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1999年秋，我到加拿大溫哥華參加聖約翰大學的校友會。遇到了不少老同學，其中有一起在傘兵部隊當過翻譯的老戰友。蒙他們熱情相邀，我到美國去跟他們相聚了一段時間。談起了半個世紀前的戰鬥生活，舊聞軼事，豐富多彩。當他們知道我是搞寫作的，都問我為什麼不寫那段傳奇般的生活與人物，因為至今很少人記起或寫過那些滿懷愛國熱情，出生入死的譯員們。我不由長歎……
1949年我剛參軍，領導號召我們向黨交心，詳盡交代自己的曆史與社會關係，作為是否對黨忠誠老實的標準。我滿懷激情，交代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當過傘兵譯員的曆史。那時，我幼稚地認為這是我的光榮，抗日救國，想不到這卻成為我半輩子的罪惡陰影。1952年我被清洗出軍委技術部，主要是因為我有重大曆史問題，是特嫌。因為當時傘兵突擊隊屬於美國戰略情報處，是特務組織，以後肅反、反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都重複提起這一問題。
我清楚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展覽中，明確提出在運動中揪出隱藏多年的中美合作社大特務朱定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以後雖然獲得平反，但對這段曆史，我卻絕對保密，不管是親朋好友，甚至是妻子兒女，都絕口不提，更不要說寫成作品了。
在譯員朋友的督促下，我思前想後，覺得還是自己思想沒有解放。我有什麼愧對於人的呢？當初就是為了抗日，以後就回學校去了。解放前我還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於是就寫了這部《中國傘兵突擊隊》（原名“死戀”）。
這部作品中大部分情節與人物都是真實的，是我戰友的親身經曆，我僅僅加以集中與發展。小說主題仍是反戰，歌頌真正的英雄———小人物。情節的確是尖銳複雜的，但我向來反對用離奇曲折的故事來吸引人。我描寫的是真實的人與人性，他們真實的感情、遭遇與結果一定會引起讀者的共鳴，這是我一貫對文學的主張與實踐。
朱定
2003年3月於石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