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不幸的童年
斯大林出生於１８７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格魯吉亞一個叫哥裏的小城裏。他的父親給他取名為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朱加維裏。
他的母親非常疼愛他，叫他索索。他的家裏很窮，父親是個鞋匠，人們都叫他別索。他的母親是個虔誠的東正教徒，名叫葉卡捷琳娜·格奧爾吉耶夫娜·格拉譯，人們都叫她凱凱。
格魯吉亞有句俗話：“所有的鞋匠都是酒鬼。”他的父親也不例外，是個酒鬼。他把掙來的錢大部分都買酒喝了，隻留下一小部分給母子倆，而這點錢是不夠養家的。沒辦法，葉卡捷琳娜隻好挨家挨戶給人家洗衣、縫紉，來供養自己和孩子。
後來他的父親拋下他們母子倆到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去了。他一出生就看到拳頭、暴力和無情的搏鬥。
不幸的是他６歲那年得了一場很嚴重的天花，在當時，那是一種很凶險的疾病。雖然總算挺了過來，但病後臉上卻留下了永遠去不掉的麻子。
他的母親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能出人頭地，不再像自己一樣受苦，她想讓他將來當個神甫。東正教的神甫可以結婚，主管一個教區，有穩定的收入，幹得好還有升遷的機會。
他９歲那年，他的母親如願以償，索索進了哥裏的教會小學。入學那天，他穿了件新的藍大衣，戴氈帽，脖子上圍了條漂亮的紅圍巾，母親嘔心瀝血，他不能比別人差。
除學校每月發給貧困學生３盧布的助學金，他的母親還設法在學校為教師們洗衣服，做勤雜、清潔工，每月可掙得１０盧布，她就用這些錢供養兒子上學。
他的父親別索雖然到了第比利斯，但剛開始的幾年他還不時地回家。他對妻子自作主張地將兒子送到教會小學勃然大怒，他幹脆把孩子帶到第比利斯，讓他到阿傑利漢諾夫皮革廠做學徒。但凱凱已經不怕丈夫了，她進城把孩子又領了回來。
別人又幫她重新辦了入學手續，孩子又上學了。
從此以後，他的父親再也沒有回過哥裏。１８９０年，他的父親在一次酗酒後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但他的死，對他一家並未帶來什麼影響。他對他的父親從來就沒有好感，除了拳頭，他沒從父親身上得到過其它東西。
他組織了一個由幾名最強壯的男孩結成的團夥，他們被稱為“三劍客”。彼佳、采拉澤和格裏沙，他們都毫無怨言地聽從他的指揮，在他們中間，他是最瘦小的一個。
斯大林在哥裏教會小學上了６年學。他通常是班裏學習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他記憶力非常地好，學習功課幾乎不費什麼勁。
在完成神學功課的同時，他還讀了不少其它方麵的書。他讀過格魯吉亞作家達·喬恩卡澤的中篇小說《蘇瑪爾城堡》，恰夫恰亞澤、阿·策烈鐵裏等格魯吉亞作家的長詩和小說。最使他感興趣的是亞曆山大·卡茲別吉裏的一篇短篇小說《弑父》，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機智、善於戰勝任何困難的英雄柯巴，他救了一對年輕的戀人，為反對沙皇在高加索的總督沃龍佐夫伯爵的軍隊而進行戰鬥，最後殺死了叛徒吉爾戈拉。少年的斯大林特別崇拜柯巴，柯巴成了他偶像和理想的化身。對於斯大林來說，柯巴就是神，就是生命的全部意義，他決心要成為第二個柯巴，成為像柯巴那樣的鬥士、英雄。
從那以後，斯大林就開始稱自己為柯巴，並要求同學們也這樣稱呼他。
早期的革命活動
１８９４年，斯大林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學，並獲得了學校的獎學金。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母親。
正教中學是一所奇怪的學校，看起來像座兵營。它有嚴格的管理製度：學生們哪怕隻是犯了小過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間小黑屋子裏關禁閉，修道士們經常偵查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搜查他們的行李，偷聽他們的談話，稍有懷疑，就向校長告發。
學校還鼓勵學生們互相告密。學校不允許學生到非教會的圖書館去借書，隻有經修道士認可的書才可以閱讀。
學校生活是十分艱苦的，二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宿舍裏。生活既單調，又死板，空氣在這裏好像都凝結了。
教會中學令人窒息的氣氛顯然與少年斯大林的追求不一致。
他在最初一兩年的學習成績在全班仍然名列前茅。學校也開設數學、希臘語、拉丁語、俄羅斯文學和曆史等課程，但這些並未使他的求知欲得到滿足。
入學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個秘密的學習小組。他們偷偷地把禁書帶到學校裏秘密閱讀。當時，第比利斯有一個流動圖書館，斯大林就從這個圖書館裏借書。他讀格魯吉亞的詩歌，也讀俄羅斯和西方一些名著。達爾文的《人類的起源》，雨果的《海上勞工》、《九三年》，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果戈理的《死魂靈》。他如饑似渴地讀著，這些書使他知道了許多新東西。
斯大林對同學說：“沒有上帝，他們騙我們。”他讓這個驚慌失措的男生看達爾文的書。
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１７歲的斯大林心中充滿了對新生活的憧憬。他寫了幾首詩，發表在第比利斯文學雜誌《伊維利亞》上，第一首詩充滿了歡快的氣氛，而最後一首詩則飽含悲傷的情感。
斯大林閱讀學校禁讀的書，在他入中學３年後被發覺。
斯大林失去了對東正教的信仰，但對於自己未來將走什麼路，他心裏還是不很清楚。
後來，他加入了“麥撒墨達西”社，這是一個第比利斯首批社會民主黨小組之一。俄國社會民主黨是後來的原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要求推翻沙皇專製製度，進行社會革命。
斯大林加入後不久，就讓他負責一個工人學習小組，給一些煙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織工、印刷工人和馬拉有軌車售票員講授社會主義。每次集會都聚集在工人擁擠的窩棚裏，房間裏充滿了刺鼻的馬合煙氣味和汗臭味。門外一個人放哨，以免遭到警察的襲擊。
對於１９歲的斯大林來說，給工人講課的生活是一種全新的嚐試，充滿了挑戰。因此他非常興奮。
每次這樣的集會後，他必須匆匆趕回學校，向教士解釋，為自己長時間不在學校找借口。然後裝成虔誠的樣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裝模作樣地進行祈禱。
既是一個革命者，又是中學學生，這種生活使斯大林的處境很難堪，他決心擺脫這種處境。
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０歲的斯大林從第比利斯正教中學不辭而別，他沒有等到中學畢業。１個多月後，學校以無故不參加考試且原因不明為理由作出了開除的決定。
斯大林從此永遠地離開學校，開始一種新生活——職業革命者。
母親知道了兒子拒絕為上帝供職。她為兒子身上所花的心血都白費了，她想讓斯大林當一個神甫的理想破滅了，她很傷心。
母親不希望兒子成為什麼革命者，始終固執地認為被學校開除是恥辱。
後來斯大林當上了原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事業成功了。他曾勸母親搬到莫斯科去住，她也曾在克裏姆林宮住過一段不長時間，但她蔑視他的成就，看不起熱鬧場中的喧囂和世俗的榮華富貴。她還是回到了她那熟悉的格魯吉亞老家，過著那安靜，沒有排場的生活，當一個簡樸、虔誠的老太婆。
他的母親晚年很孤獨，因為他的兒子自從１５歲到第比利斯上中學後，每次看望她的時間都很短。事實上斯大林已離開了她的生活。
雖然母親對兒子的選擇並不滿意，但斯大林卻始終熱愛著他的母親。他不回家，但經常給母親寫信，他寫給母親的信很簡短。幾乎每封信結尾都寫上格魯吉亞的傳統祝語：“親愛的媽媽，願您長命百歲！”
他給她寄去妻兒的照片，寄錢、寄藥，勸她生病時別喪氣。
他依然請母親到莫斯科來，她還是不來。他的妻子在最後的幾封信中表示無奈：“夏天快到了，或許能見麵，要不，您上我們這來？對了，您總是給我們寄包裹來，我們於心不忍。”
就這樣，寄包裹，但不去，不論怎麼請求。不過，他也沒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養時，離她很近，但不去。
隻有在１９３５年，得知媽媽病得不輕，看來，以後難以見麵，他才去探望了她一次。母親對斯大林沒能當上神甫還耿耿於懷，她惋惜地對兒子說：“你沒能當上神甫，真可惜！”
１９３６年，葉卡捷琳娜帶著這個遺憾和失望去世於格魯吉亞，終年８０歲。
離開學校的斯大林，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工作，生活沒有著落。幸虧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第比利斯天文台當觀測員。
盡管這個工作收入微薄，斯大林還是很滿意。他有一間獨自享用的屋子，在不值班的時候可以自由使用，他不上班的時候就拚命地讀書，桌子上堆著厚厚的書和小冊子，有很多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著作，甚至還有《火星報》。
１９００年“五一節”快到了，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忙於準備節日的活動。當時在格魯吉亞，“五一節”是非法的，從來沒有搞過慶祝活動。他們準備第一次在這裏舉行遊行集會。
在指定的４月２３日，４００～５００名工人來到第比利斯遠郊的鹽湖集合。因為這裏離市區比較遠，大概不會受到警察的監視。到達目的地後，工人們排著整齊的隊伍，高舉自製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畫像和用俄文、格魯吉亞文、亞美尼亞文寫的標語。斯大林和其他幾個人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講，最後，集會者唱完《馬賽曲》就匆忙解散了。
當斯大林與列寧的戰友庫爾納托夫斯基籌劃並準備１９０１年的五一節示威遊行的時候，第比利斯的警察，已經知道了這個計劃並決定先發製人。
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１日警察逮捕了庫爾納托夫斯基和５０多名社會民主黨骨幹分子。當天晚上，警察襲擊了天文台和斯大林的住所。這時斯大林正向自己房子走來，看見房子被警察包圍，就轉到街上兜圈子，直到警察全都撤走才返回住所。
由於其他領導成員的被捕，斯大林承擔了更加繁重的五一節組織工作。
五一節這天，大約２０００名工人聚集在亞曆山大公園附近的索爾達茨基廣場，警察和哥薩克騎兵手持軍刀和鞭子等在那裏。雙方很快發生衝突，１４名示威者受傷，５０多名被捕。
示威遊行的消息使遠在國外的列寧感到異常高興。《火星報》評論說：“４月２２日，星期日，在第比利斯發生的事件，對於整個高加索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天標誌著高加索公開革命運動的開始。”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第比利斯社會民主黨召開代表大會。斯大林當選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並派他到巴統去建立黨組織。
巴統位於黑海沿岸，是個有兩三萬人的城鎮。這裏交通便利，是俄國的一個工業中心。
斯大林到巴統後組織發動工人，並辦了一個秘密印刷所。印刷所就設在他的住所。鉛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煙盒裏，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寫傳單，然後就交給排字工人，各種傳單和宣言書很快就從這個印刷所散發到工人手中。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用柯巴作為化名，並且一直用了很長時間。
在斯大林的宣傳、鼓動下，巴統的工人開始罷工，上街遊行。
警察千方百計想找到秘密印刷所，為了躲避偵查，斯大林把印刷機轉移到巴統郊區一個阿布哈茲人村莊。為了保密，到這裏來領傳單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婦女的服裝，戴著麵紗。左鄰右舍起初懷疑印刷機在印鈔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費了好大勁才向他們解釋明白是怎麼回事，並得到當地村民的幫助。
１９０２年４月５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幾個同誌在一個朋友家聚會、聯歡。聯歡會正在進行中，有人猛然發覺，巴統警衛隊不僅包圍了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裏安了密探。斯大林抽著香煙，正與一位朋友談話。他沒動聲色隻平靜地說：“沒事兒。”繼續抽他的煙。過了不久，警察闖進屋裏，逮捕了屋裏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這是斯大林在他的職業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幾經流轉，１年多後他被判處３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省的新烏拉村。經過４個月押送，才到達目的地。但他很快就從流放地逃跑，１９０４年１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時他已經２４歲了，正是婚愛的年齡。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頭點遇見了亞曆山大·斯瓦尼澤，後來介紹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識，她叫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親同名，都叫葉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葉卡捷琳娜結了婚。婚禮是在一所東正教堂秘密舉行的，母親特地從哥裏趕來操辦了這次婚禮。
１９０７年，他們有了一個男孩，取名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滿１歲，年輕的斯瓦尼澤就病故了。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斯大林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高加索聯盟代表的資格出席了在芬蘭舉行的全俄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列寧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會麵了。
１９０５年的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後，沙皇製度重又站穩腳跟，工人運動急劇衰落，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人脫離了黨的隊伍，黨的組織成員大大減少。
就在這種形勢下，斯大林來到巴庫，領導當地的工人繼續鬥爭。他在自己參與編輯的《汽笛報》上發表許多文章，堅持認為石油公司必須同整個產業的代表進行談判。工資製度必須改變，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點的獎金，而是歐洲的工資製度。他和戰友奧爾忠尼啟則、伏羅希洛夫等人一起領導石油工人同雇主進行鬥爭，在工廠主同意與整個產業的代表進行談判之後，他號召５萬巴庫石油工人來選舉他們的代表，當局答應給工人代表以豁免權。
斯大林等人還組織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罷工，迫使工廠主向工人作出讓步。
巴庫的鬥爭引起了列寧的重視。特別是那些有著積極鬥爭情緒的人使列寧表示十分欽佩。
斯大林在巴庫的名氣越來越大了，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偵探來尋找跟蹤他。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５日，斯大林和他的戰友奧爾忠尼啟則同時被捕，囚禁在巴庫的拜洛夫監獄。
拜洛夫監獄原來隻能容納４００人，可現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統治最黑暗的時期，到斯大林被捕時這裏卻關押了１５００人。
在獄中，斯大林除了學習世界語，還利用閑散時間讀書，並繼續注意著巴庫石油工人的鬥爭，不斷地為《汽笛報》和《巴庫無產者報》撰寫評論。
在這裏他被關押了７個半月，然後被判處流放沃洛格達省索利維切戈茨克兩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傷寒，直到１９０９年底才到達流放地。
不久他從流放地逃了出來，回到首都彼得堡又開始了他新的戰鬥。
從１９０８年斯大林在巴庫被捕並判處流放，到１９１２年這段時間，他又先後３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來，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災多難。在１９１１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中央俄國局委員。
１９１２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參加列寧主持的聯席會議。
經過一番艱辛後，斯大林終於到了克拉科夫，並如期參加了會議。
由於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監獄中住了５個月後，被判處流放到圖魯漢斯克邊疆區，由警察公開監視，期限４年。圖魯漢斯邊疆區是一個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裏受到極其嚴密的監視，起初他還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敵人對他越來越嚴的監視使他放棄了逃跑的念頭。
１９１７年２月，俄國爆發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製度被徹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隨著二月革命的勝利也就結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７次，６次流放，而且集中在１９０２～１９１７年期間，真正是百煉成鋼。
二月革命結束後，資產階級又發動了七月事變。警方指控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是德國間諜，布爾什維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轉入地下。
臨時政府極力迫害列寧，說他是德國派來的奸細，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寧無法公開露麵了。
斯大林承擔了安排列寧轉入地下的工作，列寧先被隱藏在老布爾什維克阿利盧耶夫家中，暫時躲避幾天。
中央討論了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是否接受臨時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審”的要求，大家意見很不一致，有人讚成，有人反對。列寧也猶豫不決，因為他擔心，如果逃避審訊，會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對他們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卻建議他們隱藏起來，他說，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寧押送到監獄，在路上就會被打死，必須把列寧可靠地掩護起來。
事實證明斯大林是對的，一旦列寧同意出庭受審，後果是很嚴重的，最後列寧和季諾維也夫下決心隱藏起來。
天黑以後，化裝後的斯大林親自將列寧送上火車，列寧隱居在離彼得堡３４公裏處一個小火車站附近的草棚內。
斯大林成了列寧和中央委員會的秘密聯絡員。
十月革命越來越臨近了，黨的隊伍又不斷地擴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務更繁重了。他是《真理報》的負責人，又是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斯大林緊張地工作著，整日整月沒有好好睡過覺。他時常記得巴庫石油工人們常誇獎他有堅強的意誌。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這個詞做他的筆名，在俄語中，斯大林是鋼鐵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確實具有鋼鐵般的意誌。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７日，列寧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黨中央舉行秘密會議，列寧在會上強烈地堅持“武裝起義不可避免，時機完全成熟”的判斷。
大家的意見很不一致，有的認為列寧的計劃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險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現得尤其驚慌，極力反對列寧的主張。
在這場辯論中，斯大林沒有過多地表態，但是，在投票的關鍵時刻，他站在了列寧一邊，列寧的舉行武裝起義的提議以多數票獲得通過。
會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堅持己見，甚至在《新生活報》上發表了他們反對起義的聲明，泄露了黨的機密。這使列寧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氣憤，他們認為反對和泄露黨的決議是一種叛變，列寧向黨中央提出把他們兩人開除出黨。
在中央的會議上，列寧、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堅決要求開除，還有一些中央委員也同意開除。隻有斯大林主張從寬處理，認為他們隻要承認錯誤，就應給予改正的機會。
在斯大林的影響下，會議撤銷了開除他倆黨籍的建議，但要把加米涅夫調離《真理報》編委會。斯大林同樣提出反對意見，並提出“辭職”以示抗議。中央委員會沒有接受他的辭職，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報》編委會裏。
斯大林在組織上保護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路線方針上堅決地站在了列寧一邊。
１０月２４日，列寧再次秘密地來到了斯莫爾尼宮，參與指揮武裝起義。
武裝起義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組織和指揮下，起義成功了。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工兵蘇維埃獨掌政權。
在十月革命中，列寧是公認的領袖，托洛茨基的作用僅次於列寧。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６日，為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１周年，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說：“起義的鼓舞者自始至終都是以列寧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弗拉基米爾·伊裏奇那時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維堡區。１０月２４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爾尼宮去領導總的運動。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誌直接指揮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所以迅速站到蘇維埃方麵來，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做得這樣好，黨認為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同誌。”
十月革命勝利了，斯大林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根據托洛茨基的建議，新的人民政權不沿襲臨時政府各部部長的名稱，各部部長都改稱人民委員，以增加新政權的人民性。
斯大林開始組建新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雖說是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但現在他連一個房間也沒有。沒有辦公桌、椅子，列寧隻配給他一個助手，波蘭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時候，革命剛剛勝利，大家都很忙。什麼都沒有，一片混亂，一切都得靠自己動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爾尼宮一個沒人占用的房間裏，發現了一張空桌子。他把這張桌子推到邊上，靠牆放下，又到別的房間找了兩把椅子放在邊上。在門上的牆上貼了一張紙，上寫“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又讓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那裏借了３千盧布，作為必要的經費。就這樣，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成立了。
這個辦公室的唯一優點是：離列寧很近，使斯大林有機會接觸和學習列寧，也使列寧有可能了解和幫助斯大林。
的確，在初握權柄的日子裏，斯大林成了列寧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靜、果斷和卓有成效的辦事能力受到列寧的賞識。
召開立憲會議原來是列寧及其戰友們的一貫主張，他們認為這是實行民主的一種措施。但是在立憲會議臨近召開時，列寧卻憂慮起來：他擔心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不能占優勢，因此新生政權的力量將被削弱。
選舉結果確實不出列寧所料：布爾什維克隻占２５％的席位。這使列寧等人感到不能容忍。於是決心取消立憲會議，對此，列寧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和準備。
立憲會議在塔夫利達宮開幕。在立憲會議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斯維爾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讀《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並要求會議予以批準。可是，參加立憲會議的大多數人卻拒絕討論這個《宣言》。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團要求休會，以便各黨團能分別討論《宣言》。休會期間，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上提議：複會後宣讀他起草的布爾什維克黨團聲明並退出立憲會議。列寧的倡議得到了布爾什維克黨團的一致讚同。
複會後，所有布爾什維克黨團的代表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陸續離開了會議大廳，退出了立憲會議。
當其餘的代表來到塔夫利達宮門前，準備繼續開會時，卻被衛兵擋在了門外。負責警工的德賓科向衛兵下達了命令：“禁止立憲會議繼續開會。”
麵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硬態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十分氣憤，他們立刻組織示威遊行以示抗議。列寧對此早有準備，布爾什維克的赤衛隊員們嗚槍驅散了遊行隊伍。列寧當即宣布：“茲命令在塔夫利達宮內執行衛生勤務的衛兵和水兵同誌不得對立憲會議中的反革命成員采取任何暴力行動。應準許所有人自由離開塔夫利達宮。但非經特別批準，任何人不得入內。”
這樣，立憲會議於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停止了活動。
斯大林從解散立憲會議這一迅速而果斷的行動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啟示。他充分體驗到在政治鬥爭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極大的威力，即使行動顯得粗魯，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達到預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軟的！
十月革命後，斯大林作為中央特使去了赫爾辛基，參加芬蘭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他在會上發言時強調芬蘭應按民族自決權原則解決它自己的問題，並且與列寧共同簽署了關於芬蘭國家獨立的法令。但是芬蘭獨立後，社會民主工黨沒有掌權執政，政權轉到了芬蘭資產階級手中。因為這，斯大林所堅定維護的民族自決權原則遭到了黨內一些人的指責，他們認為這是向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屈服。
麵對種種壓力，斯大林在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０日召開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作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時，對民族自決權原則作出了新的解釋。他說：“必須把自決原則解釋為這個民族的勞動群眾的自決權而不是資產階級自決權。自決原則應當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應當服從社會主義的原則。”
他的新原則在其後的烏克蘭建國一事上得到了驗證。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於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當時在烏克蘭還存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和團體的聯合機關——中央拉達。烏克蘭蘇維埃政府與中央拉達進行了艱苦鬥爭。
烏克蘭終於沒有獨立，而是以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形式加入俄羅斯聯邦。
十月革命的勝利響徹歐洲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極大仇視和恐慌。他們紛紛出兵武裝幹涉，企圖把新生的蘇維埃消滅在搖籃之中。國內被推翻了的統治階級也不甘心他們的滅亡，紛紛組織自衛軍舉行叛亂，全國烽煙四起。到１９１８年夏，蘇維埃共和國３／４的領土陷入敵人手中，蘇維埃國家處於四麵包圍之中。
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岌岌可危，麵對嚴峻的現實，列寧提出“一切為了前線”，宣布全國進入戰時體製。把首都從彼得堡遷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隻能得到１／８磅的麵包。
戰時體製包括：成立了１５個方麵軍以應付戰爭；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企業全部收歸國有；取消市場和私人貿易，實行供給製；實行餘糧征集製，成立武裝征糧隊，強製征收農民手中的“餘糧”；成立了以托洛茨基為主席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全國的各個戰場。
１９１８年６月６日，列寧派斯大林作為中央特派員到俄國南方的察裏津去征集糧食，並委以全權，當地的各級政府、軍隊、鐵路、郵電、糧食等部門均須執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達察裏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寧轉告說：那裏一片混亂，投機盛行。他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對糧食實行配給製和固定價格，把那些腐化墮落和辦事不力的官員撤職，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員會，嚴厲打擊搶劫運糧火車的人。並向列寧保證過一個星期向莫斯科運送一百萬普特的糧食。
他果斷地下命令說：如果有人敢搶糧食，就把他們的村莊燒成灰燼，使他們不敢再襲擊火車。
斯大林在這裏為收集糧食進行了緊張的工作，並且在５天內向莫斯科發運了５列車糧食。
此外，斯大林還直接參與了軍事領導。他領導區軍事委員會，將分散的部隊聯合起來，組建了一些新的師團、特種部隊和裝甲列車縱隊，建立工人民兵隊伍。在危險麵前，斯大林沒有驚慌失措，表現出獨攬大權的氣魄和堅毅果敢的精神。
在衛國戰爭剛開始組建紅軍時，鑒於布爾什維克黨內缺少大量的軍事專家，托洛茨基提議讓沙皇時的舊軍官補充到紅軍中，擔任各級指揮官。列寧同意並采納了這個提議，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寧的用意，心裏是不同意此舉的。
在察裏津手握大權的斯大林，極不信任舊軍官，撤銷了由舊軍官組成的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大多數人的職務，然後把他們抓起來，囚禁於伏爾加河上的一艘輪船上。托洛茨基聞訊後立即發來了一封電報，要求釋放他們，但斯大林“不予理會”。最高軍事委員會派調查團奔赴察裏津，專門調查此事，結果軍區司令一人釋放，被捕的其餘人連船帶人沉沒於伏爾加河中。
此後斯大林和舊軍官的分歧越來越大，磨擦逐漸升級，終於導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直接對抗。雙方互不相讓，列寧從大局出發，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張，派斯維爾德洛夫親自乘專列代表中央到察裏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為了安撫斯大林，列寧又讓斯大林兼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１９１９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勢嚴峻。尤登尼奇率領的白軍對彼得格勒發動瘋狂的進攻，形勢很危急，駐守在那裏的第七集團軍未能阻擋住敵人的進攻，敵人攻占楊堡，隨後又占領了普斯科夫和亞姆市。第七集團軍且戰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戰前的首都，是全國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這時，中央決定派斯大林以國防委員會特派員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戰線，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緊急措施。
５月１９日，斯大林到達彼得格勒。當天召開了由總司令、西方戰線司令員、第七集團軍司今員參加的會議，研究彼得格勒的戰況。後來，列寧又致電斯大林，要他在後方和前線注意“有組織的叛變活動”，一旦發現，即采取“緊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寧的指示，號召保衛彼得格勒的部隊同逃兵和叛徒作鬥爭。
他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把不勝任的人撤職，把他認為對失利負有責任的軍官交送軍事法庭，調整供給係統。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戰線的情況明顯好轉，部隊加強了紀律，提高了戰鬥力。
６月１３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紅兵炮台和發馬炮台發生反革命叛亂，紅軍立即從陸上和海上對叛亂者展開進攻，１６日紅軍占領了這兩個炮台。
６月２１日，第七集團軍開始對白衛軍實施反攻，在維德利察戰役中，紅軍把白衛軍趕到了邊境。８月５日第七集團軍主力解放了楊堡。８月２６日，第十五集團軍向西北發動進攻，奪回了普斯科夫。
由於保衛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樣，獲得了紅旗勳章。
從保衛彼得格勒前線回到莫斯科，這以後，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戰線，領導那裏的保衛莫斯科的重任。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導那裏的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一直到１１月２０日才返回莫斯科。
１９１９年３月，斯大林參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多數票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大會之後的中央委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緊接著，又被任命為國家監察人民委員，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１９２０年底，內戰以弗蘭格爾的失敗而終結。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莫斯科慶祝了自己的勝利。
在鬥爭中斯大林常以全權代表或政治委員的身份征戰於各個戰場，顯示出斯大林的獻身精神和鋼鐵般的意誌。斯大林的表現，列寧也看在眼裏：斯大林是一個冷靜的現實主義者，這在戰爭期間很重要。在戰爭以後，這樣的人更是黨和國家所需要的。
斯大林的政治鬥爭
戰爭結束後，國家的經濟更加糟糕，糧食產量不足十月革命前的１／３，工業產量甚至不到戰前的１／１０。戰爭期間的戰時經濟體製已經不再適應新的經濟情況，工人、農民、士兵再也不能容忍這種政策了。一些地方出現了小型的農民暴動，士兵嘩變，而此時黨內卻還在噪噪不休地，沒完沒了地爭論工會應在國家生產中起什麼樣的作用。
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６日，“紅色要塞”的３萬名水兵和１３０００名海軍工廠工人舉行暴動，發誓擺脫新政權統治，反對餘糧收集製。提出“打倒布爾什維克暴政”、“要沒有共產黨的蘇維埃！”等口號。
這次暴動經過了３天激戰才算平息。軍隊嘩變給蘇維埃政權上了一課，敲響了警鍾，它使領導人看到：人民並不總像十月革命時那樣對黨報以歡呼和掌聲，事實與想象正相反，在某種程度上，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已大打了折扣。列寧在感覺到了人民的不滿情緒時曾不無感慨地說：“這是一道閃光，比其它任何東西都更好地照亮了客觀現實。”
在黨的十大上，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主要是：取消餘糧征集製，農民在交納預先規定稅額的糧食稅後，可以將剩餘糧食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去賣；國家隻管理一定數量最重要、規模最大的企業，其餘的企業均出租和租讓給國內外的企業主；關閉那些國家無力管理又無承租人的企業；大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在加強國營商業機構的同時允許私人經商和一定範圍內的貿易自由。
黨的書記處，負責黨中央的日常事務的管理。
十月革命後，中央委員會正式任命中央書記，由５名中央委員組成書記處，斯維爾德洛夫任責任書記，他工作得極其出色，日常事務性管理交給斯塔索娃負責。他親自負責黨的組織工作，任命和調配幹部。對每項任命都作了詳細記錄，十月革命期間和以後，工作量很大，事務繁多，他負責的書記處也隻有３０人，而工作卻做得有條不紊。不幸的是，１９１９年３月斯維爾德洛夫死於西班牙流行病。
以後書記處的機構越來越龐大，１９２０年１５０人，到１９２１年已增加到６００人。書記處已經成為權力極大，機構複雜的日常指揮機關。
由莫洛托夫任責任書記的書記處，不能令列寧滿意。常出差錯、管理混亂，找一個能力強的人做黨內日常事務的總管已成為迫切需要。
在１９２２年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在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選舉斯大林為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由斯大林擔任總書記這一職務是非常適合的。他有很強的實際工作能力，同黨內那些鼎鼎大名的理論家相比，斯大林沉默寡言，不喜歡長篇大論。更重要的是，他不屬於任何派係，他隻工作，不大說話。
同黨內老資格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相比，他的名氣差得多。總書記這個職務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作能力，能夠進行艱苦而平凡的勞動和耐心而持久的組織工作。這樣的工作對諸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來說，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們的才華表現在理論方麵，況且，當時他們也認為這個職位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職位，輪不到這些“大人物”去幹諸如此類的瑣事。
斯大林當選黨的總書記，又是組織局委員，他掌握了至關重要的幹部調配任免權。他撤換和新任命了一大批幹部，選拔忠於自己的人擔任各級領導職務，他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使自己在黨中央獲得多數票。他偷偷地給黨換了一次血。
列寧一直主張實行對外貿易壟斷製，他說：“如果放鬆對外貿易壟斷製，外國人會把俄國所有貴重物品全買走。”
斯大林不同意列寧的這一觀點。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依我看……問題不在於壟斷製的提綱，而在於實際上不存在壟斷製……關於壟斷製的廢話終歸是廢話。”那時列寧的身體已經很差，但仍參與政事。顯然，斯大林對列寧有些不耐煩，才說出廢話的字眼。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５日，列寧又給斯大林寫信，強調“有關削弱對外貿易壟斷的一切議論、商談和委員會等等都應正式禁止。”３天以後，斯大林在給列寧的回信中仍持反對的意見。
斯大林這樣的固執己見，使列寧非常生氣，他預感到這是分歧的開始，今後必然有嚴重的衝突。５月２２日政治局通過了列寧的決定，但斯大林並未改變自己的看法。５月２５日，列寧第一次腦血栓病發作，右手和右腿活動不靈，說話不清楚，幾乎喪失了說話走路的能力，不得不住院治療。
在列寧治病療養期間，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內形成了“三駕馬車”，實際上主持了中央工作，而把托洛茨基排斥在外。列寧一直到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初才回到克裏姆林宮工作。
１０月６日，中央全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對列寧的決定做了修正，實際上是破壞了對外貿易壟斷製的決定。列寧因身體不適未能參加那次會議，但他得知新通過的決議後，立即找斯大林談話，第二天又給斯大林寫信。他以亞麻為例說明國家壟斷外貿工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這種產品在俄國的價格是４．５盧布，而在英國卻值１４盧布，相差３倍以上。如果開放港口，亞麻的走私活動就會達到可怕的程度。”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都反對列寧的看法。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寧的看法，但同意列寧的把這個問題推遲到下次全會討論的建議。列寧驚奇地發現，在他生病的５個月中，中央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和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中處於少數，但他沒有退卻。
由於列寧的強烈堅持和參與，總書記斯大林決定不再堅持自己的看法。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全會討論對外貿易壟斷問題，終於采納了列寧的意見，重申堅決實行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列寧與斯大林在對外貿易問題上的分歧算是解決了，但對臥病在床的列寧來說，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幾乎同時，列寧與斯大林在蘇聯建國問題上，產生了更大的分歧，更劇烈的衝突，並且這一次列寧最終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１９２２年９月，斯大林主持起草《俄羅斯聯邦和各獨立共和國的相互關係》決議草案。草案規定：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並接受俄羅斯聯邦最高權力機關的領導。就是說，各國加入俄羅斯一國，並受它的領導。草案送給病中的列寧，列寧立刻把斯大林請到他的療養地——莫斯科郊區的哥爾克，進行談話。他們談了３個小時，最後斯大林同意作些讓步。列寧說斯大林有點操之過急。列寧是打算成立一個各民族平等基礎上的共和國聯盟，而斯大林是打算由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對加入它的各民族自治共和國行使主權，建立各民族不平等的中央集權製國家。
斯大林部分地接受了列寧的意見，對草案做了修改，主要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與俄羅斯聯邦一起組成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俄羅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組成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３國先組成外高加索聯邦，以外高加索聯邦的形式加入聯盟。
從實質上說，草案的修改並沒有改變各民族自治共和國的不平等地位，而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等於降了一級。它們在形式上也不能和其它各國以平等的地位加入新的聯盟。這個草案遭到格魯吉亞共產黨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要求直接地、平等地加入聯盟。列寧針對這個草案在病中給加米涅夫寫信說：“我宣布要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決一死戰。我那顆該死的牙齒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好牙吃掉它。”
外高加索邊疆區委書記奧爾忠尼啟則拒絕了格魯吉亞要求以獨立平等的地位加入聯盟的要求。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提出整體總辭職，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接受了格魯吉亞黨中央的辭職，並處分了格魯吉亞黨中央的領導人，格魯吉亞給俄共中央打電話，要求將奧爾忠尼啟則調離外高加索邊疆區。俄共中央派出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中央調查團到第比利斯去調查這起糾紛。
列寧顯然對捷爾任斯基不放心，又派李可夫到第比利斯調查糾紛的原因，並將調查結果直接向列寧本人彙報。
在第比利斯，在奧爾忠尼啟則的家中，奧爾忠尼啟則因個人之間的問題打了格魯吉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巴希澤一個耳光，並且是當著李可夫的麵打的。
捷爾任斯基調查結束後，回到莫斯科向列寧彙報調查結果。捷爾任斯基明顯地偏袒奧爾忠尼啟則一方，對奧爾忠尼啟則打人的事，隻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列寧對他的調查結論並不滿意。
李可夫回來後將他的調查報告仔細地向列寧做了彙報，列寧弄清了奧爾忠尼啟則的打人經過，十分氣憤，為奧爾忠尼啟則的行為感到羞恥，並認為是斯大林的支持才使得奧爾忠尼啟則如此粗暴地對待同誌。
由於勞累，由於憤怒，列寧在克裏姆林宮剛剛工作了一天又發病了。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通過了一次特殊決定：責成斯大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作息製度。列寧的一切活動必須征得醫生的同意，而醫生又要受到斯大林的監督。聰明過人的列寧很快覺察到問題的實質，並對此表示極為不滿，這更使列寧的病情雪上加霜。
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才幾個月，列寧就看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和濫用權力。列寧決心利用奧爾忠尼啟則動手打人一事作為炮彈，將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
１９２３年１月下旬，列寧讓秘書向捷爾任斯基及斯大林要有關格魯吉亞問題委員會的材料。捷爾任斯基說，材料在斯大林那裏，而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秘書馬上寫信給斯大林，斯大林在電話裏毫不客氣地說：“材料不經過政治局不能給列寧。”列寧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氣憤，他對秘書福季耶娃說：要為爭取材料而鬥爭。
２月１日，中央政治局批準向列寧提供捷爾任斯基委員會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材料。列寧當即指示秘書們去研究這些材料，提出報告供列寧在代表大會上用。
２月３日，列寧得知政治局已批準了捷爾任斯基的調查報告後，指示秘書們加緊時間，在３星期內寫出調查報告，並且又給秘書們一些具體指示，說他“站在被欺侮者的一邊”。列寧已準備好在３月份的代表大會上向斯大林發動進攻。３月６日，列寧又口授了給格魯吉亞領導人姆季瓦尼、巴哈拉澤等人的信，並讓人將此信抄送給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列寧在信中說：“我專心致誌地關注著你們的事。我對奧爾忠尼啟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我正為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這是列寧的最後一封信，這一天深夜，列寧病情惡化，從此基本上未理國政。列寧的身體越來越差，他開始考慮自己死後黨的前途，他對斯大林極不放心，在列寧的強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和醫生商討後，同意列寧每天可以口授５～１０分鍾的文章。
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４日，列寧又把秘書沃洛季切娃叫去，列寧提醒秘書說：昨天和今天口授的東西是絕密的。然後，列寧開始口授《給代表大會的信》第二部分。
“我說的穩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時期不出現分裂，我打算在這裏談一下對純粹個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從這個角度看，穩定性的問題基於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依我看，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係構成的……。”
“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麵，托洛茨基同誌……他個人大概是現在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麵。”
接著，列寧評價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
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列寧對《給代表大會的信》進行補充，表示要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
按照列寧的意願，《給代表大會的信》是絕密的文件，沃洛季切娃說：“底稿由我燒毀。按照列寧的意願，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蓋有火漆印，他請求寫明，隻有弗·伊·列寧可以啟封，而他死後則隻有列寧的妻子可以啟封。”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寧逝世。同年５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了。列寧的妻子把列寧的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拆開了。當時，這份絕密材料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公布的。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因為這一可怕的事而嚇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坐在講台上，看起來顯得很小很可憐……盡管他表現出鎮定和沉著，但顯然他的命運正處在千鈞一發的時候。這一切，對斯大林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他絲毫沒有精神準備。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到了斯大林一邊，他們都表示：列寧的擔心是多餘的，應該讓斯大林繼續任職。托洛茨基在會上表示沉默和冷淡。斯大林在會上表了態。他說應該按照列寧的遺囑辦事，自己應辭去總書記的職務，讓其他人幹。但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勸說下他還是放棄了辭職申請。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也沒有在代表大會發表。
隻有列寧的妻子表示抗議，但她的力量畢竟太小了。就這樣斯大林總書記的職位保住了，而且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十月革命前的托洛茨基，無論是理論水平，還是在黨內的資曆、威望都遠遠超過了斯大林。他有傑出的才華和坦率的性格，但追求事業成功的欲望沒有斯大林那麼強烈。
斯大林從一開始，就對托洛茨基沒有好感。早在１９０７年的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就對托洛茨基的口若懸河、誇誇其談，描述為“漂亮的廢物”。
但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爭論還是有節製的。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盡量表現得寬厚、客氣、不帶個人色彩。斯大林也不否認托洛茨基的成績，說他“在起義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很會打仗”。
但在３年國內戰爭結束後，托洛茨基在黨內的威望開始下降，他的支持者在黨的“十大”上紛紛落選，他開始消沉。
暮年的列寧更偏愛托洛茨基。１９２２年冬季，列寧與托洛茨基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
他們認為在國家機關及黨內的官僚主義十分嚴重，決心一起聯合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當然也包括反對組織內部的官僚主義。托洛茨基為能與列寧不謀而合感到自豪。可惜，時過不久，列寧第二次發病，他與托洛茨基共同反對官僚主義的計劃隻好暫時束之高閣。雖然沒有列寧的參與，托洛茨基最後終於決定向斯大林發動進攻。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在中央金會上公開闡述了自己的現點。他說：“俄共十二大後形成的製度離開工人民主的距離比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還要遠得多。”他指責“黨的組織體製是書記等級製，黨的領導機關已經官僚化。”不用說，托洛茨基的鬥爭鋒芒是直接指向總書記斯大林的。
布哈林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也就是總書記斯大林的一邊，與托派展開了堅決的鬥爭。斯大林十分善於因勢利導，在鬥爭中始終處於多數地位。
托洛茨基並沒有就此退卻。他召集一些觀點一致的老黨員聯合簽發了一份“４６人聲明”，簽名者中有不少是著名的黨務活動家。“４６人聲明”向中央提出意見，認為黨的集體領導應當允許他們有發言的權力，開展黨內辯論應該是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黨在列寧不能主持工作時仍應保持民主的優良傳統。聲明信的內容是很尖銳的，是毫不客氣的。
為了避免遭到“搞宗派活動”的指責，托洛茨基本人沒有在“４６人聲明”中簽字。但是，當中央收到“４６人聲明”後，托洛茨基卻遭到了比簽字者更嚴厲的指責。他和“４６人聲明”均被認為有派別活動的性質，使黨的統一遭受打擊並造成黨內危機。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不服，於是兩派在《真理報》上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辯論。
總書記仍然不動聲色，讓對手盡情出擊而不對他進行反攻。直到托洛茨基把黨內鬥爭擴展到全國的時候，斯大林才組織了一次有力的反擊。
在反托鬥爭中，斯大林率領中央一班人馬前往全國各地，在各地黨組織的會議上對托洛茨基進行猛烈的批判，參加這個批判大軍的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裏寧、捷爾任斯基、基洛夫等。他們都是政治理論家、黨中央的鐵腕人物和權威人士。
廣大黨員和基層支部站在黨中央一邊，隻有在知識分子較多的大學支部才有托洛茨基的市場。
斯大林從鬥爭一開始就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充滿必勝的信心，把支持他的工農基本群眾當做後盾。
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他說：“廣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顯然是不會有的。民主不是某種在一切時間和一切條件下都一成不變的東西，因為有時候實行民主是不可能和沒有意義的。”
斯大林說，不能實行民主的內部條件是：工業不發達，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低，黨員素質差等等；外部條件是：隨時有可能發生外敵入侵，黨要搞軍事化，那時必須把民主收起來。
１９２４年９月，托洛茨基編寫了一本書，《１９１７年》，回憶十月革命的過程和經驗教訓。這本書的序言題為《十月的教訓》。這篇論文不僅敘述了他個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批評斯大林等人在１９１７年２月革命後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產生過懷疑，重提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在十月革命前後立場動搖的事實。
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不僅惹惱了斯大林，更激怒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大家群起而攻之，本來就陷於孤立的托洛茨基現在就更孤立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演說中，說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並沒有起什麼特殊作用”……起義的實際領導者是“實踐總部”，托洛茨基甚至還不是總部的成員。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堅持主張把托洛茨基開除出黨，斯大林阻止了這一過激行動。他被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解除了他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１９２５年托洛茨基不甘心過清閑的日子，來到克林姆林宮要求工作。結果他得到了３項任命：電氣技術管理局局長、工業科技委員會主任、租賃委員會主任。於是，一個政治上頗有建樹的理論家幹起了技術工作。
托洛茨基被擊敗了，中央又開始分裂為觀點對立的兩派。當時，政治局有７名成員：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中斯大林是超於其他６人之上的領導者，托洛茨基是徒有其名的局外人。其它５名成員分化為兩派。後來的一些曆史學家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稱為“右翼”，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稱為“左翼”。
兩派爭論的核心是：怎樣理解和執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左翼”認為，應該迅速實行工業化，這樣能用更多的工業品換取食品和原料。“右翼”則認為必須保住社會主義陣地，即使放慢工業化速度也在所不惜。布哈林提出“蝸步”，即放慢工業化速度，他擔心工業化所需資金缺乏來源。
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左翼代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以貧農的保護者自居，他們希望依靠農村中的共產黨員，對富農施加壓力，要求提高對富農的稅收。加米涅夫甚至建議部分地恢複“戰時共產主義”。季諾維也夫也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其主流來說是退步。
右翼代表李可夫對農民實行讓步政策。布哈林提出“富農和平民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在農村的政策應該擺脫和消滅阻撓農民和富農經濟發展的許多限製。應當告訴全體農民：‘發財致富吧！發展自己的經濟，不要擔心有人壓製你們。’”中央兩派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幾乎有著相同的命運。他們都出生於１８８３年，同在１９０１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們觀點接近，幾乎從未發生過爭論，通常保持相同的立場，他們兩人都善於寫文章、擅長演說。
相比較而言，季諾維也夫比加米涅夫名氣更大一點。季諾維也夫除長期在黨內擔任要職外，還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達７年之久。
季諾維也夫有許多優秀品質，但也有許多缺點，他的情緒時而樂觀異常，時而垂頭喪氣，甚至意誌消沉，缺乏“主心骨”，在緊急時刻和轉折關頭模棱兩可。
加米涅夫的知名度沒有季諾維也夫高，但他善於處理黨內的各種微妙事務。比起季諾維也夫，他的知識更淵博，功底深厚，具有相當高的理論概括能力，敢說敢幹。列寧在世時他是列寧在人民委員會的副手，經常主持中央全會，多次主持黨代表大會，政治局會議都是由他主持的。
但他的缺點也非常明顯：容易頭腦發熱，他能夠很快作出某種決斷，但又可能同樣快地予以推翻。與季諾維也夫一樣，在關鍵時刻缺乏主見，模棱兩可，而且經常把個人目的、野心和威望擺在首位。
列寧在世時，斯大林就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間有矛盾。斯大林當了總書記後，逐漸掌握了“無限的權力”。這使具有強烈的權力欲和領袖欲的季諾維也夫很不安。１９２３年７月，他在高加索休養，同在這裏休養的一些中央委員搞了一個聚會，想取消政治局，改組書記處，成立由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３人組成的最高機關，季諾維也夫想以此限製斯大林的權力和壟斷。但斯大林拒絕了這個建議，並譏諷說這是“山洞”中的人製定的一個政綱，其用意是想不讓李可夫、布哈林、莫洛托夫等來領導全黨。
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文章中、講話中多次不指名地批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
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斯大林超脫於他們之上。斯大林不介入兩派之間的爭論，也不製止爭論。但在內心裏，他站在以布哈林為首的右翼一邊，他們的觀點和他的比較接近，雖然他不讚同布哈林的鼓勵農民發財的號召。
列寧格勒是季諾維也夫的地盤。季諾維也夫從十月革命後一直是列寧格勒的蘇維埃主席，無論哪個部門，都有季諾維也夫的影子。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蘇維埃主席，莫斯科的黨組織深受加米涅夫的影響。斯大林現在不想和左翼攤牌，他要先作些準備。斯大林給莫斯科黨積極分子會議作報告。在報告中，他詳細地闡明了他對工業、農業，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他的講話明確，積極向上，很鼓舞人，莫斯科的黨組織很快就站到了中央多數派的立場上。
斯大林打算讓支持他的柯馬羅夫、洛波夫擔任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領導人，但遭到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拒絕，甚至沒有把他們兩人選進出席十四大的列寧格勒代表團。
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於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３１日召開。斯大林作了一個很長的政治報告，反複講了有爭議的問題，但沒有點“新反對派”的名。
列寧格勒代表團對斯大林的政治報告不滿意，他們推舉季諾維也夫做副報告。季諾維也夫在報告中猛烈地抨擊布哈林，說他違背列寧的教導，把新經濟政策的陰暗麵當成了勝利。他的講話沒有多少說服力，隻有很少幾位代表發言支持他。克魯普斯卡婭提出反對壓製黨內民主，反對把反對派成員調離黨的領導崗位。拉舍維奇發言反對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割除”，但他發言時，嘲笑和噓聲一片，幾乎難以聽見。麵對季諾維也夫等人的攻擊，布哈林也針鋒相對。他從各個角度對“新反對派”的指責進行了駁斥，並表示，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亂，願意收回“發財吧”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