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解除心理病態
弄清自己的內在呼聲
在阿爾杜斯·赫胥黎臨近死亡的日子裏，他正處在一項在科學、宗教和藝術之間做出偉大綜合創造的邊緣。他的許多思想在他最後的小說《島》中有所闡述。雖然《島》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為一部討論人能變成什麼樣子的心理著作卻是非常有啟發的。其中教育方麵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為在赫胥黎的理想國中教育體製的目標和我們自己的社會的教育體製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們看一看我們自己社會中的教育，我們可以看到有兩種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壓倒多數的教師、校長、課程設計者、學校督察，讓學生得到在我們工業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是他們工作的主要目的。這些人不是特別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也不會常常問一問他們為什麼要教授他們所教授的東西。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效率，即，在盡可能少的時間、費用和人力的情況下，灌輸最大數量的事實給最大可能數量的學生。另一方麵，少數傾向人本主義的教育家把培養較好的人作為目標，用心理學的術語說，就是以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為目標。
傳統課堂學習通常有一個不言明的目標——使教師滿意從而得到獎勵。在傳統的課堂上學生很快就意識到，創造性會受到懲罰，死記硬背反而會得到獎賞，因而他們集中注意於教師要他們說些什麼，卻不求對問題的理解。由於課堂學習的中心在行為而不在思想，學生學習的也正是如何行動，同時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變。
實際上思想通常起阻礙學習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見，宣傳、灌輸和操作條件作用的效果統統都會消失。讓我們以廣告為例，對於廣告的最簡單的藥劑。你可能在為廣告的閾下效果和動機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為證明某一種牌子的牙膏有臭味，於是你就不會受世界上一切廣告的影響了。
真相對外在學習的破壞性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一個心理學班級對教授開的一次玩笑，當這位教授講條件作用時，學生們密謀向他施加條件作用。教授沒有發覺學生的惡作劇，開始越來越多地點頭，到講課快結束時他已在頻頻地點頭了。當學生們告訴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時，他立即中止了點頭。自然，此後學生不論怎樣微笑也不能再使他點頭。真相使學習消失了。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有多少課堂學習確實是受到無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於真知而被破壞?
學生們已經浸透著外在學習的態度，並會像黑猩猩對撥弄者的技巧做出反應一樣，自然會對分數和考試做出反應。在美國最好的某所大學中，一個男生坐在廣場上讀一本書，他的一個朋友走過他身邊問他為什麼要讀那本沒有被指定的書?讀一本書的唯一理由竟會是它可能帶來外部獎賞。在外在學習的態度包圍中，這樣提問是合乎邏輯的。
為了說明大學教育中內在和外在方麵的差異，舉一個關於厄普頓·辛克萊的故事。辛克萊年輕時發現他攢不夠大學學費，他仔細翻閱了大學學分製規則，發現有這樣的規定：假如學生不能通過一門課，他將得不到這門課的學分，必須以另一門課的學分作為替代；對於這第二門課，學校將不收學費，因為學生已經為他的學分付過一次費了。辛克萊利用這一規定，故意讓每門課都考不及格，結果贏得了自由的教育。
“賺取學位”這一說法概括了側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傳統的教育範式中，學生投資一定量的小時數(稱為學分)，然後便機械般地取得他的學位。大學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識都有以學分形式標明的“現金價值”，這種價值在所教授的各門課程之間是很少或全無區分的。例如，一學期的籃球訓練正如一學期的法國哲學課一樣賺取同樣的學分。在這種背景下，最後的學位被認為是最具有真實價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級學業前離校將會被社會看成是浪費時間，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劇。你們都聽到過母親悲泣訴說她的女兒中途輟學的愚蠢行為吧，為什麼她要在高年級時去結婚，白白“浪費”她本來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學三年的學習價值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在理想的大學中，將不再有學分、學位、必修課。一個人可以學習他想學習的任何東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試將這一理想付諸實行，我們在布蘭代斯大學組織了一係列討論會並稱它為“新生討論會——理智生活入門”。我們宣布：這個課程不設必讀或必寫的作業，也不給學分，學生自己選定討論的課題。並且，我們公開了我們的身份——一個是心理學教授，一個是開業的精神病學家，並且期望通過我們對討論會的說明和我們自己專業興趣的說明能向學生表明誰應該來和誰不該來。參加這個討論會的學生是出於他們的自願，並有至少要對他的成敗承擔一部分責任。在傳統的學校教室裏，情況恰恰與此不同，——那是強製性的，學生總是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得不進去聽課。
在理想的大學中，任何需要內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願以償，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學習。學生群可以包括有創造性的、聰明的兒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樣(因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過感情和心靈學習)。大學將無所不在，它不再局限於一定建築物和一定時刻，教師將是任何有體會並願與他人交流的人。學習與生命同長，活到老學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為一種哲學啟發的、高度教育的體驗。
理想的大學將是一種教育的隱退，使你能試著發現你自己；發現你喜歡什麼，需要什麼；你善於做什麼，不善於做什麼。學生們將選取種種主題，出席種種討論會，雖不敢十分肯定自己應走哪條路，但已在尋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們能很好地利用他們所受到的技術教育。也可以這樣說，理想大學的主要目標將是自我同一性的發展，同時也是使命的發現。
我們說自我同一性的發展，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實願望和特征是什麼，在哪種生活方式中它們能表現出來。你經過學習成為真誠的、忠實的，也就是讓你的行為和言談成為你內在感受真實而自發的表現。我們大多數人已學會避免真誠。你可能正處於一場戰鬥中，你的內髒正因惱怒在激蕩，但假如電話鈴響了，你仍會拿起話筒，親切地應一聲“喂”。真誠是虛偽向零點的下降。
有許多教導真誠的方法。訓練組是一項嚐試，它使你意識到你真正是怎樣的人，你對他人怎樣反應。途徑是給你一個變得誠實的機會，說出你的內部真正在進行什麼活動，而不是掩飾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們描繪為健康、堅強和鮮明的人，他們在感受內在心靈方麵比普遍人更加靈敏、清晰；他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正如他們清楚自己不需要什麼一樣；他們內在的愛好告訴自己，某種顏色和另一種不協調，他們不需要毛衣，因為它使身上發癢，或膚淺的性關係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此相對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虛，失去和他們自身內在信號的接觸。他們吃、喝、拉、撒、睡，都按鍾點安排，而不是接受他們自己身軀的暗示。他們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標準為根據，從選擇食物(它對你有益)和服裝(它正時興)到價值和倫理判斷(我爸爸說的)都是如此。
我們非常善於使我們的孩子弄不清他們自己的內在呼聲。某個孩子可能說：“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媽媽卻回答：“為什麼，你知道你需要喝點牛奶。”或者孩子說：“我不喜歡菠菜。”而媽媽告訴他：“我們必須吃菠菜。”有能力察覺來自內部的這些信號是自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做媽媽的卻弄得這些信號混淆不清，這對她的孩子不會有任何益處。她也能很容易地說：“我知道你不喜歡菠菜，但因為如此這般的理由，你無論如何得吃一點。”
有審美能力的人對於色調、外貌的協調、式樣的適宜等等似乎比多數人有更清晰的衝動聲音。同樣，智商高的人對於理解真理、看出這種關係為真、那種關係非真似乎有強有力的衝動聲音，正如有審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這個領帶適合這件夾克衫而不適合那件一樣。在兒童中進行了大量關於創造性和高智商之間有何關係的調查研究表明，有創造性的兒童似乎是那些有較強衝動聲音告訴他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兒童。而非創造性的高智商兒童的衝動聲音似乎已經喪失，他們變得遵循常規，總是期待父母或老師給予指導或啟發。
關於倫理和價值問題，健康人也較有清晰的衝動聲音。從某種程度來講，自我實現的人已經超越了他們文化的價值。他們與其說僅僅是某國人不如說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類的成員，他們能客觀地看他們的社會，喜歡它的某些方麵，不喜歡另一些方麵。
假如教育的一個終極的目標是自我實現，教育就應該幫助人超越他們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他們的條件作用而成為世界公民。這裏便有了一個如何才能克服他們的文化的問題。麵對一個年幼的孩子時，你如何才能喚醒他對全人類的同胞意識，以便他長大成人以後能仇視戰爭並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呢?教堂和主日學校已經審慎地回避開這項任務，並以向孩子們講授多姿多彩的聖經故事作為替代。
我們的學校和教師應該追求的另一個目標是使命的發現，一個人的命運和歸宿的發現。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麼人，一部分要能夠諦聽你內在的聲音，也就是發現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麼，發現一個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發現一個人的事業，或揭示一個人將為之獻身的聖壇，發現一個人的終生事業有點像發現一個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麵，有一個風俗要年輕人“進行實戰”，和許多人接觸，進行一、兩次戀愛，在結婚前或許還要進行一次嚴肅的試婚。這樣，他們才能發現他們在另一性別的成員中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當他們變得越來越意識到他們自己的需要和願望時，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終也恰恰能彼此發現並結識。在你尋找你的終生事業時，有時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發生。你感覺它很合適，或忽然你發現一天二十四小時似乎太短了，於是你開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們的社會中，卻有許多職業顧問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麼是對於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這一類型的顧問所考慮的隻是社會對航空工程師或牙科醫生的需要。沒有一個人提及，假如你對於你的工作不滿意，你就喪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來講，學校應該幫助孩子們觀察他們自身的內部，並從這種自知中得到一係列價值觀念。但在傳統教育模式的學校中並不講授價值。這可能是從宗教戰爭時代傳遞下來的慣例。在那個時代教會和國家是分立的。統治者認為價值的討論是教會的事，而非教會的學校隻關心其他問題。在嚴重缺乏真正的哲學和訓練有素的教師的情況下，我們的學校不講授價值也許還是一件好事，正如由於同樣的理由不講性教育一樣。
對自己有不同的觀點是人本主義教育哲學所產生的許多結果之一。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幾句話很難說清楚，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它第一次談到一種內在的本質，談到種族性，談到動物性。這和歐洲存在主義者的看法顯然不同，尤其是薩特的。薩特認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設計，完全是而且僅僅是他自己專斷的、沒有輔助的意願的產物。在薩特和一切受他影響的人看來，一個人的自我變成了一種專斷的選擇、一種命令式的意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或做什麼事而沒有任何關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準則。薩特基本上否認生物學的存在，完全放棄了任何絕對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種的價值。這非常接近於使強迫性神經病成為一種生活哲學，其中你能發現我曾稱之為“經驗空虛”的特征——不存在從內部發出的衝動聲音。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和存在主義精神病學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動力學家而不是薩特。他們的臨床經驗使他們設想人有一種本質、一種生物的性質、一個物種的成員性質。我們很容易就能說明“揭示”療法能幫助人發現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實自我，簡單地說，就是他自己的主體生物學，於是，他能進而實現它，“造成他自己”，進行“選擇”。
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種是唯一的一種物種，它發現自己很難為統一的物種。一隻貓就是一隻貓，似乎沒有什麼問題，這是不難理解的。貓似乎沒有什麼複雜性或矛盾或衝突，沒有跡象渴望成為狗，它們的本能是非常明顯的。但人種卻沒有這種明確的動物本能。我們的生物本質、我們的本能殘餘是微弱而難以捉摸的，而且它們很難把握，那些外在的學習比我們深蘊的衝動更有力量。這些人種中最深部的衝動處在本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的場所，它們在那裏是非常微弱的、極端纖細嬌嫩的，若想發現它們隻有深挖，這也就是我說到的內省生物學的所在，生物現象學的所在。
也就是說，尋求自我同一性、尋求自我、尋求自發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閉上你的眼睛，隔斷噪音，摒除雜念，放下一些事務，完全以一種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鬆。這裏的技術就在於等著瞧會發生什麼事，會想到什麼。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謂的自由聯想、隨意浮遊，而不是有什麼固定任務的活動。而如果你這樣做取得成功，並懂得怎樣去做，你將會忘記外部世界及其嘈雜聲音，並開始聽到一些微小的纖細的來自內部的衝動聲音，來自你的動物本性的暗示，這些感受不僅來自你的普通的種族本性，而且來自你自己的獨特本性。
這種現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一方麵談到揭示或發現你的特質，在全世界發現你和每一個他人的不同之處。另一方麵，我又談到發現你的種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爾·羅傑斯所說：“當我們在尋求我們自己個人的同一性時，進入作為特殊而獨特的自我越深，我們也越能發現整個人的種族，這種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呢?”這會很容易使你想到R·W·愛默生和新英格蘭的先驗論者。發現你的種族性到足夠的深度，這兩方麵將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為豐滿的人意味著兩種活動同時進行。你在主觀上體驗什麼是你所特有的，你為什麼是你，你的潛能是什麼，你的風格是什麼，你的步調是什麼，你的愛好是什麼，你的價值是什麼，你的身體的趨向如何，你個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處，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這個過程的同時它又是了解一個人成為像其他人一樣的人意味著什麼，換句話說，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處。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貴也是教育的目標之一。假如生活中沒有歡樂，就不值得生活。很遺憾，許多人從未體驗過歡樂，體驗過那些我們稱之為高峰體驗的全麵肯定生活的極少的時刻。弗洛姆既談到能經常體驗歡樂的樂生者，也談到似乎從未體驗過歡樂時刻的欲死者，這些人對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後者會追逐他們生活中的各式各樣愚蠢的機會，換個方式說，他們為了擺脫自殺的痛苦念頭，他們希望能有一個意外事件來拯救他們。在逆境下，如在集中營中，有的人認為生活每時每刻都很珍貴，不斷地為求生而鬥爭，而另一些人卻任自己毫無抵抗地走向死亡。我們研究發現，隻要你能給那些進行局部自殺的吸毒上癮者提供某種有意義的生活作為替代，他們放棄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學家曾把酗酒者描繪為極度沮喪、厭煩生活的人。他們形容這些人的生存為一種無盡頭的平板經曆，沒有任何高潮和低穀。柯林·威爾遜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義導論》中指出，生活必須有意義，必須充滿高度緊張的時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價值。不然，死的願望就可以理解了，因為誰甘願忍受無盡無休的痛苦或煩惱?
我們知道兒童也有高峰體驗，這在童年期是很常見的。我們也知道，傳統的學校製度是一種壓碎高峰體驗、禁止它們出現的極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師很難容忍兒童歡娛的景象，而且他們不是自然地尊重兒童。自然，一間教室坐滿35個孩子又要在一定時間內教完一節課，這種傳統的模式會強迫教師比她教學生學習體驗一種歡樂感時更注意秩序和安靜。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學和師範學院似乎由此得出一個不言自明的想法：一個孩子過得快活是危險的。要知道，甚至學習閱讀、減法和乘法這樣的困難任務(在工業化社會中是必須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並成為一種樂趣。
幼兒園教育能做些什麼來對抗死的願望，小學一年級能做些什麼來增強生的願望呢?也許它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讓孩子得到一種成就感。兒童在幫助某一比他們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時能得到很大的滿足。不加管轄和約束能使兒童的創造性受到鼓勵。由於兒童模仿老師的態度，老師能受到鼓勵變成一個歡樂的、自我實現的人。父母把他們自己歪曲的行為模式傳遞給孩子，但假如教師的行為較健康、較堅強，孩子將轉而模仿教師。
如何才能實現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為講課者、條件者、強化者和老板的教師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輔導者或教師是承受型的而非幹擾的。
我有一次曾聽說，在拳擊界有一個年輕人，他自己覺得很不錯並想當一名拳擊手，到體育館找到一位負責人說：“我希望當一名職業運動員，願列入您的門下，我願受您管教。”在拳擊界，那時要做的事是試試他。好的經理會挑選出一位職業拳擊手並說：“領他去拳擊場，和他打幾個回合，讓我們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讓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來。”
假如證明這位拳擊手有希望，是一個“天生的”材料，好的經理就會接收他並訓練他，看他是否能成為一位拳擊家，一位更好的拳擊家。換句話說，他認為他的風格是一種天賦，是給定的，他隻能在給定的風格上建造他的未來。他不是一切都從頭來過，他也不會讓新生忘掉他已經懂得的，完全按一種新的模式來練習，那等於說，“忘掉你的身體類型”或“忘掉你的所長”。他承認他的現狀並依據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為的最佳拳擊家。
我深深感覺這是能夠使很多教育界起作用的方式。假如我們要成為輔助者、顧問、教師、引導者或心理治療家，我們就必須接受有關的人並幫助他理解他已經成為何種類型的人，他的風格是什麼，他的能力傾向如何，他適於幹什麼、不適於幹什麼，我們建造的基礎是什麼，他的有價值的原材料是什麼、有價值的潛能是什麼，我們造成一種接受他的本性的氣氛，使他的壓力減弱甚至消失，使畏懼、焦慮和防禦降到最低的程度。
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要關心他，欣賞他和他的成長和自我實現。所有這些聽起來都很像羅傑斯派的醫師，他的“無條件的積極關懷”，他的和諧一致論，他的開放和他的照顧。的確，現在已有證據表明這能“使他顯露出來”，使他有所表現，有所動作，有所嚐試，甚至出錯；讓他自己為人所見。
在這一點上的適當反饋，如在訓練小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組或非指示谘詢中常見的那樣，能幫助他發現他是怎樣的人。我們必須懂得珍視兒童在學校中的“鬧劇”——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結舌的驚訝，他如醉如癡的熱情。至少，我們以欣賞他衝淡的狂喜，他的“興趣”，他的業餘癖好，等等。這些對發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別是能引向艱苦作業——堅持不懈的、全神貫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義的作業。
相反，我覺得也可以設想高峰體驗、敬畏、神秘、驚奇或完美成就的體驗都是學習的目標和獎賞，既是它的開端也是它的終局。假如這對於偉大的曆史學家、數學家、科學家、音樂家、哲學家等等是真實的，我們也不應該試著把這些研究擴大為兒童的高峰體驗的來源，這顯然已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
我在此有必要指出一點，我所得到的支持這些提示的有限知識和經驗大都來自聰明的有創造力的兒童而不是遲鈍的或被剝奪基本權利的或病態的兒童。但我也應該說明，我在辛那儂社區中、訓練組中、Y理論企業中、伊薩冷型教育中心中、格羅夫型幻覺劑研究中、萊因型精神病患者研究中，所得到的有關這些被認為前途無望的成年人的經驗和其他這一類經驗，已經告訴我絕不要事先就把任何人一筆勾銷。
內在教育的另一個重要目的要看到兒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滿足。如果兒童的安全、歸屬、愛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滿足，他是不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講，兒童這時沒有焦慮，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可愛的，知道他屬於這個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儂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們經曆過一種幾乎缺乏任何需要滿足的生活。辛那儂社區裏能創造一種氣氛使他們覺得似乎自己是4歲的孩子，然後讓他們慢慢地在這種氣氛中長大，在那裏他們的基本需要能夠一一得到滿足。
教育的另一個目的是使意識保持清新，使我們能不斷地覺察到生活的美妙無窮。在傳統的教育文化中，我們往往變得失去敏感，以致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勞拉·赫胥黎有一個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鏡，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後觀看立方鏡各邊的光線在花朵上的變化。注視片刻以後，觀察者能忘懷一切並由此引起幻覺體驗，似乎在觀看一件東西的絕對具體的方麵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體驗清新的極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處的別的什麼人就要死去。假如死亡真正威脅到你，你會以不同的方式觀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決不會不帶我們經驗中常有的那種漫不經心的專斷本質去看他，你會更集中注意且更親切地看他。你必須向定型傾向作戰，絕不要讓你自己以慣例態度對待任何事情。
從根本上說，不論是曆史、數學或哲學課，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於讓學生意識到其中的美。我們有必要教我們的孩子領會統一與和諧，領會禪宗的體驗，能夠同時看到短暫和永恒，能夠在同一個對象中看到聖潔和褻瀆。
再一次強調，控製我們的衝動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療過分壓抑者的日子早已過去，我們麵臨的問題恰好相反，是每一種衝動都迫不急待地表現出來。但請注意，這裏的控製並不是指過分壓抑或無限度地壓抑。達到自我實現的人有一套阿波羅式的控製係統，使控製和滿足在一起發生作用，使滿足帶來更大的愉快。例如，他們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張擺滿美食的整潔桌前吃東西那將更為愜意，盡管準備烹調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製。在性欲方麵，也有類似的問題。
理想教育的任務之一是超越虛假問題，並力求解決嚴肅的存在生活問題。一切神經症問題都是虛假問題，邪惡和痛苦的問題才是最真實的。每一個人或遲或早都必須正視，是否有可能通過受苦達到高峰體驗呢?我們曾發現，高峰體驗含有兩種成分，一種是感情的歡樂，一種是理智的啟示。兩者並不一定要同時出現。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極為滿意的，但不會以任何方式給人以啟發。麵臨痛苦和死亡時，可以產生一種非歡樂的啟示，如瑪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歡樂》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有大量研究資料討論死亡心理，而且我們也確實從中發現，有些人臨近死亡時確能體驗到啟示，得到哲學的卓識。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島》中，舉例闡明一個人如何帶著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種不莊嚴的方式被人世拋棄。
學習如何能成為一個好的選擇者是內在教育的另一個側麵，你能教你自己進行選擇。你麵前放著兩杯葡萄酒，一杯廉價的，一杯昂貴的，看你喜歡哪一杯。你是否能閉上眼睛分辨兩種牌子的香煙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沒有什麼不同了。我曾發現我能分辨好壞葡萄酒，因此我寧願多花錢買好葡萄酒。另一方麵，我分不出鬆子酒的優劣，因此我總是愛買便宜的鬆子酒。既然分不出優劣，你何必再分呢?
所謂的自我實現是什麼?我們希望理想的教育製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麼呢?達到自我實現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他的基本需要已經得到滿足，那麼，是什麼動機驅使他變成如此忙碌而勝任的人呢?一個原因是，所有自我實現者都有一個他們信仰的事業，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為之獻身的使命。當他們說“我的工作”時，指的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問一位自我實現的律師他為什麼進入法律界，什麼東西能補償那許多繁瑣事務的勞累，他最終會這樣向你訴說：“原因很簡單，我一看見有什麼人捉弄另一個人，氣就不打一處來，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對於他是終極價值，他說不出他如此重視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藝術家說不出他為什麼珍貴美一樣。
也就是說，自我實現的人之所以會做他們所做的事，似乎是為了終極價值的原故才那樣做，這些終極價值似乎又是為了捍衛一些具有內有價值的原則。他們保護並熱愛這些價值，假如這些價值受到威脅，會惹得他們惱怒，激發他們行動，並往往做出自我犧牲。這些價值對於自我實現的人不是抽象的；它們是自我實現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們的骨骼和血管一樣。永恒的真實、存在價值、純真和完美不斷地激勵著自我實現的人。他們越過了兩極，力圖看到潛伏的渾一，他們力圖整合一切，使它的內容更豐富。
接下來要問的一個問題：這些價值是類似本能的嗎?是生命體中固有的嗎，就像對愛的需要或對維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體中固有的那樣?假如你從你的食譜中排除所有的維生素D，你身體的機能將因此而減弱、甚至會導致死亡。
依此推斷，我們也可以說愛也是一種需要。假如你剝奪了你的孩子們的所有的愛，那會殺死他們。醫護人員已經懂得，得不到愛的嬰兒會由於感冒而夭折。我們對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嗎?我發現假如我被剝奪了真理，我會得一種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樣，不相信任何人，懷疑每一件事，尋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義。這種頑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種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剝奪會導致一種病態——一種超越性病態。超越性病態是由於一種存在價值被剝奪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剝奪也能引起疾病。審美方麵非常敏感的人在醜的環境中會變得抑鬱不安。那很可能會導致很多不良症狀，例如，頭痛、精神低落等等。
我做過一係列實驗證明美的和醜的環境對人的影響。當被試者在一間醜陋的屋子裏判斷所看到的人麵照片時，他們會認為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險人物，這表明在醜的環境中人的麵孔並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來也不好。當然，醜對你的影響有多大，依賴於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較容易地使注意力從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轉移開。進一步看，生活在一種不合意的環境中和齷齪的人在一起是一種致病的因素。假如你與美的和正派的人相處，你會發現你的精神較好，自己也隨著提高。
公正是另一種存在價值。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說明，當人們長期被剝奪了公正時會發生什麼事。在海地，人們弄得對每一件事都懷疑，人與人之間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認為一切的背後都隱匿著陰謀。
我對虛無的超越性病態非常感興趣。我曾遇見過許多年輕人，他們的基本需要已經得到滿足，他們正在有效地運用他們的能力，而且他們沒有任何明顯的心理病兆，所有條件顯示他們能達到自我實現。但他們受到了破壞和幹擾。他們懷疑任何存在價值，包括人過三十都會擁護的一切價值，並認為真理、善良、熱愛等一類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陳詞濫調，甚至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麵對未來的世界喪失了信念，於是，他們能夠做的一切僅限於以一種毫無意義和破壞的方式表示抗議而已。假如你沒有價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為神經症患者，但因為你和實在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擾亂，所以你會受到認識病和心靈病的侵襲。
假如存在價值像維生素和愛一樣不可缺少，又假如它們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麼，人們談論了幾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圖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許多層次的需要構成的，層次係統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頂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價值本身以及它們彼此之間是沒有高低層次的。一種存在價值和另一種是同樣重要的，每一種都能依據其他各種予以說明。例如，真必須是完善的、美的、內容豐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奧林匹斯山神傳說的意義上，它還必須是愛開玩笑的。美必須是真的、善的、內容豐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價值能依據彼此的概念互相說明，我們將能依據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種一般因素在所有這些存在價值的背後——用統計術語說，有一個G因素。存在價值不是一堆互相分離的碎玻璃，而是一塊寶石的不同側麵。獻身於真理的科學家和獻身於公正的律師兩者都是獻身於同一使命，他們每一位都已經發現，一般價值中最適合他的那一側麵就是在他的終身事業中所利用的那一麵。
存在價值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能超越許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靈與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熱愛的工作，獻身於你最崇尚的價值，你會成為盡可能“自私的”而同時又成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經把真理作為你內心最珍貴的價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樣成為你的一部分，那麼，假如你聽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種謊言流傳，你就會如芒刺在背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從這種意義上講，你自身的邊界將遠遠超出你個人私利的範圍而包容整個世界。
接著我們討論“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在童年接受的宗教儀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我對宗教完全失去興趣並毫無“尋找上帝”的念頭。但我的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經超越類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膚又有胡須那種認識水平的人，卻像我談論存在價值一樣談論上帝。超越的神學家認為頭等重要的問題已經成為這樣的問題——如宇宙的意義，宇宙是否有一個發展的方向，等等。宗教傳統的本質是追求完善，揭示價值信奉。許多宗教團體開始公開宣稱，宗教的外部裝飾和標誌，如禮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為這會混淆視聽，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諦。
由於享受並獻身於存在價值的人使他們基本需要的滿足成為神聖的，因此他們也更能享受這種滿足。對於那些能從存在價值的角度也如從需要滿足的角度一樣彼此相待的愛侶，性交也能變成一種神聖的儀式。要體驗精神生活，無須在高山上打坐10年。隻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認知存在價值，就能使肉體和它的一切欲望成為神聖的。
如果我們認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實現和喚醒存在價值，我們將會有一種新型的巨大發展。人會變得更堅強、更健康，並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對自己的生活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套合理的價值指導自己的選擇，人會主動地改造他們在其中生活的社會。趨向心理健康的運動也是趨向精神安寧和社會和諧的運動。成長為豐滿人性的人
假如你隨意挑出一本討論學習心理學的教科書，據我看，它的大半內容都會不切“人本主義”主題。大部分這樣的書都會說學習是聯想的獲得，是技巧和能力的獲得；對於人的性格，那是外部的而不是內在固有的東西，對於人的人格和人自身也是如此。揀起錢幣或鑰匙或財物或諸如此類的什麼東西，也像揀起強化物和條件反射一樣，那在某種很深刻的意義上看是很容易消耗掉的。你獲得了一種條件反射，那又有什麼關係；假如我對一個蜂音器的響聲的反應是流口水然後這又消失了，事實上對於我什麼也沒有發生；我沒有喪失任何重要的東西，不論什麼。我們幾乎可以說，這些大本的討論學習心理學的書沒有多少重要性，至少對於人的核心、人的靈魂、人的本質說是如此。
受到這一新的人本主義哲學的啟發，產生了一種新的學習、教導和教育概念。簡要地說，這樣的概念堅持認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義的目的，與人有關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實現”——人形成豐滿的人性，人種能夠達到的或個人能夠達到的最高度的境界。說得淺顯一些就是幫助人達到他能夠達到的最佳狀態。
在教授學習心理學課程時，這樣的目的要求我們必須做出非常認真的轉移。它將不是一個聯合性的學習。一般來說，聯合性學習一般說肯定是有用的，特別是對於學習那些沒有根本意義的事情或學習那些最終可以調換的手段或方法來說是極為有效的。我們必須學會的許多事情都是這樣的。假如一個人需要記住某一外語的詞彙，他將通過死記硬背學會它。聯合的定律在這裏是有幫助的。或者，假如一個人要養成駕駛中的各種自動的習慣，例如對紅綠燈的反應之類，條件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特別是在一個技術化的社會中，它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就成長為一個更好的人說，就自我發展和自我完成說，或就“成長為豐滿人性的人”說，這些最高的學習經驗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經曆中，這樣的經驗遠比上課、聽講、記憶頭部十二條神經和解剖人腦、或記憶肌止端、或在醫學院上生物課或其他這一類課程中所學的同類知識更重要。
對於我來說，第一個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經曆過的最為重要的經驗。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改變了作為心理學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熱衷追求的行為主義顯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對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個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誕生前就是多麼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據那種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學任何事的學習心理學來思考問題。或者那種華生的理論：“給我兩個嬰兒，我能使一個成為這樣，一個成為那樣。”他似乎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孩子。我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們自己使自己成長為某種樣子。如果孩子太堅持自己的意願時，我們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們經常能施加的最大影響不過是作為某種被孩子反抗的對象。
另一個遠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課程的教育和任何學位更為我所重視的深刻的學習經驗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發現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個基本的經驗是結婚，這是一個遠更重要的經驗。就教育意義而言，這肯定遠比我的哲學博士學位更重要。假如一個人想的是我們都想要的那種智慧、那種理解力、那種生活技能，那麼他必須想的問題就是我稱之為內在的教育、內在的學習，學習做一個一般的人，然後再學習做這個特殊的人。我現在正忙於把握住這一內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現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訴你一些東西。在我看來，傳統教育具有嚴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這一框架想問題，想到成為一個好人，又假如你對你在高中學過的課程提出問題：“我學的三角課如何能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聲音就會回答說：“天曉得!它根本不能!”從某種角度來講，三角學對我是浪費時間。我早年的音樂教育也不很成功，因為它教一個深深愛好音樂並對鋼琴極為迷戀的孩子不要學它。我有一位鋼琴老師，他實際上是告誡我不要接觸音樂，我隻好在長大成人以後重新自學音樂。
請注意一下，我已經在談論目的。這是對十九世紀科學和當代職業哲學的革命性的揚棄，職業哲學實際上是一種關於技術而不是一種關於目的的哲學，因而我曾拒絕把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客觀主義當作討論人性問題的理論，因而我曾拒絕那來自曆史偶然的整個科學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這種偶然曾使科學從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實際上從沒有目的的物作為開端的，物理學、天文學、力學和化學，直到它們變得脫離價值、價值中立，使純描述成為可能時，才真正有所發展。我們現在已經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錯誤在於：這一從研究事物發展而來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應用於對人的研究。這是一種可怕的方法，它是無成效的。
大多數建築在這一實證主義基礎上的心理學，是以客觀主義、聯想主義、脫離價值、價值中立的科學模式為依據的，當它由無數細小事實構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積起來時，肯定不是虛假的，但卻是瑣細的。我願在這裏指出，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學，我認為我們確實應該知道大量對人確有重要關係的事情，但我要堅持說，對人有重要關係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義的技術學會的，也就是由我們已經越來越明確意識到的人本主義科學技術學會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節的開幕儀式上，麥克萊施談到世界形勢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錯誤不在於科學的偉大發現——無論什麼知識和什麼無知，有知識總是比無知識好些。錯誤在於知識背後的信念——知識將改變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識沒有人的理解就像一個答案沒有它的問題一樣，是無意義的。人的理解隻有通過藝術才可能達到，是藝術的工作創造了人的觀點使知識轉變為真理……
就某種意義而言，盡管我理解麥克萊施為什麼這樣說，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談論的是缺少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知識，也就是缺少那樣一些科學的概念。也就是說，它不僅放棄要成為脫離價值和價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擔發現價值的必須任務和責任——依據經驗，發現、證明、核實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價值。這一工作現在正在積極地進行著。
麥克萊施所說的觀點也許適用於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隻有在你還不知道有新心理學的情況下才是適當的。“人的理解隻有通過藝術才能達到”，那在過去是正確的，現在它不再是正確的了。現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於人類理解的知識，在它內部帶有價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識，走向某處的知識。
拒絕這樣的觀點：“藝術的工作創造了人的觀點使知識轉變為真理。”我們最好討論一下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某些標準區分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據我所知，在藝術批評領域中還不存在這類標準。它們剛剛開始存在，我願留下一個經驗的暗示。一種可能性剛剛開始浮現，我們將會有某些客觀的標準分辨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
假如你們的處境和我相似，你們就會知道在藝術中我們已陷入價值的全盤混亂。在音樂中，正試圖證明約翰·凱奇有某些勝過貝多芬的優點，或勝過愛爾維斯·普瑞斯利的優點。在繪畫和建築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混亂。我們不再有任何共有的價值。我不願浪費時間去讀音樂評論，它對我毫無意義。藝術批評也一樣，我也已經不讀了。我發現書評也經常是無益的，存在著一種全盤的混亂和價值標準的無秩序狀態。
例如，《星期六論壇》曾發表了一篇讚揚讓·簡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評論。這是一位神學教授寫的，簡直是一團混亂。評論說，惡現在已變成善，因為這位教授在玩弄詞句時似乎有矛盾的現象：惡假如成為徹底的惡，它就在某種程度上變成善，從而也就有了對雞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
對於花費大量時間力圖從這種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憐的心理學者來說，那是不可理解的。一個已經成長的人怎麼能把這種觀點向青年推薦作為倫理學的一種引導呢?
假如麥克萊施說藝術作品能引導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選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藝術作品，但他的兒子也許並不能被引導。於是，麥克萊施實際上沒有更多的話可說了!因為這一點無法說服任何人。我想這可能是某種信號，表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我們正在轉過一個拐角，某種新事物正在發生，有了一些可以覺察到的差異——不是興味或專斷價值方麵的差異。這些差異是以經驗為根據發現的，它們是正在被發現的新事物，並由此產生各式各樣關於價值和教育的命題。
發現之一是人有高級需要，他有類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資質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榮譽，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發展的自由。高級需要的發現帶有各種革命的涵義。
發現之二是我對社會科學曾提出過的論點：許多人開始發現，物理主義的、機械論的模式是一種錯誤，它已經引導我們……到何處，到原子彈，到美妙的殺人技術，如在集中營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納粹軍官，曾執行命令屠殺集中營裏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我們是不能用實證主義哲學或科學駁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錯在哪裏。就他而論，沒有什麼錯，他的任務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價值的話，他確實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專業科學和專業哲學就是奉獻給忘掉價值這種命題的，就是排除價值的。由此必然把社會引導到艾希曼、原子彈，或天知道到哪裏!
我認為，這種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內容(與目的)分割的傾向會引起這種危險。
對於弗洛伊德做出過的偉大發現，我們現在能夠有所添加。我們現在正在改正他的一個大錯誤理念——無意識僅僅是不合乎需要的惡，但無意識也含有創造歡樂、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倫理和價值等等的根苗。我們現在發覺到，有健康無意識這種東西也如有不健康的無意識一樣。新心理學正在全力研究這一點。事實上存在主義的精神病學家和心理治療家正在把這種理解付諸實踐。各種新的療法也在實踐中。
因此，我們有一個好的意識和一個不好的意識，還有一個好的無意識和一個不好的無意識。而且，就某種非弗洛伊德的意義考慮，善是真實的。弗洛伊德之所以會犯錯，因為他受到自己的實證主義的局限。請不要忘記，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義、化學主義的科學家，他還是一位神經學家。他的一項白紙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發展一種心理學能完全還原為物理學和化學的，這就是他獻身的目標。當然，他自己已證明他的觀點不能成立。
說到我宣稱我們已經發現的這一高級本性，問題在於我們對它做出怎樣的解釋?弗洛伊德式的解釋是還原論的，而且他把它解釋掉了。假如我是一個仁慈的人(這是一種反作用造作)，為了掩蓋我要殺人的憤怒。從某種程度來看，這裏的殺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種試圖遮醜、壓抑的方式，是一種防禦手段，隻是為了使我不致認識到這一個事實——是一個真正的謀殺者。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針對吝嗇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內裏是真正的吝嗇。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說法。現在已很清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進行辯論。例如，他為什麼不說殺人是對愛他們的一種反作用造作?同樣，這也是可以說得通的一個結論，而且，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是更真確的。
但讓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來，回到科學中這一令人興奮的新發展、曆史中這一重要的新時刻上來。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股曆史潮流的中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這樣的，如果再過150年，曆史學家對於我們的時代將說些什麼呢?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是正在進行著的?什麼是已經完成的?我相信，構成報刊大標題的許多東西已經完成了，隻要我們努力堅持下去，人類“生長的尖端”是現在正在成長並將在一二百年內繁榮昌盛起來的東西。曆史學家將談論這一運動是曆史的衝擊。而現在，如懷特海德曾指出的，當你得到一個新的模式時，一個新的範式時，當有了一種新的觀察方法，老的說法有了新的定義，現在意味著另外什麼東西時，你會突然得到一種啟示、一種豁然開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談論的新事物引起的後果之一是對弗洛伊德某一論點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經驗為根據的(非偽善的、或專斷的、或先驗的、或從願望出發的)，否認在個人的需要和社會、文明的需要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內在固有的對立。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有辦法設置條件使個人的需要變得和社會的需要協調一致而不是對立，使兩者為同樣的目的進行工作。我的這個觀點是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陳述。
另外，關於高峰體驗的陳述也是以經驗為依據的。我們曾研究高峰體驗，問過成組的人和單個的人這樣一些問題：你生活中最歡樂的時刻是什麼?或如某一調查者所問的，你曾體驗過超常的歡樂嗎?有人可能會認為，對一般人提這樣的問題可能僅僅招來白眼，但實際上卻有許多回答。很明顯，超常的歡樂都是作為個人的感受隱秘保存著的，因為在公開的場合是不好說的。這些歡樂使人難為情、不體麵，它們“不科學”，因為這對許多人意味著一種根本的罪惡。
在我們對高峰體驗的調查中，我們發現許多激發物和許多能激發高峰體驗的經驗。顯然，幾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數的人，都有高峰體驗或狂喜的時刻。或許也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歡樂、最幸福的時刻是什麼?或許像我所提出的如下問題問自己：在高峰體驗的時刻，你對自己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世界看起來有何不同?你覺得自己像什麼?你的衝動是什麼?如果你在變化，你改變得如何?就經驗報告的簡單統計而論，音樂和性是兩種最容易取得高峰體驗的途徑。鑒於對性的討論還不成熟，我願把性教育撇開，我敢肯定，有一天我們會不再把它當成笑料，而是認真對待並教導兒童，正如說音樂、愛、卓見、美麗的草坪、逗人的嬰兒等等許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樣，性也是其中之一。它們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徑，最廣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徑。
就我們鑒定和研究高峰體驗的目的看，我們很有必要提出一係列激發物的名單。由於名單太長，需要概括說明。似乎任何關於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體驗，任何關於趨向完全正義或趨向完美價值的經驗，都可能引起高峰體驗。當然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但這是我對許多我們集中研究過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種概括，而且在這裏我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說話的。這聽起來不像是科學的談論，但這是一種新的科學。
我曾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說明，已經出現了自亞當和夏娃以來的真正的生育改進之一。這是一篇論述高峰體驗的文章，是一種關於自然生育孩子時的體驗，這能成為高峰體驗的強大源泉。我們知道應該如何鼓勵高峰體驗，我們知道以怎樣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於產婦得到一種偉大而神秘的體驗，這也可以說，一種宗教體驗——一種萌發，一種啟示，一種醒悟，由於在相當數量的高峰體驗中會隨著帶來我曾稱之為“對存在的認知”那樣的結果，因此，人們在交談時提出這樣一種說法——簡直變成一種不同的人。
我們必須為所有這些未耕耘過的、未研究過的問題提供一套新的詞彙，這一“存在認知”實際上含有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所說的認知的意思。你可以說這差不多等於一種幸福的工藝學——純卓越、純真理、純善等等的工藝學。是的，為什麼不可以是歡樂、幸福的工藝學呢?我必須添加一句話，這是唯一已知的、在父輩中誘導高峰體驗的技術。當我的妻子和我開始在大學生中進行這些調查時，我們偶爾發現了許多值得探討的線索。其中之一就是，雖然婦女談論生孩子時的高峰體驗，男人卻沒有這樣說過。現在我們有辦法讓男人也能從生孩子的過程中得到高峰體驗了。這在某種濃縮的意義上表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在改變，看事物不同了，有不同的認識，在一定意義上此後永遠趨向幸福的生活。現在這些都是論據，是通向隱秘體驗的種種途徑。由於這一類資料很多，所以我最好說到這裏為止。
在很多的高峰體驗的報告中，我發現很多來自我們或可稱為“經典”的音樂。我還沒有發現任何高峰體驗來自凱奇的音樂或來自安迪·瓦霍爾電影，或來自抽象表現派繪畫等類藝術，我確實沒有這樣的發現。帶有偉大歡樂、狂喜入迷、似乎看見另一世界或另一種生活水平等等的高峰體驗報告都來自經典音樂——偉大的經典傑作。我也必須報告，這融化於或融合成舞蹈或韻律。隻要涉及這一領域的研究，它們之間的確沒有什麼不同，它們融合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附加說，當我談論音樂把它當作通向高峰體驗的一條途徑時，我當然把舞蹈也包括在內了。在我的印象中，它們已經融為一體了。韻律的體驗，甚至最簡單的韻律體驗——好的倫巴舞(古巴人的一種舞蹈)或孩子們能用鼓敲打出的鼓點，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把這稱為音樂、舞蹈、韻律、體育，或別的什麼東西。對軀體的愛、對軀體的覺知、對軀體的崇敬顯然是通向高峰體驗的良好途徑。好象這些反過來講，又是通向“存在認知”，認識柏拉圖式的本質、內在價值、終極存在價值的良好途徑。請注意，我在這裏用了好象這個詞，因為這不是有保證的，但在統計上是很有可能成為良好途徑的。這種認知又是有治療效果的，它既能促進疾患的治愈，又能促進趨向自我實現的成長，即趨向豐滿人性的成長。
換句話說，高峰體驗往往是有結果的，它們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結果。音樂和藝術在一定意義上有同樣的作用；這裏有某種程度的交迭。隻要一個人能保持他的目標端正，知道他在幹什麼，意識到他正在走向何處，高峰體驗能像心理治療一樣有助益。我們一方麵肯定能消除症狀，如陳腐思想、焦慮的消除等等；另一方麵，我們能發展自發性、勇氣、奧林匹斯山神或上帝般幽默之類的東西，以及發展感性覺知、軀體覺知等等。
最普遍發生的情況是，音樂、韻律和舞蹈是發現自我同一性的最佳途徑。我們是以這樣一種方式構成的，它能使這種類型的誘因、這種類型的刺激對我們的自主神經係統、內分泌腺、我們的情感和我們的情緒發生種種作用。實際上也的確是這樣。我們隻是還沒有足夠的生理學知識，弄不清為什麼會如此。但這是的的確確的，是我們不會弄錯的體驗。
它有點像痛楚，那也是不會弄錯的體驗。也就是說，體驗上空虛的人不知道他們自己身內正在進行著什麼事情，隻能靠鍾表、日程安排定律、常規或鄰人的暗示生活，並且通常受他人左右。音樂、韻律和舞蹈是發現自我是怎麼一回事的一種途徑。很不幸，這種人在人口中占很大部分。這裏有來自內部的信號，有內部喊出的聲音：“天啊，這多好，這是肯定無疑的!”這是一條通道——我們實現自我實現和發現自我的途徑之一。自我同一性的發現是通過衝動的聲音得到的，通過傾聽你自身內部的主要部分、傾聽它們的反應、傾聽你內部正在進行的活動得到的。這也是一種實驗的教育，假如我們有時間討論這個問題，它將引導我們進入另一平行的教育設施、另一種類型的學校。
數學也能引起高峰體驗。實際上，數學和音樂同樣美妙。自然，有一些數學教師是極力防止這種情況的。直到我30歲時，直到我讀到某些討論這個問題的著作時，我才懂得數學也可以作為一種美學來研究。從學習另一種文化的意義上講，曆史學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或古生物學、或科學研究也能如此。在這裏我想再提出我的論據：假如傑出的創造者、大科學家、有創造性的科學家一起工作，那麼他們的談話方式就是高峰體驗。科學家的形象必須改變，它正在讓位給一種對於有創造性的科學家的理解，這樣的科學家是靠高峰體驗生活的。他生活隻是為了迎接光榮的時刻——這時一個問題解決了，這時他通過一架顯微鏡突然間看到事物以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顯現，這是啟示、萌發、豁然開朗、理解、狂喜的時刻；這對他是至關重要的。科學家對此是非常非常羞澀和難為情的。他們在公開場合拒絕談論這方麵的感受，要采取非常非常精心的安排才能得到這方麵的資料，我曾設法完成了這一任務，現在我們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假如一位有創造性的科學家認為他不會因為這些事情而遭遇嘲諷，他將會羞赧地承認，他確曾有過高度激動的體驗，例如，當一項關鍵的相關關係得到證實的時刻等等就是如此。他們僅僅不願談對這些事的感受，至於通常的教科書，更不會勞神討論這樣的問題。
假如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那麼，我可以毫無顧慮地斷言，我們完全有可能改善現在這種狀況。換個方式說，假如我們在哲學上也有足夠的洞察力，我們將有可能利用這些體驗，利用這些極易引起狂喜、極易使人得到啟示的體驗，使人豁然開朗、極端幸福、欣喜若狂的體驗。我們將有可能利用它們作為一種模式來重新評價曆史教學和任何其他教育工作。
最後，我在這裏想要說明的問題，而且我敢肯定地說，這對每一位從事藝術教育的人都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音樂、藝術中的有效教育，要比通常的“核心課程”更為接近我這裏所談論的那種內在教育——一種以學習一個人的自我同一性為一項基本任務的教育。假如教育做不到這一點，它就如同垃圾一般無用。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學會成長，學習向哪裏成長，學習分辨好壞，學習分辨合意和不合意，學習選擇什麼和不選擇什麼。在這一內在學習、內在教導、內在教育的範圍內，我認為，藝術，特別是我曾提及的那些藝術，是非常接近我們的心理和生物的核心的，非常接近這一自我同一性、這一生物同一性的，因此，這些課程不該被認為是某種攪伴過的奶油或奢侈，而必須使它們變成教育中的基本經驗。我的意思是說，這種教育能夠成為無限和終極價值的一種閃現。這一內在教育最好能有藝術教育、音樂教育和舞蹈教育作為它的核心。
我想，把舞蹈作為第一項選擇給孩子們，對於2～4歲的孩子它最容易學的僅僅是節奏。這樣的體驗也是一種非常合適的模式或手段。如果想把其餘的學校課程從它們已經陷入的脫離價值、價值中立、無目標的無意義狀態中挽救出來，我們也許隻有這一條途徑。解除“約拿情結”
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他們的全部基本需要(包括歸屬，情感，家，尊重和自尊)都已得到滿足。這就是說，他們有一種有所依歸感，有根基感，他們的愛情需要已經滿足，有朋友，感到為人所愛，值得被愛，他們在生活中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職責，能得到他人的敬重，並有適當的價值感和自尊。反過來說，就這些基本需要受挫的意義說，就病理學的意義說，這些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不會產生任何焦慮，不覺得無保障、不安全，或者孤單、受排斥、無根底或被隔離，不覺得不被人愛、被拒絕、或不被人需要，不覺得受輕視、被人瞧不起，不覺得毫無價值，也沒有任何自卑和無價值的受傷感。
這當然也可以換種說法。例如，鑒於基本需要被認為是人類的唯一動機，因此有可能而且在某些場合也有必要說，追求自我實現的人是“無動機的”。這是把這些人歸入東方哲學的健康觀一類，認為健康是超越追求，超越欲望或需要。這一點與古羅馬的斯多葛派看法相同。
或者說追求自我實現的人是在表現而非爭取，他們是自然的、自發的和從容不迫的。這種說法還有一個好處，即符合對神經症的看法，認為神經症可以理解為一種爭取機製，是一種合理的(雖然愚蠢而可怕)努力，以求滿足更深層的、更內在的、更生物性的自我需要。
但就某些目的說，最好也能提問：“追求自我實現的動機是什麼?自我實現中的心理動力是什麼?什麼力量促使他行動和奮鬥?什麼驅策(或牽引)這樣的人?什麼吸引他?他希望得到什麼?什麼使他惱怒，使他獻身，或自我犧牲?他覺得對什麼熱心，專心?他重視什麼，企求、渴望什麼?
顯然我們需要區分兩種動機，一種是自我實現水平以下的人的普通動機，即受基本需要所激勵的人的動機，另一種是他們所有基本需要都已充分得到滿足，因而主要不再受這些需要所激勵，而是受“高級”需要所激勵的人的動機。因此，我們最好稱追求自我實現的人的這些高級動機和需要為“超越性需要”，並在動機範疇和“超越性動機”範疇之間進行區分。
已經很清楚了，雖然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可能是超越性動機的先決條件，但它卻不是充足條件。我有個別的研究對象，在他們那裏，顯然的基本需要滿足和“存在性神經症”、無意義狀態、無價值狀態等等是並存的。超越性動機似乎並不會在基本需要滿足以後自動到來。我們還必須說到“對超越性動機的防禦”這一補充因素。為了便於理解和理論上的成立，這意味著有必要對追求自我實現的人提出附加定義，即他不僅沒有疾病，基本需要有充分滿足，能積極運用他的能力，而且受到某些價值觀念的激勵，那是他所追求、探索並甘願為之獻出忠誠。
每一個這樣的人都獻身於號召、事業、熱愛的工作或“他們身外的”某項任務。
在對自我實現的人進行直接考察時，我發現他們毫無疑問都是忠於自己事業的人，獻身於某一“他們身外的”任務，某一事業或責任，或心愛的工作。這種獻身精神非常突出，我們能用事業、使命等過時的詞彙恰當地說明他們對“工作”的忘我而深厚的激情和熱忱。我們甚至還能沿用命運或命中注定這樣的詞彙。我有時甚至談到宗教意義上的奉獻，把自己奉獻給為某一特定任務而設的祭壇，某一自身以外而又大於自身的奮鬥目標，某一非個人的事業。
關於命運的概念，用這一詞彙來表達某一印象其實並不恰當，當你傾聽追求自我實現的人談到他們的工作或任務時，你會得到這樣的印象，你會覺得那是一項心愛的工作，而且，似乎他“生來”就是為了幹這件事的，對於這件事他是那樣的適合，似乎這件事正是為他準備的。你很容易會感到那好象是一種先天設定的和諧，或者，像是完善的愛情或友誼，雙方誰也離不開誰，你為了我，我想著你，在最美滿的情況下，他和他的工作就像一把鑰匙和一把鎖那樣彼此吻合相依相隨，或者像唱出的一個音符和鋼琴健盤上彈出的某一曲調交響共振。
以上所論述的一切對女性研究對象來說，甚至在一種不同的意義上也似乎適用。我至少有一位婦女被試完全獻身於盡母親、妻子、家庭主婦之責。她的事業，你可以直接稱之為養育孩子、侍奉丈夫、維護親友。這方麵她做得非常好，而且就我所知，她是以此為樂的。她全心全意地愛她的命運，從不想別的什麼事情，並能竭盡全力去做。另一些婦女研究對象對家庭生活和職業工作曾做出種種結合的安排，給人以同樣的獻身於某事的印象，似乎這件事情既是可愛的，又是重要的，值得去做的。有些婦女也曾使我不禁認為，他們會把“要一個孩子”這件事本身當作最充分的自我實現，至少那段時間內是這樣，但我也承認，我也對婦女中的自我實現持保距態度。
在理想的情況下，內部的要求和外部的要求配合得很好，“我需要”和“我必須”一致。
我往往有一種感覺，在這樣的情境中，似乎我能把這一由兩重性創造出統一性的交互關係(或合鑄，或整合，或化學反應)的兩類決定因素拆開，而這兩類決定因素能各自獨立變化並且在真實地改變著。其一可以說是個人內在的反應，如“我愛孩子(或繪畫，或研究工作，或政治權力)勝過一切。我瘋狂地愛，……我難以控製，我需要……”。我們可以稱這為“內部的要求”，它的感受是自我沉迷而不是責任。它和“外部的要求”不同而且是分隔開的。後者寧可說是對環境、情境、問題、外界要求於個人的東西的一種反應，就像一場火災“要求”撲滅，或一個無助的嬰兒需要人照顧，或某個明顯的不公正要求糾正一樣。在此，人感到的簡直可以說是責任或義務或職責所在，無可奈何地被迫做出反應，不論他原先的計劃如何，想做些什麼。這寧可說是“我必須，我不得不，我被迫如此”，而不是“我要如何”。
多虧有那麼多的美妙時刻提供出理想境界，把“我要”和我“必須”統一起來。內部要求和外部要求配合得很好。這時，觀察者會由於他所見到的強迫性、不可抗拒性、先天性、必然性、和諧性等等所達的程度而吃驚。而且，觀察者(正如有關的人一樣)會覺得不僅“它不得不如此”，而且“它應該如此，那是正確的、合理的、恰當的”。我常常感到這兩方麵相互依存，這種“二合一”有格式塔(完形)的性質。
很難判定是否可以把這些僅僅稱為“意向”。因為那可能表示，它的發生僅僅是出於意願、目的、決斷或計算，而並不充分著重麵對潮流而寧願順從命運，同時愉快地擁抱命運的主觀感情。理想的情況是，人也努力去發現自己的命運；命運不僅是做出的、構成的、或判定的，它是認識到的，仿佛一個人始終不由自主地等待著它。也許更好的說法是“斯賓諾莎式的”或者“道家的”抉擇或決斷或目的——甚至意誌。
最形象的描述方式是用“陷入情網”來比喻將這些情感傳遞給那些不能直覺地、直接地理解的人，這顯然不同於盡責，或做合理的或合邏輯的事。至於“意誌”，說起來也隻能用於非常特殊的意義。而當兩個人彼此十分相愛時，雙方就都會懂得磁鐵是怎麼回事，鐵屑是怎麼回事，同時兩者結合又如何?
這一理想情境能引起幸運感，也引起矛盾心理和自卑感。
而那些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受也可以用這些比喻來傳遞，即他們的幸運感，巧遇感，感恩之情，敬畏心，慶幸這一奇跡的發生，驚喜他們的入選，感到有一種驕傲和惶恐的奇特混合，以及對不幸者的同情勝過了沾沾自喜，那是人人都能在愛侶中發現的。
當然，幸運和成功的可能也會使各式各樣的神經症畏懼、慚愧感、逆反價值、約拿(《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比喻帶來不幸的人)綜合症等等都進入活動狀態。隻有克服了這些對我們最高可能性的防禦，才能全身心地追求最高價值的實現。
這種水平已經超越了工作和娛樂的二歧化，必須放在更高水平上來對報酬、其餘愛好、休假等加以說明。
他是他自己那樣的人，或他就是他自己，或他在實現他的真我，這是對這樣的人的最高有意義的評估。一個抽象的說法，從這樣的觀察向終極而完善的理想的推論大致是這樣的：這個人是世上最適合這一工作的人，而這一特定工作是世上最適合這一特定人的工作，最適合他的才華、能力和愛好。他是為它準備的，它也是為他準備的。
我們承認這一點並有所感受後，便會自然進入存在和超越的話題範圍。現在我們隻能以存在語言進行富有意義的談話了(“存在語言”，神秘水平的交往，等等)。例如，在這樣的人那裏，很明顯，工作和娛樂之間通常或習慣的脫離已經完全被超越。那就是說，對於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和娛樂之間肯定已無區別。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娛樂，他的娛樂就是他的工作。假如一個人熱愛他的工作並從中得到的享受勝過世上任何其他活動，假如他在工作的任何中斷以後都熱切希望再重返崗位，回到它那裏去，那麼，我們就不能說一個人被強迫去做他所不願做的事並稱之為“勞動”。
例如，關於“休假”一詞在這種特殊環境下的意義。在這樣的人那裏，常可觀察到，在他們的假期中，在他們完全有自由選擇他們願意做什麼的時期中，在他們對於任何其他的人都沒有承擔什麼外部的義務時，恰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愉快地並積極地獻身於他們的“工作”。或者，“想得到某種樂趣”，尋求某種消遣，這時又意味著什麼呢?什麼是他的“責任”、職責、義務呢?什麼是他的“業餘癖好”?
金錢或報酬或薪水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麼意義?顯然，最美好的命運，對每個人而言的最大幸運，莫過於因為做了他熱愛的事而得到報酬了。這正是或幾乎完全是我的許多(大多數?)研究對象所遇到的情境。自然，金錢是受人喜愛的，也是被人們所需要的。但它肯定不是最終的需要，不是目的，也不是終極的目標(存在水平上的工作)，由於它自身固有的獎賞價值，使金錢或薪金支票轉變為一種副產品、一種副現象。這自然和大多數人的情況不一樣，大多數人是為賺錢養家糊口而從事他們並不情願去幹的業務。存在領域中錢的作用肯定和缺失與基本需要領域中錢的作用有所不同。
對這些問題如果在猴子和類人猿中已做出調查研究，將有助於理解我的論點，即這是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科學問題。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關於猴子好奇心的大量研究文獻，和關於人類對真理的渴望與滿足的其他先驅研究。但在原理上同樣容易做到的是探索猿猴和其他動物的審美選擇，不論是否在馴化的條件下，試驗的對象選樣是否健康，或者是在較好或較次的條件下進行選擇，等等。對於其他存在價值如秩序、統一、公正、合法、完全等也一樣，在動物和兒童中，這些都應該是有可能進行探討的。
但很顯然，“最高”的往往被認為是“最弱”的、可有可無的，而且不是迫切的，也最少自覺、最容易被壓抑。基本需要，由於占優勢，可以說是推進到行列之首，因為它們對生命本身更必需，對肉體健康與生存更不可少。不過，超越性需要也確實存在於自然世界和普通人中。在這一理論中並不需要超自然的幹預，也沒有必要任意發明存在價值，它們並不是由經驗所得，也不是邏輯的產物，或意誌行為的結果。其實任何人都能夠揭示或發現存在價值，隻要他願意並能夠重複這樣做。許多這樣的命題能夠公開處理或演示，即同時由兩位或更多的研究者發現。
我敢肯定對高級的價值生活的研究的成功進展，因為可以假設它能隨科學的調查研究而且處於科學的勢力範圍之內。高級價值生活知識的發展不僅能增進人的彼此理解，而且開辟了自我改善和人類改善以及所有社會製度改善的新的前景。當然，顯而易見，我們無需想到“同情的策略”或“精神的技術”便惶恐不安：很明顯，它們一定會和那種“低級的”策略和技術截然不同。
熱愛事業的人一般都能把自身融入工作中去，而且工作也成了他們本身的標誌性特征，工作成為他們自身的一部分。
假如你問這些，自我實現的、熱愛工作的人：“你是誰?”或“你是什麼人?”他肯定會依據他的“職業”回答，如：“我是律師”；“我是一位母親”；“我是精神病學者”；“我是藝術工作者”；等等。即，他告訴你，他把他的職業或任務和他的身份、他的自我等同起來。通常會成為他整個人的一個標簽，即變成他的一個標誌性特征。
或者，假如你問他：“假定你不是一位科學家(或一位教師，一位駕駛員)，你想作什麼人?”或者，“假定你不是一位心理學家，又會怎麼樣?”我想他肯定是一陣茫然，陷入沉思，久久無法作答。或者，能成為一種逗趣，彼此逗著說笑。
實際上，回答是“假如我不是一位母親(或人類學者，企業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就成了另一個人。我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另一個人”。這就像你麵對著“假如你是一個女人而不是男人”時所產生的困惑的反應。
追求自我實現的人所心愛的職業通常己成為他自身的一個標誌性特征，可等同於、結合於、內投射於自我。它成為他的存在的一個不可分解的方麵。
我沒有向某些尚未完全滿足需要的人故意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自己認為，上述結論對於某些人(他們的職業對於他們是一種外部的工作)是不大適用的，而在另一些人那裏，工作或職業能變得在功能上成為自主的，即，他僅僅是一位律師而不是一個脫離律師的什麼人。
他們所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可看成是自身價值的體現。這些任務是深受歡迎的(是內投射的)，因為它們體現了這些價值。即，最終所愛的是這些價值而不是工作自身。
假如你問這些人他們為什麼熱愛他們的工作(或者，更具體地說，什麼時刻他們才能感到工作中的較高滿足，有哪些獎賞使得一切必須的勞作變為有價值的和能較輕鬆承受的，或有哪些高峰時刻或高峰體驗)，你會得到許多特殊類型的回答。
你當然還可得到很多“目的答案”——如“我隻是愛我的孩子罷了。我為什麼愛她?就是愛嘛”；或“我能從提高我的工作業績中得到很多歡樂，有價值的成就，不論它們(令人滿足)的程度如何，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它們是內在的強化因素。
由於帶來公正而感到高興。
由於製止了殘酷和壓榨而感到高興。
自我實現者的動機和滿足，通過他們的工作和其他途徑得到的(在基本需要滿足以外)。
和謊言與虛偽進行鬥爭。
他們希望好心有好報。
他們以做好事為樂。
他們讚美守信、才華、美德，等等。
他們避免招搖、名望、榮耀、受愛戴、受祝賀，或至少是不奢求名譽。不論怎麼說，名譽似乎被看得很淡薄。
他們似乎喜歡愉快的結局，美滿的完成。
他們不需要曲意結交每個人。
他們總是選擇自己的少數幾個目標；不是對廣告、對運動、或對他人的督促做出反應。
他們更喜歡和平、安寧、文靜、適意，等等，而不喜歡躁動、格鬥、戰爭，等等。他們不是各條戰線上的一般戰士，但在“戰爭”中能過得快活。
他們憎恨罪惡的得逞，也憎恨在罪惡麵前退縮畏懼。
他們是善於懲罰罪惡的人。
他們力圖矯正事態，淨化不良情境。
他們似乎也很精明、現實，不常有不實際的時候。
他們設法以某種方式做到既熱愛現實世界同時又力求改善它。
無論如何都有希望能改善人、自然和社會。
他們喜歡有效率，厭惡沒有效率、拖拖拉拉。
他們的戰鬥不是起因於敵意、妄想狂、自大狂、權力欲、反叛等等，而是為了正義。那是以問題為中心的。
觀察表明他們對他們的孩子總是非常喜歡，他們能在幫助孩子成長、成才中得到很大樂趣。
他們不需要或不尋求或甚至非常不喜歡奉承、稱讚、出名、地位、威望、金錢、榮耀，等等。
感激的表示，或至少經常意識到自己的幸運。
無論如何他們似乎都能很現實地分清善惡。
他們在一項工作中能迎接挑戰。
有機會改善環境或改善操作是一種巨大的獎賞，他們能從改善事物中得到樂趣。
他們有一種下意識追求高尚的行為，那是優越者的責任感，就像見多識廣的人有耐心、能寬容，如對待孩子的態度。
他們憎恨(並與之鬥爭)腐敗、殘暴、惡意、不誠實、浮誇、假冒和偽造。
他們極願把事情做好，“工作做得出色”，“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好”。這許多說法加在一起等於“創造好的作品”。
當老板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有權使用公司的錢財，有權選擇扶助某些事業。他們喜歡在他們認為重要的、美好的、有價值的事業上花自己的錢，以行善為樂。
他們力求使自己從幻覺中解放出來，勇敢地正視事實，撕去偽裝。
他們為人才浪費而深感惋惜。
他們不做卑鄙的事，也憎恨別人做卑鄙的事。
他們會被神秘的、未解決的問題、未知的、困難的問題所吸引，而不是被這些問題所嚇退。
他們能把規律和秩序引入雜亂無章的情境或肮髒不潔的情境，並因而深感滿足。
他們往往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有機會發展他的最高潛能，應該有公平的機遇，同等的機會。
他們勇於承擔責任(並能克盡自己的責任)，當然也不懼怕或回避他們的職責，他們響應職責的呼喚。
他們一致認為他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
他們喜歡看到並幫助他人自我實現，特別是青年人的自我實現。
他們喜歡看到幸福，並促進幸福。
他們由於認識高尚的人(勇敢的、誠實的、有效率的、直爽的、寬宏的、有創造力的、聖潔的、等等)而得到很大快樂。“我的工作使我接觸了許多傑出的人”。
他們崇尚較高的效率，使行動節奏更敏捷，更緊湊，更簡單，更迅速，更少花費，能做出更好的產品，用較少的辦法去做，程序簡單，異常靈便，不那麼費力，有安全防護，更“文雅”，不那麼艱苦。
可以設立較少的幾個範疇來將這些得到獎賞的時刻進行分類。我也很清楚，最好而且最“自然”的分類大都是或完全是屬於一種終極而不能再簡化的抽象“價值”，如真理、公正、美、獨特、新穎、嚴密、簡潔、善、幹淨、效率、愛、誠實、單純、改善、秩序、文雅、成長、清潔、真切、寧靜、和平，等等。
專業對這些人來說不是功能自主的，而是一種載體、一個工具，或直接看成是終極價值的化身。對於他們，舉例說，法律的職業是達到正義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或許我能以下述方式傳遞我對這種細微差別的感受：對於某一個人，他喜愛法律是因為它的正義性，而另一個人，一位純粹的脫離價值的專家，也可能喜愛法律，但僅僅把它看作一套自身可愛的法則、判例、程序，它們和運用它們的目的或產物無關。可以說他愛的是運載工具本身，並不涉及它的目的，就像一個人愛一種遊戲，那是除了作為一種遊戲如下棋以外再無其他目的的。
有幾種對以某一“事業”、某一職業或某一的自居作用的區分方法必須學會。一種職業能成為達到隱蔽的和壓抑的目的的一種手段，正像它能成為一種目的自身一樣容易。或者，更恰當地說，它能受缺失需要，甚至神經症需要的激勵，也像受超越性需要激勵一樣。它能受一切或任何那些需要以及超越性需要的激勵以任何構型做出多重決定或過度決定。“我是一個律師，我愛我的工作”，從這樣簡單的陳述中無法了解我。
我意識到，我們更有可能發現一個人的“工作”受超越性動機驅動而不是受基本需要激勵是在他更接近自我實現、更接近豐滿人性等等。對發展水平更高的人，“法律”更有可能成為一種尋求正義、真理、善良等等的途徑，而不是為了經濟保障、讚譽、地位、威望、優越、支配他人，等等。當我提問：你最喜歡你的工作的哪一方麵?能給你最大的愉快的是什麼?你能從你的工作中得到滿意的刺激往往定在什麼時刻?當我提出這一類問題時，這樣的人更容易以內在價值的概念，以超個人的、超越自私的、利他的滿足等等概念作為回答。例如說，看到公正的實現，完成了一件好事，真理取得進展，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等。
這些內在價值或許多等同於存在價值或至少大部分與存在價值有交迭。
之所以存在價值和終極價值或內在價值十分被接受，是因為我一直在對我的不夠堅實的資料進行研究時是這樣設想的，因而產生了這樣的效果。很清楚，在它們之間有相當大量的交迭，而且還可能接近相等。我覺得利用我對存在價值的說明是合乎需要的，因為存在價值可以用那麼多不同的操作方式做出規定性的說明。那就是說，它們是在許多不同調查路線的終端發現，因而讓有的人猜測在這些不同的途徑如教育、藝術、宗教、心理治療、高峰體驗、科學、數學等等之間更符合理論。假如事情真是如此，我們或許發現另一條通向終極價值的道路，即“事業”、使命、天命，也就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的“工作”。自我實現或人性更豐滿的人顯示，不論他們職業內外或工作勞動各個方麵都有一種對存在價值的熱愛和由此而得到的滿足。
也許可以這樣說，所有基本需要都得到充分滿足的人就轉而受內在價值的“超越性激勵”，或不管終極價值以何種方式出現，它都能或多或少起作用。
還可以說：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主要是受到超越性需要——存在價值的超越性激勵，而並非受基本需要激勵。
自我與非我之間的界限已被超越，因為那種內投射說明自我己包含了世界各個方麵。
這些存在價值或超越性動機因而不再單單屬於心靈或機體。它們是內部的，同樣也是外部的。超越性需要，就它們是內部的來看，和一切外在於個人的所需，兩者是互為刺激與反應的。它們之間的界限慢慢變得模糊，即趨向整合在一起。
這說明已經瓦解了自我與非我之間的區分，世界與個人的分化較少，因為世界已被納入自我的軌道。他變成一個擴大的自我，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假如正義或真理或合法性現在對他那麼重要使他和它們打成一片，那麼，它們現在何在呢?在他的皮囊內還是皮囊外呢?此刻這種區別已接近於毫無意義，因為他的自我不再以他的皮膚作為邊界。內部的光現在似乎和外部的光沒有區別。
肯定簡單的自私已被超越而必須做出較高水平上的規定說明。例如，我們知道，一個人有可能把食物讓給孩子吃，這能比他自己吃得到更多的快樂(自私?不自私)，他的自我已大到足以包容他的孩子，傷害他的孩子等於傷害了他。很明顯，這個自我不再能等同於那個生物學角度的個體，那是從他的心髒沿著他的血管供應血液才存在的。心理的自我顯然能大過他自己的軀殼。
熱愛的事業、價值肯定也與親愛的人一樣，能被並入一個人的自我並成為自我的規定性特征。例如，許多人那麼熱情激昂地投身於防止戰爭或反對種族歧視或貧民窟或貧困的活動，因而他們完全願意犧牲一切，甚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而且很清楚，他們並不僅僅為了保全自己的軀體才這樣做的。某種人的東西己超出他的軀體了。他們是為了捍衛作為一般價值的正義，為了全人類的正義，一種作為原則的正義。攻擊存在價值就等同於攻擊任何一個把價值並入自我的個人。這樣的一種攻擊已變成一種人格的侮辱。
融合了個人最高的自我和外部世界，有時意味著融合自我與非我，但這不僅適用於自然世界，而且也適用於其他的人。那就是說，這樣一個人的自我的最受珍惜的部分，與其他追求自我實現的人的最受珍視的部分是同樣的。這樣的自我是相互交迭的。
另外，其他對於價值與自我結合的重要後果諸如對外部世界中或他人中的正義與真理的熱愛。你能在你的朋友追求真理和正義時感到欣慰和快樂，而在他們離開真理和正義時感到由衷的悲哀。這是容易理解的。但假如你看到自己成功地接近真理、正義、美和美德時又如何呢?當然，你也可能會發現，在一種特殊的對一個人自己的超脫和客觀態度中(我們的文化對此沒有留下位置)，你會愛你自己，讚美你自己，像弗洛姆曾描述過的那種健康的自愛那樣。能自尊自重，自我欣賞，自我慰藉並自我激勵，自覺有德，值得愛，值得尊重。因此，一個具有傑出才能的人也可能會保護他的才能和他自己，好象他是某種東西的載體，那是他自己同時又不是他自己，他可能會成為他自己的衛兵。
利用工作來達到低級需要的滿足，是發展水平較低的人的反應，而習慣上將工作看成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則是神經症需要的滿足或作為教養期待的一種反應，但很可能這隻是程度大小不同。或許，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潛在地)受超越性動機支配。
這些人，雖然實際上是為法律，或為家庭，或為科學，或為精神病學，或為教學，或為藝術在工作著，服務於工作的某一慣常類別，受它的激勵，忠實於它，但似乎也受到內在的或終極的價值(或終極的事實，或實在的各個方麵)所激勵，而職業隻是這些價值的載體，這種印象是我通過觀察並與他們交談而得到的。例如，問他們為什麼喜歡行醫，或在操持家務中，或主持一個委員會，或有了一個孩子，或寫作中，究竟有哪些深感愉快的時刻?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他們是為了真、善、美，為了建立秩序、公正、法律和完美而工作，假如我把上麵的具體報告歸結為十來種內在價值(或存在價值)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這些報告說明了他們的渴望是什麼，什麼使他們感到滿足，他們珍視的是什麼，他們日複一日地工作是為了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工作。很明顯，這種價值不在終極價值範圍之內。
我沒有著重去選擇一個特定的控製對象或非自我實現的人來作為研究對象。我可以說，人類的大多數是一個控製組，的確如此。關於一般人對待工作的態度，不成熟的、神經症的和瀕臨病態的人，心理變態者，我確有相當大的把握，從未產生疑義，他們的態度是以獲取金錢、得到基本需要的滿足(而不是以存在價值)為中心，是純習慣，受刺激製約，是神經症的需要，是常規和惰性(未經審查的或無疑問的生活)，是做他人所指示或希望去做的事情。然而，這一直觀的常識或自然主義的結論，對於較細致、較嚴格控製和有計劃、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結論的審查，自然也是很容易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