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童年
１７３２年２月２２日早晨１０時左右，“哇”的一聲，一個嬰兒在弗吉尼亞布裏奇斯溪畔的莊園裏降生了。父母為了紀念其母瑪麗的監護人喬治·埃斯克裏奇律師，給兒子取名為喬治·華盛頓。
喬治的出生地風光秀麗幽雅，充滿迷人的魅力。不久，他們舉家遷入了附近的新居——弗雷農莊。這是一座老式的３層樓房，坐落在一個高地上。不遠處，湍急的臘帕赫諾克河像一條玉帶伸向遠方，船隻在河麵穿梭往來，艄公的號子聲不絕於耳。莊園周圍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一到春夏季節，各種不知名的野花競相開放，還有野葡萄等漿果點綴其間，姹紫嫣紅，爭芳鬥豔。這裏是喬治和他的３個弟弟蹣跚學步和娛樂的地方，也是他們的運動場所和玩軍事遊戲的“戰場”。
一切似乎都那樣平淡無奇，但曆史告訴我們：一代偉人就是從這裏走向世界的。
喬治的母親瑪麗是個美麗端莊的女性，儀態優雅大方，喜歡穿華麗精美的服裝。但同時，她又具有剛強的毅力，深明事理，治家有方，辦事果斷認真。正是母親的這種特殊性格，使喬治從小就養成了自信、自立、自強的信念和待人公道、處事嚴謹的作風。盡管她也疼愛兒子，但由於管束過嚴，態度粗暴，喬治與她的關係一直不和睦。特別是在子女的教育問題上，瑪麗沒有盡到母親的職責，她未能使喬治受到殖民地最好的教育。在丈夫去世後，她還拒絕像丈夫為前幾個子女所做的那樣，送喬治去英國求學，因此，喬治在學術和理論等方麵的修養是無法與那一時代的一些偉人（如托馬斯·傑斐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等人）相比的，這一缺陷不能不使他抱憾終生。
正是因為缺乏母愛，幼小的喬治過早地成熟了。由於得不到母親的關心，幼年時的喬治便把依戀的目光轉向父親。奧古斯丁不僅受過較好的教育，而且智力超群，品行高尚。他對小喬治十分疼愛，盡管生意很忙，他還是盡量在生活上給小喬治以關心和愛撫，還抽出時間陪他到大自然中去漫遊，給他講曆史故事和童話傳說，教他讀書識字，在智力和道德上給他以熏陶。因此，父親不僅是喬治的文化啟蒙老師，而且還使他懂得了不少做人的基本道理。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記述了這位慈父教子的苦心和小喬治金子一般純淨的品格：喬治幼年時曾不小心砍倒了一棵父親心愛的櫻桃樹，當父親追問時，小喬治坦率地承認了自己的過失。他誠實地說：“我不能撒謊，爸爸，我不能撒謊！是我用斧子砍了櫻桃樹。”而父親則激動地向他呼喚：“快到我的身邊來，我的寶貝！你砍壞了我的樹，我真高興，你已經千倍地把這棵樹償還給我了……你的勇敢行為比一千棵樹更為寶貴！”
為了使兒子受到正規係統的教育，當喬治剛剛懂事的時候，父親就把他送入附近的一所學校裏就讀。據說，這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之一，但實際上學校的條件十分簡陋，淒涼的鍾聲和低矮陰暗的教室陪伴著喬治度過了幾年的學習生活。喬治的第一位老師是一個叫霍比的農民，他所教的都是一些最簡單的科目，如識字、算術等，這些遠遠滿足不了喬治旺盛的求知欲。他的第二位老師是威廉斯先生，也頗具“學者”風度，擅長數學和語法。受這位老師的影響，喬治１１歲時已經學會了讀、寫和計算等基本技能，其中學得最好的課程是數學，並養成了精打細算、一絲不苟和有條有理等好習慣，這使得他終身受益匪淺。
１７４３年４月１２日，喬治的父親突然患急症去世了，年僅４９歲。奧古斯丁為子女們留下了一大筆遺產：ｌ萬英畝土地和４９名奴隸。其中長子勞倫斯分得了波托馬克河兩岸的莊園以及翻砂廠的部分股份；喬治成年後可獲得臘帕赫諾克河畔的土地，共計４４００英畝土地和１０名奴隸以及一些不動產。但喬治卻認為父親留下的教誨要比這些遺產更為重要。
沒有母愛，又失去了慈父，對於年幼的喬治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他悲痛欲絕。然而，在這灰暗憂傷的日子裏，另一個人激發了他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奮鬥進取的希望，這就是他同父異母的長兄勞倫斯·華盛頓。在喬治的早年生涯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像勞倫斯那樣在生活和學識上給他以巨大的幫助和關懷。勞倫斯對喬治表現出真正慈父般的關心體貼，而喬治則對勞倫斯懷有崇敬心理。兩個人感情融洽，趣味相投，這種親密的手足之情不僅愈合了喬治心靈上的創傷，而且對他性格的形成和日後的生涯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勞倫斯比喬治大１４歲，他從小就聰明伶俐，顯示出過人的稟賦和才華，被奧古斯丁看作家族未來的希望。勞倫斯１５歲那年，奧古斯丁就把他送到英國去深造，期望他學有所成，光耀門庭。在喬治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勞倫斯學成回國。在小喬治看來，勞倫斯滿腹經綸，風度翩翩，是一個極富教養的真正的男子漢，在學識和風度等方麵都值得自己崇拜和效仿。而勞倫斯對這個弟弟也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好感，對他愛護備至。
不久，由於英國與西班牙之間爆發了戰爭，勞倫斯應征參加了英國海軍，在弗農海軍上將的率領下赴加勒比海作戰。戰爭給了勞倫斯展示勇氣和才智的機會，他在戰鬥中的表現十分出眾。他勇敢機敏，屢立戰功，因此贏得了弗農等軍事要員們的信任和友誼。喬治目睹了親愛的哥哥披掛戎裝、奔赴戰場的英姿，並聽到了不少關於他英勇作戰的故事，深受感染和激勵。
這一時期，喬治經常與小夥伴們在草坪林地之間搞軍事操練，進行假想的戰鬥和模擬軍事演習。他還自覺地加強了體育方麵的鍛煉，以增強體魄。他所進行的體育項目十分廣泛：長跑、跳躍、拳擊和投擲，等等。由於他生來就強壯有力，又能自覺刻苦地進行鍛煉，使他成為體育競賽中的佼佼者。再加上他少年老成，為人厚道，處理問題果斷，因此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一致推舉為學生軍的“總司令”。
１７４２年秋，戰爭結束，勞倫斯回到家中。不久，弗農上將被召回英國，他希望勞倫斯隨他同去，以便在海軍中發揮才智，謀取功名。這正中勞倫斯下懷。但此時發生了兩件事，使他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並改變了他一生的軌跡。
這一年冬天，他愛上了費爾法克斯縣的威廉·費爾法克斯先生的女兒安妮小姐，並且很快就訂了婚。第二年春天，父親奧古斯丁突然病逝。從此，勞倫斯便在波托馬克河岸邊的莊園裏定居下來，並於這一年７月結婚成家。為了紀念海軍上將弗農先生，也出於對未竟事業的留戀，勞倫斯將莊園改名為弗農山莊。
弗農山莊在波托馬克河畔的小山上，那裏綠樹環繞，鳥語花香，似一個人間天堂，它留住了勞倫斯那顆高傲的心，也深深地吸引了小喬治。父親去世後，小喬治索性搬到了勞倫斯的弗農山莊小住。
父親去世後，勞倫斯對喬治更加關懷體貼了。他不僅十分歡迎常常不期而至的喬治，而且還經常主動接喬治來莊園做客。他那威武的軍人氣質和紳士般的言談舉止對喬治來說具有迷人的魅力；他那淵博的知識和動人心魄的戰鬥故事更使喬治入迷至深，流連忘返。此時，勞倫斯已成為當地一位頗有名望的頭麵人物，他是當地議會的議員和少校副官長，領有定期的薪餉。他已經成了小喬治精神上的依托和崇拜的偶像，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對喬治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１７４７年夏秋之交，喬治正式搬到弗農山莊，與勞倫斯同住。
在弗農山莊居住期間，喬治一方麵領受兄長的教誨和熏陶，另一方麵繼續在學校就讀。這時期，他仍然對數學十分鍾愛，同時又對一門新的學科——土地測量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時，北美的經濟還處在初期發展階段，土地的開發使用在經濟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土地測量便成了當時最熱門的應用學科之一，當一名土地測量員不僅待遇優厚，而且頗受人尊重。喬治有很好的數學功底，學習又十分認真刻苦，很快就精通了這門技能，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土地測量法。同時，在艱苦的土地測量工作中，他還養成了一種認真細致、吃苦耐勞和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風，不論任務多麼艱巨，環境多麼險惡，他都能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地把工作做好。對此，勞倫斯驚喜地稱讚道：“僅僅這種精神本身就能夠創造出奇跡！”
在這一時期，由於勞倫斯的關係，喬治還與勞倫斯的嶽父威廉·費爾法克斯先生的堂兄費爾法克斯勳爵一家相識，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費爾法克斯勳爵居住在距弗農山莊不遠處一個叫“貝爾沃”的莊園裏。那是一座歐式結構的２層磚樓，坐落在林木蔥籠的山嶺上，四周是修整精美的花園，園中盛開著鬱金香、紫羅蘭和牡丹等名貴花木。費爾法克斯勳爵出身於英國望族，在牛津大學讀過書，具有廣博的知識和經驗，閱曆十分豐富：曾做過多次探險旅行，從過軍，當了幾年地方官吏，有時還為《旁觀者》等著名雜誌撰稿。此時他已年近花甲，幾年前在這裏定居下來，過起了隱居式的鄉紳生活。家中兒孫成群，三世同堂，生活充滿了祥和恬靜的氣氛。這是北美荒野之中一個具有優雅的歐洲生活氣息的家庭。
雖然喬治是一個在北美曠野中長大的略帶幾分野性的青年，但他對這個充滿歐洲上流社會氣息的家庭卻非常感興趣。而費爾法克斯勳爵也很喜愛這個聰明睿智的小夥子，曾多次主動邀請喬治到貝爾沃小住，二人結下了忘年之交。他們在一起讀書遊樂，談古論今，共同出入社交場所，還常常騎馬外出獵狐、野餐。喬治還常常一人躲進小屋，津津有味地瀏覽勳爵從英國帶來的曆史、文學書籍和《旁觀者》、雜誌上的文章。通過交往，費爾法克斯勳爵發現喬治品行高尚、談吐不凡，並且膽識過人，騎術高超，在追擊獵物時有一股窮追不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勁。在與費爾法克斯一家的接觸中，喬治增長了知識才華，陶冶了性格，學到了英國上層社會的品行禮儀、道德觀念和溫文爾雅的風度，同時還結識了不少當地的名流，這對於他後來從事政治活動是大有裨益的。
這一時期，為了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使之能與上流社會的氣氛相吻合，喬治曾親手編寫了一本題名為《接人待物行為準則》的小冊子。其內容雖然過於周詳瑣細，甚至有幾分幼稚可笑，但說明喬治從這時起已能注意自覺地塑造自己的形象，開始養成了彬彬有禮、尊重他人和嚴於律己等優秀品格。
大陸會議
１７４９年的夏天，華盛頓被任命為政府測量員。
１７５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華盛頓奉命出使法控北美據點維納吉，並圓滿完成任務。
１７５４年４月，華盛頓首次參戰。７月戰敗，回歸家鄉弗農山莊。
從１７世紀初葉英國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個永久性的居民點起，英國先後在北美洲建立起１３個殖民地。從那時起，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漂洋過海來到這塊新大陸，在這裏共同勞動、生息、繁衍。經過１００多年的辛勤耕耘，大片荒無人煙的處女地被開墾出來，北美各地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北部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南部的種植園農業經濟蒸蒸日上，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
隨著生產貿易的發展和交通郵政事業的進步，原來彼此隔絕的各殖民地之間的經濟聯係大大加強，費城、波士頓和紐約等大城市相繼出現，成了北美的政治經濟中心，統一的北美民族市場已經形成。與此同時，北美的文化教育事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紛紛建立。在此基礎上，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識覺醒了。
由於北美殖民地２／３的人口來自於英倫三島，因此，北美人始終對英國懷有一種天然的依戀之情。但是，英國政府對此卻從未給予應有的關注和珍惜。他們認為，建立殖民地的惟一目的是索取而不是給予，殖民地是英國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它應該為宗主國源源不斷地奉獻上它所有的財富和忠誠，而決不能有絲毫討價還價和抱怨的情緒。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英國政府總是千方百計阻礙北美經濟的正常發展，采取了一係列措施，禁止北美與別國直接通商，嚴格限製在北美發展工業，以保證英國商品在北美市場的傾銷。久而久之，在對母國依戀的感情下，一股分離主義情緒的暗流在北美悄然滋生起來。
在１７６３年以前，由於英國要利用北美殖民地打擊法國在北美的勢力，並沒有嚴格執行上述限製性措施。因此，北美殖民地的經濟仍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繁榮，它與宗主國之間還維係著比較穩定的領屬關係。
但在１７６３年，情況發生了突變。英法戰爭結束，英國在殖民爭霸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於是，它便騰出手來，開始執行嚴厲限製殖民地經濟的政策，大肆對北美進行壓榨。
１７６３年，英國加強了製裁北美走私業的措施，派出大量軍艦到北美海岸遊弋，緝查走私，從而使北美的對外貿易受到沉重打擊，沿海港口城市的經濟迅速陷於蕭條。
同年，英國政府又頒布法令，禁止殖民地居民向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移民，以保護英國毛皮商人的利益。這一措施使殖民地的各個階層都受到了打擊，因為，農民們期望到西部去謀生，種植園主和資產階級則希望去西部發展種植園經濟和進行土地投機。華盛頓早年當測量員時就對西部土地的狀況有所了解，深知西部土地的巨大潛在價值，渴望去西部發展自己的事業，因此，這一法令對他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英國當局似乎仍嫌不足，１７６４年以後又接連頒布了一係列新稅法，例如，１７６４年的《糖稅法》、１７６５年的《印花稅法》和１７６７年的《唐森德稅法》等，強行向北美人民征稅，巧取豪奪，以滿足英國國內的需要。
英國當局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殖民地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由此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英運動。其中《印花稅法》規定：殖民地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貼上“稅資付訖”的印花是英國政府在殖民地征收的第一個直接稅，不僅稅額很高，而且涉及麵廣，直接影響了北美每一個人的生活，因此，北美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鬥爭首先是以反印花稅法為中心展開的，而反對印花稅法的第一次浪潮則發生在華盛頓的家鄉弗吉尼亞。
１７６５年５月２９日，市民院在威廉斯堡開會討論《印花稅法》問題。年輕的律師帕特裏克·亨利發表了演說。他以火一樣的激情和雄辯的口吻論述了印花稅的罪過，義正詞嚴地指出：隻有弗吉尼亞議會才有權利和權力向當地居民征稅，反對此項意見者均為弗吉尼亞的敵人。他在會議上大聲疾呼：“愷撒有他的布魯圖，查理一世有他的克倫威爾，喬治三世應從前車之鑒中吸取教訓。”
就在亨利發表這篇使他享譽全美的著名演說時，華盛頓也在座。他雖然沒有發言，人們也很難從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思想傾向，但他堅定地投票支持亨利的提案。在許多場合，華盛頓一直公開表示熱愛英國，忠於王室。但是，他是一個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弗吉尼亞人，他的根本利益牢牢地根植於北美的沃土之中，他的心髒時刻都與殖民地同胞們的脈搏一起跳動著。
此時，華盛頓雖然在感情上站在北美殖民地一邊，反對英國在北美實施的各種壓迫性政策，但他的觀點和行動並不像帕特裏克·亨利等人那樣激進。他隻是認為：實施《印花稅法》是一個錯誤的舉動，它不僅行不通，而且會給英國和北美都帶來災禍，英國政府應該審時度勢，改弦更張，與北美殖民地和睦相處。事後，他在給親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他說：“大不列顛議會強加於殖民地的《印花稅法》已成為殖民地日常議論的惟一話題。他們認為這種違憲的征稅法是對於他們自由的卑劣的進攻，而且大聲疾呼地反對這種侵犯人民權利的行為。這一稅法及其遠非明智的措施所引起的結果如何，我不願妄加斷言，但它為母國帶來的利益將大大小於內閣的估計卻是我敢於肯定的，我們的全部財富從某種意義上說已在源源流向英國，任何促使我們的進口有所減少的措施，都必定有害於英國的製造業……在目前情況下，即便我們願意執行英國議會的這一法令，要讓人人遵守也是不可能的，或接近不可能。除了我們沒有錢買印花稅以外，還有許多別的有力的原因，足以證明這個法令行不通。”
與華盛頓等殖民地上層人士的溫和態度截然不同，北美殖民地人民早已不願再忍受英國當局的殖民壓迫和歧視了。帕特裏克·亨利的呼聲如同長鳴的警鍾和戰鬥的號角，轟動了市民院，傳遍了全國，喚醒了許許多多北美人的民族意識，人們的愛國激情像熊熊燃燒的火山熔岩一樣猛烈地噴發出來。
８月，波士頓社會俱樂部和兩個勞工協會聯合舉行了反《印花稅法》示威遊行。遊行者乘勢搗毀了副總統托馬斯·哈欽森的官邸，把印花稅局征用的房屋拆毀燒掉，並迫使印花稅經銷商們公開表示不再銷售印花。
１１月，憤怒的紐約群眾在船主艾薩克·西爾斯的率領下襲擊了總督官邸。他們把總督的模擬像吊起來，當眾燒毀，並強迫兼管印花稅票的官員把所有的票據付之一炬。
在人民運動的感召和衝擊之下，各殖民地的上層人士和議會也紛紛行動起來，支持反英鬥爭的正義事業。
在弗吉利亞，被任命為印花稅局局長的喬治·默塞爾在威廉斯堡公開宣布拒絕執行使命。波士頓印花稅局局長的模擬像被群眾處以絞刑，該局長知難而退。廣大人民爆發出陣陣歡呼聲。
１７６５年１０月，在馬薩諸塞殖民地的倡議下，來自９個殖民地的代表集中在紐約，召開了第一次由美利堅人倡議召開的各殖民地之間的會議，專門討論《印花稅法》的威脅問題。會議通過了《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及其不滿原因的宣言》，重申了“無代表即不納稅”的原則，指出：不得人民同意，或不經人民代表的同意，就不能向人民征稅，英國當局的法令侵犯了北美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這次會議表明，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識已經成熟了。
１７７０年３月５日，駐波士頓的英軍與群眾發生衝突，英軍殘忍地向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多人，釀成了流血的波士頓慘案。這是殖民地與英國當局矛盾日益尖銳的結果。
波士頓慘案激起了北美人民更大的義憤，群眾的反抗鬥爭一浪高過一浪，大有爆發革命之勢。為了緩和矛盾，解除殖民統治的危機，英國當局被迫做出讓步，宣布廢除一切商品稅。但是，為了維護宗主國的尊嚴，表示英國有權向殖民地征稅，茶葉進口稅（每磅茶葉納進口稅３便士）被保留下來。於是，在北美人民眼中，茶稅便成了暴政的象征，各地人民紛紛發起不飲茶運動，以此進行抵製。１７７３年１２月的一個夜晚，一群波士頓人化裝成印第安人闖入東印度公司的茶船，把價值１．５萬英鎊的３００多箱茶葉倒入了大海。這一事件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的鬥爭士氣，同時，也深深地激怒了英國國王和他的政府。
這樣，一方麵是英國的暴政，另一方麵是反抗英國暴政的美利堅民族，一場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已經不可避免了。
“波士頓傾茶事件”深深地激怒了英國國王及其政府，使他們暴跳如雷。因為在他們看來，與“波士頓慘案”相比，傾茶事件的性質要更為嚴重，前者是憤怒的英國士兵與失去理智的波士頓暴民之間的衝突，而後者毀滅的是財產，而且是茶葉。要知道，當初英國之所以決定在廢除一切商品稅的同時僅僅保留了茶稅，是因為他們把茶稅作為一種象征，即：它象征著宗主國的尊嚴，表明宗主國享有在殖民地征稅等特權。因此英國政府認為：傾茶事件是反對英國統治的有計劃的行動，必須進行嚴懲，遂蠻橫地頒布了一係列懲罰性的法令：關閉波士頓港直至東印度公司被毀茶葉得到賠償；取消馬薩諸塞的自治權，由英王直接任命議會議員，加強皇家總督的權力，被控在北美犯罪的英國官吏不受殖民地法院審訊，授權英軍可以在北美旅館或無人居住的建築物中駐紮，等等。同時，任命北美殖民地英軍總司令蓋奇將軍為馬薩諸塞總督，並調集軍隊前往波士頓進行鎮壓。
上述法令明顯地剝奪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權利，並造成了波士頓等地的經濟嚴重蕭條，因此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更大義憤和聯合反抗，也成為了第一次大陸會議召開的直接原因。
在反英鬥爭浪潮洶湧澎湃之際，弗吉尼亞議會於１７７４年５月１６日在威廉斯堡開幕。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援助波士頓人民的正義鬥爭。會議通過了針對英國議會高壓法令的抗議書，並指定６月１日為齋戒日，號召全體人民進行祈禱，懇求上帝促使英國及其議會回心轉意，對北美采取公正的態度，使人民免遭戰爭的災禍。
這屆會議雖然被新任總督鄧莫爾強行解散，但包括華盛頓在內的愛國議員們自動聚集到雷利旅館的長形會議室繼續開會。他們憤怒譴責英國的高壓法令是破壞北美自由權利的危險行為，並號召全體人民繼續深入地開展抵製英貨運動。值得提出的是，這次會議期間代表們還簽署了一份通告，建議：由各個殖民地指派代表每年在被認為是最方便的地方召開大陸會議，在會議上商討美利堅聯合的利益所需要的那些措施。據史料記載：這是第一次由一個殖民地的議會正式建議召開大陸會議。
６月１日，英國封鎖波士頓港的法令生效，波士頓港立即陷於癱瘓。整個北美洲都把這一天當作齋戒和祈禱的日子。華盛頓也嚴格執行了齋戒日的規定，並專程來到教堂，懷著虔誠的心情祈求上蒼大發慈悲，賜福於多災多難的波士頓人民。
６月底，華盛頓以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費爾法克斯縣的市民會議，會議通過了一份由他和梅森共同草擬的旨在對英實行貿易抵製的議案。這一議案後來被７月中旬召開的費爾法克斯縣全體代表大會通過。
８月１日，華盛頓代表費爾法克斯縣出席了弗吉尼亞第一屆全省代表大會。在這次重要的會議上，代表們表現出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和革命精神，帕特裏克·亨利大膽地宣布：“不自由，毋寧死。”就連一向沉默寡言的華盛頓也異乎尋常地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堅決支持亨利的激烈議案，並當眾表示：願意出資招募１０００名士兵，率領他們去支援波士頓。會議最後通過了對英進行經濟抵製的決議案，並推舉出７名代表去費城參加第一屆大陸會議。華盛頓也光榮當選，得票數居第三位。
１７７４年８月最後一天的早上，晨霧散去，旭日東升，天氣格外清新晴朗。帕特裏克·亨利和埃德蒙·彭德爾頓來到弗農山莊與華盛頓會合。早餐後，他們在瑪莎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策馬上路，前去參加在費城舉行的大陸會議。此時此刻，３個人的心情都格外興奮，他們仿佛並不是去參加會議，而是在神聖使命感的驅使下，去投身一個偉大而永恒的事業。“春風得意馬蹄疾”，本來需要走一個星期的路程，他們僅僅用了４天時間就完成了。望著費城那帶有西歐中世紀城鎮風格的建築群和街道，他們心底不禁產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就像虔誠的朝聖者終於到達了他們朝思暮想的聖地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