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從遊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遊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先由過去一省或幾省軍閥的“進剿”、“會剿”，後改變為全國性的大規模“圍剿”，並把紅一方麵軍和中央根據地作為“圍剿”的重點。結果怎麼樣呢？越“圍”紅軍越強大，越“剿”紅軍越發展。
一、紅軍剛誕生，蔣介石就下令“根誅”
1927年夏秋間，中國共產黨人先後在南昌、湘鄂贛邊界和廣州等地組織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建立了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
對此，身為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極為不安，他指示各地國民黨軍對起義部隊進行圍攻。1928年蔣介石指使朱培德（時任國民革命軍第3軍軍長）對井岡山發動了四次“進剿”。
1929年，又令魯滌平（時任國民黨軍第9路軍總指揮）和朱培德進行了三次“會剿”。
1930年初，蔣介石派調其嫡係劉和鼎部參加，組織了贛閩粵“三省會剿”。
但是，所有這些“進剿”、“會剿”，都因為國民黨各省軍閥自保實力和內部矛盾而失敗，蔣介石很不滿意。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爭權奪力的混戰，客觀上有利於革命勢力的恢複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展、擴大了。
中央根據地、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等，靠近國民政府的武漢、南京、上海，直接威脅著國民黨的統治。蔣介石視之為“心腹之患”，決心實行“圍剿”。
1930年8月5日，中原大戰激戰正酣時，蔣介石即從中原前線柳河急電南京國民政府“請即發布”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負責三省“圍剿”事宜。
10月10日，蔣介石在中原大戰穩操勝券的情勢下於南京發表了紀念“雙十節”的《告父老文》，該文將“肅清匪共”列為“五項政治措施”之首，明令：“劃定區域，責令分區，各負全責”，按“整個會剿計劃，務使殲滅根株”，“自軍事告終（中原大戰結束——作者注）之日起，期以3個月，至多5個月，限令一律肅清”，並親自上陣“圍剿”紅軍。
二、第一次大規模“圍剿”中央紅軍，國民黨軍被殲1個師部和3個旅
1930年12月7日，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3年前周恩來等人發動八一起義的地方，忽地戒備森嚴，蔣介石抵達這裏，召開“剿共軍事會議”。
幾天之後——12月12日，上海《民國日報》的“南昌通訊”，便報道了蔣介石這一動向：“蔣主席為限期肅清贛境共匪起見，特電召18、新5、新15軍等師長來省開軍事會議，並麵授機宜，各師長將陸續由前方趕到，晚即總司令部行營開會，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紹良、魯滌平及張輝瓚等10餘人……”
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南昌行營主任。
蔣介石駐守南昌指揮“圍剿”
這一天，蔣介石下達第一號作戰命令。認為“紅軍朱、毛各部退居贛南之招攜、藤田、沙溪、東固、萬安一帶；黃公略一部退居永豐、安福一帶；東固附近之紅軍有構築工事企圖頑抗之勢”，為此，命令指出這次“圍剿”的戰略目標是“為消滅各部紅軍之目的，決定於吉安、太和、贛州以東，永豐、樂安、南豐以南地區，向東固紅軍根據地包圍而聚殲之”。各路軍進展地區及到達日期：一、第6軍第8師集中黃陂後，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進至寧都，第49師、第56師及周誌群旅由閩省限25日推進至石城、瑞金，會昌之戰。二、第9路軍之第18師集中永豐，第50師集中長安，清剿招攜、藤田、沙溪的小部紅軍後，限20日到達東固附近。第77師及新編第5師留一部在吉安、吉水，餘向太和進剿，限20日到達。新編第13師在撫州、崇仁，獨立第14旅在南昌、樟樹各任後防。三、第19路軍由萍鄉以第60師向萬安，第61師向太和，均限20日到達。第12師第34旅任贛縣的城防。
蔣介石親自任命孫連仲為江西“清鄉”督辦，譚道源為贛西“剿匪”司令，張輝瓚為永豐縣“剿共清鄉”委員會主任，胡祖玉為贛北“剿匪”司令，朱紹良為福建“剿匪”司令。並提出“圍剿”以贛南為重點。
10月28日，蔣介石親自發布圍剿命令：“一、以殲滅朱毛彭黃及方誌敏各股匪目的，集結第6、第9、第19路軍及行營直屬各部，在贛境內四周包剿各股匪於贛西地區及景德鎮附近而殲滅之。二、所在贛之第5、第18、第50、第新5、新13各師及獨立14旅其他團隊暫編為第9路軍，統歸該總指揮（魯滌平——作者注）指揮。”10月底，奉調蔣軍紛紛入贛，共調集11個師兩個旅，約10萬人，並派定3個航空隊，隨時準備助戰。
11月，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期間，蔣介石以湘、鄂、贛、豫等省土豪劣紳，冒充鄉民，到南京中央黨部請願，偽造民意，要求“政府”發兵“剿匪”；蔣介石立即“接見”，表示“四中全會後本人就赴湘、鄂、贛督剿匪共”。並在會上通過了“剿共剿匪與軍事善後施政急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