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密爾頓指出，各種私利可能會導致“反聯邦主義”的觀點。“在新憲法必然會碰到的最大障礙中”是某些人的“明顯利益在於反對一切變化”。但他隨後的兩段話發人深省：
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紅皂白，隨便將哪一路人的反對（僅僅因為他們所處地位會使他們可疑）都歸結於利益或野心，不是實事求是的。……使判斷產生錯誤偏向的原因的確很多……聰明而善良的人們，在對待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上既有站在正確的一邊，也有站在錯誤的一邊。這一情況如果處理得當，可以給那些在任何爭論中非常自以為是的人提供一個遇事實行節製的教訓。……野心、貪婪、私仇、黨派的對立，以及其他許多比這些更不值得稱讚的動機，不僅容易對反對問題正確一麵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對支持問題正確一麵的人起作用。假使連這些實行節製的動機都不存在，那麼再也沒有比各種政黨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樣，要想用火與劍迫使人們改宗，是同樣荒謬的。兩者的異端，很少能用迫害來消除。
我承認我對新憲法慎重考慮以後，明確認為你們接受它是有好處的。我相信，這是你們爭取自由、尊嚴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當我已經決定以後，我不會用審慎的姿態來討好你們。我向你們坦率承認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們申述這些信仰所根據的理由。我的意圖是善良的，我不屑於含糊其辭，可是對這個題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動機必須保留在我自己的內心裏。我的論點將對所有的人公開，並由所有的人來判斷。至少這些論點是按照無損於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以為，這是一個公共寫作的典範。漢密爾頓無保留地將複雜性公之於眾：聰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錯，而低下的動機對意見正確的人和錯誤的人同樣會產生作用。但這種複雜性並沒有使他陷入舉棋不定、語焉不詳的處境。他坦陳自己的信念和觀點，並告誡公眾：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圖，而隻應當判斷他的論點。
我邀請讀者以這樣的標準來要求中國的公共寫作，包括正在打開的這本文集。這絕非出於自負（相反，我深知以這樣苛刻的標準加諸自己會是災難性的），而是因為當代公共討論的問題事關重大，公眾有理由提出與這種重要性相配的嚴苛標準。公共論說無論如何雄辯，在本質上應當是一場對話。因此，所有的詰問總是需要自我詰問的維度。失去了這種自省意識，也就取消了意識形態與知識批判之間的界限。我知道在風雲際會的焦灼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淡忘節製與審慎的智識美德。重溫漢密爾頓的文字，或許有助於恢複知識人應有的責任與品格。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願以此與公共寫作的作者們共勉。
這部文集收入了筆者近年發表的書評、專欄和訪談文章，大多刊登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和《新世紀》周刊等報刊。特別感謝徐曉、靈子、陸灝和黃曉峰等編輯朋友的熱忱與辛勞。沒有他們的循循善誘以及催促脅迫，我的許多夜晚會有更安逸的睡眠，而這些或許微不足道的所思所想也仍然是夢遊般的隻言片語。
2013年3月15日 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