什麼規章，按照何種程序，就這麼毫無商量地屏蔽了國際電影資料庫這樣的網站？
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網友不讚同絕對的自由放任，也願意接受合理的規則與必要的監管。但作為公民，我們有正當的權利要求公開的解釋和論證。否則監管者就是將自身僭越於全體公民之上——武斷地假設了自己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優越於公眾，這不僅是粗暴的羞辱，而且本身涉嫌公權的濫用。長此以往，會造成破壞社會和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