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代青銅器

贛江流域地區的文史記載,歸納起來隻有四個字“荒蠻服地”。然而就在人們漸漸淡忘這塊被曆史“忽略”的荒蠻之地的時候,1989年這塊大地卻給人們帶來了驚喜。1989年,在這裏發現了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靜臥在千裏贛江中遊東側的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藝術寶庫。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餘件隨葬品,每一件都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瑰寶,都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它使人們驚訝地看到:一度被視為“荒蠻服地”的贛江——鄱陽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著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珍藏於墓室中的每一件隨葬品,都是這支燦爛文明的最好見證。

新幹大墓是新幹縣大洋洲鄉農民在該鄉程家村澇背沙丘取土時發現的,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幹縣博物館的考古人員進行科學發掘。

新幹縣(舊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區的一個古縣,始建於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縣之一。澇背沙丘位於新幹縣城北20公裏,方圓僅數平方公裏,西瀕贛江僅1公裏。其東南4公裏處是牛城商周遺址,西越贛江約20公裏處為著名的吳城商代遺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個略顯悶熱的日子。沙洲上千餘名鄉民在餘焰猶熾的秋陽下揮汗掘沙。一個青年使勁一鍬下去,“當”的一聲,鍬被一塊硬物阻止,連手臂也感到了震動。呼啦上來幾個人,合力扒開沙層,一件古色斑駁的青銅鼎出現在眼前。人們驚呆了,繼而又發瘋似的挖掘起來,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銅器遍體鱗傷地被人們挖了上來。

消息很快傳到了縣城,分管的副縣長率領文化、公安兩局局長和10餘名幹部迅速抵達現場。

在夜幕降臨的沙洲上,麵對喧鬧擾攘的人群,他們作出了保護文物的決定。

翌日,獲悉此事後,國家文物局作了三條指示:1.組織力量,確保文物安全;2.同意搶救性發掘,但範圍不能太大,首先要確定好方位;3.一定要進行科學發掘。不久,重組發掘隊伍,開始正式發掘。至11月16日,全部遺存已暴露地麵。12月4日,田野發掘工作全部結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運抵江西省博物館,開始了保護、修複和室內整理、研究工作。

這是一次重大發現。在麵積不到40平方米的範圍內,出土各種質地的器物千餘件。除器作較小的玉片之類外,有青銅器475件,玉器754件(顆),修複完整的陶器139件。後經評定,其中有國寶5件。另有一級品20件,一級乙等20件,一級資料2件,2級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銅器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造型、鑄工皆為全國罕見。最為引人注目,禮器,曆來被視為青銅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壺、鹵、瓚、匕等10多種50餘件。它們大都以形體高大、造型美觀,令人讚歎不已。通高90厘米的臥虎大方鼎,兩個高聳的鼎耳上各臥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嚴。四足的立鹿大鼎,高達100多厘米,兩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顧,給人以溫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圓腹鼎等也為青銅器中的巨製。而形態大方或小巧玲瓏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瓚和假腹豆等,則以鑄工精細、紋飾綺麗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顯突出。此七鼎耳上各臥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張,露出三角利齒,展體,屈足,後有上卷尾;足為透雕狀的變體虎形,目圓凸,口大張,三角齒外露,展體,屈足,上卷尾,末端收為尖勾狀,背有勾戟狀凸脊。這種鼎具有濃鬱的地方特點,充分反映了虎在吳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對於扁足鼎,那件被則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對江南的傳播和影響。此瓚以觚形器為體,安上形如玉圭的銅柄而成。形製古樸,紋飾典雅,為商代青銅器中罕見的佳品。攢,《經籍纂詁》訓為“勺也”,是以玉圭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禮製活動中所使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禮器,其名不僅見於商代銘文,且累見於經典文獻。但是,現存商周青銅器中,瓚卻十分少見。據載,目前僅巴黎基美博物館藏有一件中國商代的玉柄銅瓚。這次,它在贛江——鄱陽湖流域地區出土,充分證明中原文化對江南地區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還說明當地的文化的演進階段已處於文明時代。

在新幹大墓出土的這批青銅禮器中,還不乏全國商代遺存中首次發現的孤品或形製異特者,如帶門夾腹方鼎和腹部鏤空的提梁方鹵即是。此二器,被稱為是中國最早的火鍋和溫酒器,評為一級品。

青銅樂器有鐃3件、鎛1件。3件鐃均為形體高大、厚重的“大鐃”,鎛為鳥飾鎛據過去的文獻記載,鎛由鍾發展而來,而鍾的出現是進入西周以後的事。現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裝飾都十分成熟的作品,為研究中國青銅器的曆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三件鐃的出土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鑒於樂器對樂音有著特定的要求,其澆鑄技術較之一般青銅器要求更高,故樂器的出現可作為衡量青銅鑄造業發展水平的標誌。青銅樂器與青銅禮器一樣,也代表擁有者的地位、身份、權力、財富皆遠之高於普通民眾。

兵器出土數量之大、品種之多,屬全國罕見,計有鉞、戈、刀、矛、鏃、戟、胄等10餘種,250餘件。其中一件長近70厘米的蟬紋大刀,刃部鋒銳,寒光閃閃,曲內戈彎曲的內部作成虎首形,圓目銳齒形象逼真,充分展現了百獸之王盛氣淩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氣勢。直內戈的內部,有的鑲嵌綠鬆石,青銅綠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將藝術與實用價值融為一體。被專家們譽為“中華鉞王”的兩件青銅大鉞,均為高、寬近40厘米的煌煌巨製。鉞體中部鏤空,露出兩排三角形銳齒,顯得威風凜凜。商代墓葬中隨葬青銅大鉞,以前僅見於中原少數幾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員或方伯一類上層貴族。這從一個方麵說明,新幹大墓的墓主人是個身份顯赫的人物。

新幹大墓出土的青銅工具共有140餘件,以農業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為主。器物樣式各異,種類頗多,完全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加工工藝需要。其中犁鏵的出土,意義尤為重大。先秦時期的青銅犁鏵,過去僅見四件傳世品,且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經科學發掘的早期青銅犁鏵全國僅此一處,彌足珍貴。它的出土,給商代已有使用青銅犁鏵的犁耕下了定論。青銅農具的大量出土說明鄱、贛地區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銅農具的部族之一;青銅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們能窺見這裏當年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並向人們展示了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繁榮。

青銅器中,還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藝術品:伏鳥雙尾虎、雙麵人頭像和羊角麵具。虎通長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聳耳,粗項直腰,後垂雙尾,作屈足欲奔之勢;背部伏一小鳥,尖喙直頸,斂翅短尾,頗富生氣。虎與鳥和平共處,現實生活中難於見到,當為圖騰遺風。雙麵人頭像,兩麵五官具備,與人臉無異,頭飾雙角卻又類羊;下有方銎可裝柄,上有圓管可插飾物;其貌詭怪、猙獰、恐怖。它們的出上,初步可見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風貌。

玉器的數量、工藝、價值,在隨葬品中僅次於青銅器。計有完整器25種、100餘件,可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6大類,幾乎囊括了中國上古玉器的全部類別,足以說明當時此地的文明程度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們的色澤以偏綠為主,灰色、米黃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質料,經初步鑒定,有和田玉、藍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獨山玉、青田玉,還有水晶和綠鬆石。其產地既有近鄰的湖北、浙江,亦有較遠的陝西、河南,甚至有遙遠的遼寧、新疆。這批玉器,還表現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線陰刻、陽刻浮雕、對穿鑽孔、器表拋光等多種琢玉技術,都非常嫻熟地應用於製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頸部環飾圈點紋為裝飾特點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壺、豆、器蓋等近20種,而以鬲為最多。一些陶器上還刻畫文字、符號,證明當時的文明已具有較高的水平。較之銅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技術,但由於它不易搬遷,又不變質,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文化的性質。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與中原出土者有著作風上的相似之處,但沒有一件與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與江西本地吳城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為中原商代晚期,這與碳14測定的數據也非常吻合。

根據此墓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的造型與紋飾,皆出與中原殷商文化遺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說明當年贛江——鄱陽湖地區的青銅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紋飾、鑄造工藝,以及品類和組合,都表現出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創造的這支文化是與中原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與中原商文化關係密切、交流頻繁,但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可以斷定,當中原地區由商王朝進行有效統治時,江南的先民們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從墓葬規模、出土文物來看,這位墓主人也許就是這個王國的最高首領。虢國青銅列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