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激情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爾·戴高樂出生在法國裏爾市公主街一個世代篤信天主教的小貴族家庭。
少年戴高樂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的高個子和異乎尋常的大鼻子。
戴高樂非常愛他的父母，他生性好鬥，因此常常受到父親的責打。和別家男孩一樣，他也喜歡玩打仗遊戲，隻是戴高樂玩得似乎比誰都認真。
一天，小弟弟皮埃爾哭著跑回了家。媽媽追問原委，原來是幾個孩子一起玩打仗，皮埃爾裝特務，送情報的時候被抓住了，他沒有執行司令官戴高樂把情報吞進肚裏的指示，卻把情報交給了敵人，滿腔怒火的戴高樂就給了弟弟狠狠的一頓“爆栗”，這就是戴高樂對“叛變投敵”的最初反映。
了解了這一點，人們對幾十年以後戴高樂對維希政府及法奸的態度就不會感到驚訝了。
真正熏陶和培養了戴高樂的興趣和才能的，是戴高樂家族“祖傳”的對文學和曆史的興趣。為了使住在擁擠喧鬧的巴黎的一家人能夠散心，亨利·戴高樂在多爾多涅河畔買下了一處樸素但不失大方的房產，取名為“盧瓦爾河別墅”。全家人常到那裏去度假，孩子們可以各選一本書帶去，戴高樂第一次帶去的就是一本《法國史》。
在戴高樂的整個少年時期，沒有任何作品。任何友情對他所起的作用，都不能與曆史小說相提並論。戴高樂的閱讀範圍十分廣泛，他很喜歡讀古希臘的抒情詩、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不過他最喜歡讀的莫過於法國詩人兼劇作家埃德蒙·羅斯丹的詩作。過了一段時間，戴高樂崇拜的對象則是文學家和愛國詩人夏爾·佩居伊，這種崇拜終其一生也沒有改變。佩居伊的詩文筆優美細膩，技法精巧嫻熟，內容多以聖女貞德為主，充滿追求和活力。在這位愛國詩人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國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她是母親，她的兒子們的責任就是為她盡忠、效勞。對出身傳統天主教徒家庭的夏爾·戴高樂來說，這種觀點與其說是影響了他，引起了他的共鳴，還不如說是被他奉為經典，並成為他一生中的做事原則。
佩居伊深受２０世紀初實驗主義哲學家帕格森的影響，戴高樂也因此常常翻閱帕格森的著作。柏格森提倡一種“思念法蘭西”的教育同偉大個人命運相結合的堅定信念，毫無疑問，這一信念同佩居伊的觀點一樣，成為戴高樂後來終身實踐的人生信條。
一戰被俘
１９０７年，戴高樂所在的學校聖母瑪利亞學校因反教權政策而被關閉。戴高樂的父親便把他送到以擅長數學教學而聞名的比利時安托萬中學就讀，因為要考聖西爾軍事學院，數學成績必須出色。戴高樂一心要考入軍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時那樣不求甚解，在安托萬中學的成績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後，他轉學進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學校。
１９０９年８月，戴高樂通過了聖西爾軍事學院的入學考試。他的分數不高，在錄取的２１２名考生當中是第１１０名，但總算考取了。這一年，他１９歲。
進入軍事學院，是戴高樂一生的轉折點。這一選擇，決定了戴高樂將來不會成為文學家，也不會成為哲學家和曆史學家。他在文史哲方麵也有著十分牢固的基礎，這對他成為一名政治家、軍事家是很重要的。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見習期滿，戴高樂正式進入聖西爾軍事學院。他在同輩當中是個很有個性的學生，他堅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讓人覺得他落落寡歡，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為表裏。同學們給他起了一些綽號，如“公雞”、“兩米”（形容他奇高的身材）等等。同學們也沒有放過他那支特別顯眼的“大鼻子”。有一次開聯歡會，同學們提議戴高樂背誦他最喜歡的羅斯丹詩劇《西哈諾·德·貝熱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聲朗誦了詩劇主人公西哈諾關於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詞，於是，同學們便把“大鼻子”的雅號轉贈給了戴高樂。
戴高樂在聖西爾軍事學院勤奮地學習了兩年，於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日畢業，在畢業考試中得了第１３名，軍銜是少尉。填寫分配誌願時，戴高樂仍然選擇了第３３步兵團，回到了阿拉斯城。這時該團團長是菲利普·貝當上校。
在第３３步兵團，貝當很賞識戴高樂的才幹。相傳，戴高樂曾經受過貝當的處分。一次，貝當視察部隊，戴高樂帶領的隊伍在穿過阿拉斯城返回營地時亂了套，一時間造成了交通堵塞，貝當以為這是戴高樂指揮失當，便罰他坐禁閉，旋即發現並不是戴高樂的過錯便收回了處分的命令。
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日，戴高樂晉升為陸軍中尉。貝當寫下的評語是：“異常聰穎，忠於職守……極堪嘉許。”
戴高樂進入聖西爾軍事學院的第二年，爆發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法國於５月占領摩洛哥首都菲斯，７月德國“豹號”炮艦開進摩洛哥的阿格的爾港，“柏林號”巡洋艦也出現在摩洛哥海麵。德法衝突一觸即發。英國支持法國，德國被迫與法國談判，最後，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勢力範圍，法國則把法屬剛果的一部分割讓給德國。
摩洛哥危機尚未結束，意大利和土耳其為爭奪的黎波裏於１９１１年又發生戰爭。意土戰爭加速了巴爾幹危機，誘發了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１３年的兩次巴爾幹戰爭。各帝國主義摩拳擦掌加緊備戰。１９１４年６月，奧匈帝國的軍隊以塞爾維亞和蒙特內格羅為假想敵，在波斯尼亞舉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後，親自指揮演習的奧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於６月２８日到達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被一個塞爾維亞愛國者炸死。７月２８日，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７天之內，法國、英國和俄國等協約國集團都卷入了對奧匈帝國和德國等同盟國集團的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這樣爆發了。對於法國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從德國手中奪回阿爾薩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薩爾煤礦區權益，恢複在歐洲的霸權地位的大好時機。
法國的第一個軍事行動是進攻比利時。第３３步兵團受命於８月５日從阿拉斯城啟程，開赴比利時。
第３３步兵團原屬後備力量，但由於德國攻勢極猛，法軍退至橫貫迪南的莫斯河上，第３３步兵團奉命守住莫斯河大橋，阻止德軍過河。
８月１５日，與德軍交火，戴高樂在他參加的第一次實戰中大腿負傷，先後被送到阿拉斯、裏昂和巴黎治療，年底又重返前線。
這時他所屬的步兵團已開往香巴尼，貝當已經調離３３團並提升為旅長。新團長是克羅戴爾上校。戴高樂離開戰場的３個月期間，戰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海峽到瑞士一線，交戰雙方一直在頂牛。戴高樂執行了許多次很危險的偵察任務，表現出色。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０日，戴高樂受到表彰。後來在另一位新團長布多爾上校任期內，他被提升為上尉。
１９１５年底，戰爭僵局有了突破，德國軍隊開始向凡爾登大舉進攻。法國軍隊麵臨嚴峻考驗。指揮凡爾登防務的是第３３步兵團的前團長、後晉升為將軍的貝當。１９１６年２月，戴高樂所在部隊向凡爾登集結，３月５日與德軍在都奧蒙堡一帶遭遇。
遭遇戰打得十分激烈，德軍猛烈炮擊法軍陣地，第３３步兵團的大部分陣地破壞嚴重。當時傳說戴高樂已經陣亡，貝當為此還發布了正式的表彰令：“戴高樂上尉，連指揮員，以其德智殊勳聞於世；於其所屬營以遭敵猛烈炮擊而傷亡慘重，且敵人以強兵近逼之際，率部迅猛出擊，拚力與敵肉搏——實為完遂其軍人榮譽感之惟一抉擇。上尉殉難沙場，誠我無雙之軍士也。”
其實，戴高樂並沒有死，而是受了重傷，在昏迷中被德軍俘虜了。他曾經設法越獄，沒有成功，被送到巴伐利亞的因戈爾施塔特懲罰營。
戴高樂懷著雄心壯誌，卻沒有能夠在戰場上充分施展他的才幹，過了兩年零八個月的俘虜生活，可算是“壯誌未酬”。然而，他並沒有虛度在俘虜營的時間，他作了大量的筆記，把對戰略方麵的心得體會記了下來，為他的第一部政治、軍事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積累了基礎材料。這些筆記，連同他在獄中寫回的家信，成為後人研究戴高樂青年時期的思想、性格和抱負的有價值的資料。
在俘虜營裏，戴高樂每天閱讀德文報紙，從中了解戰爭的進程，他在和難友們討論有關戰爭問題時候總是表現出勝利的信心，難友們給他起了個綽號：“王室大元帥”，意思是曆代王朝統率陸軍的總司令。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３日，奧匈帝國宣布投降，１１日，德國軍隊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東北的貢比涅森林，在法國福煦將軍的行軍火車上簽署了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戴高樂也從德國的俘虜營獲釋回國。
雖然戴高樂在俘虜營中度過了４年對德戰爭，但由於他在都奧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現，他獲得了一枚最高榮譽騎士勳章。
寧折不彎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二年春天，戴高樂隨法國軍事代表團到了波蘭。
戴高樂初到波蘭被派到波蘭朗伯爾托夫軍官學校擔任教官，講授戰術學。不久，法國駐波軍事代表卷進了俄波戰爭，戴高樂和波蘭第五輕步兵團一起參加了反對蘇維埃的戰爭。１９２１年３月，俄波戰爭結束後，戴高樂奉調回國。就在這一年的４月７日，戴高樂與伊馮娜·旺德魯在加來地區聖母院舉行了結婚典禮。婚後，他們生了３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日，戴高樂調往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術史教員。誌在戎裝的戴高樂當然無法安於普通教員的生活，於是在次年１１月，考入高等軍事院校。
戴高樂從高等軍事院校畢業後，在總參謀部所屬的運輸供給局工作了３個月，隨後被調任美茲因區法軍司令部。這一年，戴高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這是根據他被俘期間在獄中的筆記整理完成的。戴高樂此時已３４歲了。
這本書深刻反映了戴高樂日趨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爾登戰役中的一個事例，闡明了他的看法：“戰爭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則以外，沒有什麼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決定作用的隻有實際情況和人的個性。”對個性的強調在戴高樂的思想中已開始初露端倪。
《敵人內部的傾軋》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貝當的注意，貝當並沒有忘記給戴高樂許下的諾言。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在美因茲窩窩囊囊呆了近１年的戴高樂受命到貝當的辦公室任職。這時的貝當已是法蘭西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三軍首腦和法軍總監了。
５年後，戴高樂又出版了《劍刃》一書。書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戴高樂完全按照他所刻畫的形象來塑造自己，他對領袖人物的描寫，他自己都一一實現了。
１９２７年９月，整整當了１２年上尉的戴高樂終於成了戴高樂少校，並於１２月被委任為派駐特裏爾的第十九輕步兵營的營長。戴高樂少校治軍甚嚴，士兵經常處於警戒狀態，但在進行打靶、隊列訓練和各種競技活動等軍事操練之餘，則開展體育比賽、戲劇表演和聯歡活動。當然戴高樂少校也沒有忽視士兵們的文化教育，他經常召集士兵們聽他的講演，內容不外乎法國曆史、軍事戰略戰術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們的愛戴。在他擔任營長的兩年時間裏，貝當又多次為他遮陽擋雨。
不屑於趨炎附勢的戴高樂後來還是給貝當製造了一次麻煩，事情的起因在於新兵都不喜歡在氣候寒冷、人地兩生的特裏爾服役，有些人就通過身居要職的親戚設法調回法國本土。戴高樂對此大為憤怒，他頒布了一個通告，凡是要求調回的輕步兵將一律受到懲處，全營官兵每天都要誦讀這個通告一遍。之後不久戴高樂就接到調動一名士兵的電令，他非但沒有執行，反而把這個士兵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而這個新兵是在戴高樂頒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議員的，不過，即使戴高樂知道也不會改變他的決定的。
這位惱羞成怒的議員向陸軍部長告了一狀，陸軍部下令調查，如果這個錯誤成立的話，戴高樂將受到關６０天禁閉的處分。於是戴高樂直奔巴黎，麵見貝當陳述事情的經過，貝當又一次幫助了戴高樂少校，最終陸軍部長決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過，貝當和戴高樂的“甜蜜”關係已經趨於破裂。貝當已經開始意識到戴高樂不再是俯首貼耳的順民了，也許他從來就沒有“是”過，這個剛愎自用的“家夥”其實用處並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麼大，相反還總是令他難堪。
１９３１年底，戴高樂從中東回國後，到貝當主持的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兩年後，被提升為中校。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十幾年中，戴高樂多次調動過駐防地點，但此後的六七年內，他相對穩定在軍界首腦部門進行軍事戰略研究工作，直到１９３７年底，他晉升為上校後被任命為駐麥茨的第５０７坦克團團長，才回到軍事指揮的崗位。
戴高樂在當時的軍事戰略上，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他認為，在戰爭條件下，法國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與比利時接壤的法國邊界更加脆弱。英國和美國可依靠天塹之險，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作為屏障。法國首都巴黎周圍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
在這種情況下，構築再堅固的防禦工事也無濟於事，惟一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調遣的機動力量，也就是說，“一批常備的、團結的和能夠熟練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隊伍”。而且要在陸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選人員”。他認為，全部現役人員應該在１０萬人左右，由常備軍組成，他們應在精銳部隊中服役６年，掌握專門技術，培養進取精神和集體精神，而且在指揮方麵也要有相應變化，以適應機械化戰爭的瞬息萬變的局勢，還要注意發展無線電通訊係統。
戴高樂當時軍銜不算高，人微言輕。在關鍵時刻，國會議員雷諾給了戴高樂重要幫助。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５日，雷諾在國民議會上發表演說，建議建立一支機械化部隊。但是，決策階層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了，雷諾的計劃被宣布為“無用，不受歡迎，違反邏輯與曆史”，遭到了國民議會陸軍委員會的拒絕。國防部長莫林將軍還把這種軍事戰略上的爭論，轉化成對戴高樂的憤恨，把戴高樂從１９３６年的晉升名單中勾掉了。
局勢的發展開始朝著有利於戴高樂的方向發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已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統治。因此在１９３６年上台的萊昂·勃魯姆主持下的人民陣線政府，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國防計劃，其中大部分用於坦克和空軍。這一年１０月的一個下午，萊昂·勃魯姆會見了戴高樂。戴高樂與勃魯姆的會麵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不過戴高樂總算給勃魯姆一個說得過去的印象。
這時，戴高樂已開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級軍事研究中心供職，後來這個地方以“元帥之校”而知名。與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樂感到幻想破滅，不過也養成了他對政治的終身興趣和對政客的極端蔑視。１９３７年底，陸軍部長達拉第不顧甘默林將軍的反對，把戴高樂的名字重新列入晉升名冊，隨後又任命他為駐梅斯的第５０７坦克團上校團長。這實際上是明升暗降，陸軍部的那些人對戴高樂晉升的反應是“幸災樂禍”，一則可以把他趕出陸軍部，二則存心要看看總是鼓吹紙上坦克的戴高樂，用鋼鐵坦克能搞點什麼名堂出來。
戴高樂一點不為離開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對自己的新職位十分滿意，因為這是一個在實踐中檢驗他的理論的絕好機會。他全然不顧坦克上的油汙，戴著他的白手套，興致勃勃地搞他的軍事訓練，因此得到了一個頗有敬意的外號“摩托上校”。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４日的國慶日演習中，戴高樂指揮他的坦克以別開生麵的陣勢讓那些長官們大開眼界。不過梅斯的軍事長官吉羅將軍，一方麵就坦克團的訓練有素對戴高樂表示祝賀；另一方麵他又說，隻要他還活著，就別想在他的防區看到戴高樂的理論付諸實踐。
可想而知戴高樂的設想，仍未能實現。就在這次演習後不久，戴高樂的父親亨利·戴高樂去世了。１１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貫支持他的埃米爾·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兩個對他具有重要意義的長輩，的確是令人傷感的。然而，更令戴高樂憂慮不安的是歐洲局勢的發展。
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希特勒、墨索裏尼、張伯倫和達拉第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在此之前的３月，希特勒占領了奧地利，實現了他計劃已久的德奧合並，希特勒獨霸整個歐洲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但是法國國內仍然麻木不仁，多黨派政治導致的內閣動蕩、更替頻繁，並沒有因為大戰臨近而有所改觀，從１９３８年３月到１９３９年９月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內閣就更換了３次，政府的不連續性使法國的內政外交頗受影響。
盡管達拉第與張伯倫一再退讓、妥協，但戰爭還是來到了家門口。法國政府戰爭準備嚴重不足，明顯就暴露出準備不足的缺陷，等待時機的戴高樂終於脫穎而出。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希特勒出兵波蘭，並在短短１６天的時間內就占領了這個飽受淩辱的國家。９月１７日，蘇聯軍隊也從波蘭東部邊界進入這個國家。曾經在《洛迦諾公約》對波蘭領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證的法國和英國，還未作出反應，這場入侵就已經結束了。實際上，如果英法在西線采取行動的話，這場世界大戰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開始就會給希特勒當頭一棒。然而，英法僅僅是於９月３日向德國宣戰，此外不僅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措施，反而聽任希特勒把戰火燃到北歐。
此時的戴高樂率部駐守在阿爾薩斯，他目睹風雲變幻，憂心如焚，卻因遠離決策中心，無能為力。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致信總參謀部，繼續不遺餘力地闡述裝甲部隊的效能，再次提出綿延漫長的戰線是難以防守的。
１９４０年１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滿心焦慮，到巴黎再一次遊說，在雷諾的住所遇到了前總理萊昂·勃魯姆。他們談起戰局，勃魯姆竟然認為，德國人不可能東進，因為那樣會使他們深陷於蘇聯的領土中；他們也不可能西進，因為他們無法對付馬其諾防線。可見，法國政界人物對德法力量的對比，無知到何種地步！而法國民眾的態度也就不難推測了。
ｌ月２６日，戴高樂又作了最後一次努力。他給最高統帥部和政界的８０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指出敵人將從空中和陸地兩方麵以極強大的機械化部隊大舉進攻，法國的防線將隨時被突破。隻有用機械化部隊對付機械化部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須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機械化部隊的決定。必要時可與英美合作，製定出一項“宏偉計劃”，建立一支能獨立作戰的機械化部隊。但是戴高樂隻是白費筆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議都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統帥們的注意。
法國災難性的時刻終於來臨了。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０日，希特勒的軍隊於拂曉時分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西線發動了攻擊。盡管從多種渠道已獲得德軍即將進攻的情報，但由於長時間的“西線無戰事”，法國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蘭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戴高樂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緊要關口。
１９４０年６月５日夜間，雷諾改組政府，任命戴高樂為國防部次長（負責國防事務的副國務秘書）。６日清晨，坦克部隊總監德勒斯特蘭將軍聽到廣播後叫醒了戴高樂，告訴他對他的新任命。戴高樂顯得很平靜，也許他事先已有耳聞。因為６月１日，魏剛將軍召見他時，他曾順道拜訪過雷諾。不過表麵上的平靜掩飾不住內心洶湧的波濤。盡管形勢危急，他作為軍人可以在戰場上英勇殺敵，但是兩次參加戰鬥已經使他意識到，法國軍隊的問題不在那些願意拚死一戰的將士，也不在裝備、軍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隻想求和的最高統帥部的決策人物身上。這個時候進入內閣，也許還能起點作用，通過這種方式進入法蘭西的心髒，可以參與決策，可以影響首腦人物，可以……不過，戴高樂心中也有一絲隱憂，憑他對那些高官們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麼微小。盡管各種想法在心中往複交織、掙紮不已，戴高樂還是懷著些許憧憬走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馬上就到戰時內閣總部見了總理。
不過，雷諾的決心遠不如戴高樂堅定，雷諾雖然希望戰鬥到底，希望法國最後能夠勝利，但是自從他上台開始，就被包圍著他的失敗主義者們（其中包括掌握軍政大權的高官們，包括極受他寵幸的情婦德波爾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戰開始後，法國的潰敗和混亂更使他的決心搖擺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戰爭開始後，總在主戰與主和之間搖擺，和英國的關係也時好時壞。
和雷諾不同的是，戴高樂自小生活在一個視祖國為第一生命的知識分子家庭，成年後在軍隊服役，和政黨政治沒有什麼牽扯。因此他一旦下定決心，不會受任何政治上的幹擾，甚至包括其他國家態度的幹擾。當然，個人意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戴高樂一直都以意誌堅定著稱，一旦他認定是正確的事，他從不讓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響升遷也在所不惜。
雷諾要戴高樂去見丘吉爾，不僅要他向英國政府表示法國將繼續戰鬥，而且要戴高樂設法從倫敦獲得可靠保證，保證皇家空軍特別是戰鬥機將繼續參加法國的戰鬥，並探詢一下撤離敦刻爾克的英軍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重新裝備起來，派回大陸作戰。
在訪問前，戴高樂又一次拜訪魏剛將軍。這次談話給戴高樂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剛雖然依舊鎮定自若，但是已經甘心失敗並且決定停戰了，他甚至說：“法蘭西帝國那隻是一個玩笑而已。至於全世界，當我在這裏被打敗以後，英國人用不著一個禮拜就會和德國談判。”他緊接著說的那句話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國人給我留下必要的部隊來維持秩序的話，那就好啦！”
實際上，魏剛說出這樣的話來一點不讓人驚奇。自從戰爭開始後，掌握法國政權的右翼勢力表現出來的姿態就是，他們寧可一再遷就德國，即使喪權辱國，也不願看見暴力革命的發生。達拉第執政期間，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卻允許法西斯黨徒四處活動。魏剛的這番話不過是把他們的擔心放到桌麵上了而已。
戴高樂盡管吃驚，還是告訴魏剛，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圖正好相反，縱使戰爭失利，政府亦不會放棄鬥爭。魏剛未發一語。在魏剛的總部所在地，戴高樂還與來請示工作的各個參謀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輸定了，盡快結束戰爭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基於這種認識，行前戴高樂又見了雷諾一次，開門見山地建議撤銷魏剛的總司令職務，換上洪齊格爾將軍。雷諾的回答含糊其詞，他雖原則上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認為這時候進行人事更動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由於雷諾的動搖不定，這個建議從未實施，不過，那時即使更換了總司令，恐怕也不會有扭轉乾坤的希望。
雖然深感孤立，戴高樂在去倫敦前仍擬訂了一項把部隊都運往北非的詳盡計劃。這意味著要把５０萬軍隊撤往北非，法國的飛機和海軍都要投入使用，而且還需要有５０萬噸的船舶動力。這一切全要靠英國來幫助。
６月９日，丘吉爾很快在唐寧街１０號第一次接見了戴高樂。會見後，戴高樂對丘吉爾的“第一個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問題本身時，丘吉爾並沒有滿足法國的要求，因為丘吉爾斷定法國是輸定了，法國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線，所以他斷然拒絕派空軍支援，隻同意把曾在比利時作戰殘存下來的部隊留在法國。
戴高樂從英國回來後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視事了，先遷往圖爾，然後又遷往波爾多，然而波爾多也絕非偏安之地。
時局進一步惡化，投降派更加緊鑼密鼓地活動。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爾來到圖爾，他隻能作一番道義上支持的姿態，雷諾神情頹然，魏剛當著丘吉爾的麵向雷諾報告：法軍已經精疲力盡，全線崩潰，陷於極度混亂之中，因此除請求停戰之外別無它途。
當丘吉爾離開會議廳、穿過通向庭院的過廳時，看見戴高樂冷峻地、毫無表情地站在門口。在相互致意後，丘吉爾用法語低聲地念叨了一聲“ｈｏｎｕｎｄｅｄｅｓｔｉｎ”（應運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樂決定在這降與搏的最後關頭盡最大努力把部隊轉移到北非去。為此，首先要挫敗投降派的陰謀，隻有這樣，法國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動撤離，繼續堅持抗戰。
然而投降派的勢力太大，雷諾能堅持多久呢？戴高樂深知阻力極大，但仍然於６月１２日帶著移師北非的計劃來見雷諾。此時，德國軍隊已經渡過塞納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間，雷諾決定把政府遷往波爾多。
貝當、魏剛等包圍了雷諾，反對一切移師北非的抗德方案。海軍上將達爾朗曾經表示要打到底，但是當戴高樂敦促他無論如何不能使法國艦隊落在德國人手裏的時候，達爾朗卻轉了１８０度的大彎子，聽從了魏剛的命令。國務部長讓·伊巴爾內加萊也曾經是少數主戰派當中的一個，但事到臨頭卻說：“作為一個老軍人來講，除服從我的上司貝當、魏剛元帥以外，就沒有什麼東西能決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爾正是看到法國局勢垂危，所以匆忙趕到法國，向雷諾提出不能將艦隊落入敵手。如果英國連對法國艦隊也不能指望，那麼法國對英國還有多大用處呢？
不出所料，巴黎終於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４日被德軍占領。這期間，戴高樂奔走於英法之間，他想通過借助英法聯盟的力量，對雷諾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勵作用，也可以多少牽製一下投降派的陰謀。
戴高樂決心下定，要與德國法西斯戰鬥到底，但在法國本土已根本無法立足了。６月１７日上午９時，戴高樂攜妻子女兒，飛往倫敦。
戴高樂抵達倫敦後，專門向法國國防部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大致說：“我已達倫敦。昨日曾根據雷諾先生的指示，與英國國防部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國政府向盟國提供的軍備物資均將儲存在英國領土，這不影響已經協議的或即將協議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國的德國戰俘將在波爾多移交給英國軍事當局。關於英方就德國和北非間人員和物資的運輸提供援助問題，我已向英方要求從６月１９日起，在３周內援助５０萬噸位的輪船。我現在處於無權地位，我應否繼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