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陳駿濤
1995年秋季，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給中國的女性寫作帶來了一股春風！一時間，女性寫，寫女性，成為一種時尚，各種各樣的由女性寫和寫女性的書籍應運而生。僅舉幾種比較有影響的有關女性文學和女性文化的叢書，即可約略窺見一斑：《紅罌栗叢書》（王蒙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風頭正健才女書》（陳曉明主編，華夏出版社），《紅辣椒女性文叢》（陳駿濤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萊曼女性文化書係》（王排、孫鬱主編，作家出版社），《她們文學叢書》（程誌方總策劃，雲南人民出版社），以及《藍襪子叢書》（錢滿素等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和《金蜘蛛叢書》（戴小華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等等。著名作家李國文先生在1995年的一次文壇集會上，很幽默地祝賀女作家們“發了一筆小財”——這裏既有一份真誠，又不無一點調侃！後起之秀、學人女作家徐坤則在她的一篇新作中，不無反諷意味地宣稱：“從此我們的道路越來越明亮！”這種略帶苦澀的歡欣，顯然是有感於女性明亮的道路，由於男性的鋪墊而造成的：
在近一兩年的女性寫作和女性文學中，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這位創作力正處於鼎盛時期的女作家在這部小說中寫了一個上海女人（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的故事，實際上也是寫了一個城市的故事，被認為是“新市民小說”的代表．這部小說所表現的對普通人命運的關愛，蘊涵著深厚的人文主義情懷。王安憶自以為她這部小說的情調雖然有點逼近張愛玲，但其境界卻比張愛玲高出一籌。但也有的評家認為，王安憶由於缺少舊時代的生活體驗，僅靠想象來填補生活的空白，使這部小說，人工編造的痕跡頗重，不如張愛玲之自然天成。
女性寫作的“私人化”和“內傾化”在這些年形成了一股潮流，這在近兩年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批最年輕的當代女作家的崛起，給當代中國文壇增添了新彩。陳染、林白、虹影、海男等人所講述的那些絕對自我的故事，夢囈似的內心獨白，絕對個人化的敘述語言，得到了衰貶不一的評價，但她們的創作無疑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陳染於不久以前出版的長篇小說《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寫了一個患“幽閉症”、帶有某種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女人，她的情感和精神的困境，是當下女性寫作的“私人化”和“內傾化”的突出代表，是一部出類拔萃之作。它的強項和弱項都引發我們對這類寫作作更深一層的思考。
近兩三年才冒出的最年輕的女作家之一徐坤，1995年就出版了兩部小說集：《先鋒》和《女媧》，這位以“荒誕”和“反諷”來穿透生活，穿透知識階層精神世界的文壇新秀，在眾多的女性寫作中可謂獨樹一幟。她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消解性寫作來表現當下知識階層的一種生存困境與尷尬處境，確有入木三分之感。先是上海的須蘭，而後是北京的徐坤，兩位最年輕的女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崛起，並走勢看好，也構成了當今中國文壇的一種景觀．但麵對一片喝彩聲，徐坤能不能經得住考驗呢？她會變得昏昏然，還是變得更為清醒，更為成熟呢？
在近幾年的女性寫作中，散文隨筆是一個十分走俏的領域。許多女小說家、女記者編緝和女學者的加盟，使散文隨筆的作者隊伍不斷擴大，甚至有超越先前專事散文隨筆創作的女散文家的勢頭，其內中的原因是值得深究的。隨著已故的四十年代的女作家蘇青和張愛玲的散文隨筆恢複了人們已逝的記憶之後，黃茵、素素、黃愛東西這些主要從事新聞工作的女作家的所謂“小女人散文”，由於與世俗情懷相拍合，也博得了相當數量讀者的青睞。但是，疑竇也隨即產生：這些所謂“小女人散文”的走俏，有沒有商業文化的背景？它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在女性文化理論頗感匱乏的國度，一些女學者依然潛心於女性問題或文化問題的研究，也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先是盛英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填補了文學史的一個空白，繼之由王緋、孫鬱主編的《萊曼女性文化書係》（作家出版社）則把關於女性問題的研究推及到文化的各個領域。盡管這些成果還有不盡人意之處，但它畢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