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中的想象自由在我我比以前更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了，除了產生於自己身上的東西，其他一切對我來說都幾乎毫無意義。──奧斯卡·王爾德人的存在，首先是在時間裏的存在。時間是線性的，看不見也摸不著，但為了把話說得明白，我想對貫穿於人這一生的那個時間段，進行一點添幫補底的加工改造，賦予它一個容器的形象。我的意思是，人這一生所用的時間，就是一隻籮筐的容積，我們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往這籮筐裏填裝東西：裝睡眠呀，裝吃喝呀，裝戀愛婚姻呀，裝炒股搓麻呀，裝起義造反呀，裝為奴做娼呀……這種填裝行為，有時候是不自覺的，但更多的時候可以自覺；有時候是被動的，但更多的時候可以主動。一個人，什麼時候把那隻屬於自己的籮筐塞滿了，什麼時候他的生命即告終結。基於以上認識，我看到了問題的兩個方麵：一是人這一生的“籮筐”有多大，那基本上是老天爺管的事，我們自己不必操心；二是要往“籮筐”裏裝些什麼，那被裝進去的東西質量如何成色怎樣，我們自己則應該做主，客觀因素的製約不能起到決定作用。前者就不必舉例說明了，從一歲那麼小的“籮筐”到一百歲那麼大的“籮筐”，我們肯定都目睹過至少也都有所耳聞，需要多說兩句的是後者。比如，同樣是用文學寫作這種行為填裝自己生命“籮筐”的人，在蘇聯的斯大林時期和在中國的毛澤東時期，就遇到了同一個問題：誠實的書寫是罪過，欺世的謊言能取寵。但我們現在審視過去，看到的卻是兩種迥異的景觀。在蘇聯，有一批業已成名的作家，像布爾加科夫，像阿赫瑪托娃，像帕斯捷爾納克，寧可在生命的“籮筐”裏堆滿痛苦災難，也要發出與自己的生存信條和藝術準則無有牴牾的聲音，讓後來者聞之如聽天籟；而在今日中國，我們除了去捧讀當時“未名”的北島們的詩歌外，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們生命的“籮筐”裏，卻很難找到什麼體麵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其間的差異，是不是與沙皇的傳統要比秦始皇的傳統更仁慈些有關。因為像索爾仁尼琴，像布羅茨基，他們最終是可以流亡國外的；而胡風則要到監獄去經受二十幾年折磨，老舍則更要違背天意地自行修改自己“籮筐”的尺碼。但即使這樣，我們也不能不檢索一番，在胡風“反革命”之前的幾年裏，在老舍“太平湖”之前的十幾年裏，他們那並非一物不留的生命“籮筐”中，盛裝的，是否也是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人裝進自己生命“籮筐”裏那種質量和成色的東西。在這裏，我不是要對比中俄兩國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我試圖引出的，其實是關於自由的話題：從本質上說，自由取決於個體的選擇。當然了，自由存在於感覺之中，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人不能決定自己“籮筐”的大小，這不自由，但人可以大體決定往“籮筐”裏裝什麼東西，這卻是自由；有時往自己的“籮筐”裏裝東西要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這不自由，但除非特殊情況，人卻有權利不往自己的“籮筐”裏裝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這就又自由了。說到底，自由的標誌，不是無所不能的本領，而是斷然拒絕的勇氣；想幹什麼就能幹成什麼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幹什麼就可以不幹則肯定自由。同樣是毛澤東時期的人文知識分子，沈從文和陳寅恪就擁有自由，因為他們主宰了自己。當沈從文無法保證自己文學的誠實時，他可以避免染指，而是去故紙堆中，把盡管無奈但卻同樣有價值的服裝研究盛入自己生命的“籮筐”；當陳寅恪意識到北京並不能讓他的學術純潔時，他可以安於嶺南一隅，把為一個別樣的妓女立傳樹碑當成自己生命“籮筐”中的重要內容。從這樣的角度上看自由，我便也能看清我自己的自由狀況。我不是一個“沒有職業的純粹靠寫作謀生的自由作家”，多年以來，我一直有一份簡單的工作並能得到一筆固定的收入，這筆收入，差不多滿足了我買書抽煙交房租的花銷。但我想，這並不妨礙我參與討論所謂“自由作家”這樣的問題，盡管我也知道，“自由作家”這樣的命名有多麼言不及義。我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逐漸明確地認識到我應該往自己生命的“籮筐”裏裝什麼的。在那之前，我比後來幼稚和貪婪：幼稚表現為我一直以為我能對民族呀國家呀階級呀主義呀什麼的負起某種責任，樂於去為大而無當的理想和一知半解的意義賣命獻身；貪婪表現為我一直很看重人家分房子分官銜分職稱分獎金時是不是能有我杯羹，因為那既是一些可以改善我物質生活的切實利益，更是我們社會裏對一個人價值的確認依據，我曾誤以為那依據也有些道理。結果現實生活及時地擊了我一掌，從多個層麵對我進行了教育啟發，使我在大半年的閱讀與思考後，找到了後來這十年裏我充填自己生命“籮筐”的新的態度和新的方式。我認為，我唯一擁有的東西隻是感官，能盡情享受我的感官，特別是盡情享受我心髒所釋放的種種感覺，差不多是我唯一的需要，而身心自由，則是保證我得以有一個較高享受質量的唯一條件。在我的生存實踐中，我發現我所找到的新的態度新的方式，很合我胃口，能給我帶來多項收益，而它的最大好處，就是讓我越來越抵達了自由而遠離了不自由。現在我已經把自己想明白十年了，我不知道，老天爺為我定做的“籮筐”還剩有多大的空間餘地，但我想，不管它要在一年後封頂還是一百年後封頂，我都願意用我現在的態度和方式去填充它。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喜愛文學，熱衷寫作，一直在追求一種人與文雙重自由的美妙境界。可在前十多年裏，民族國家階級主義這個寫作的出發點和房子官銜職稱獎金這個寫作的落腳點，像一把雙刃劍那樣砍削著我，把我雕塑成了一個戴鐐的舞者，我那種看去中規中矩的生活和寫作，完全被安置在一個虛假曖昧的境地之中，我根本就沒什麼自由可言。可這十年，我對我和我的寫作都有了一個基本的定位，寫作，已經變成了一樁像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那樣隻與我身體發生關係的事情，於是我發現，屬於我的世界反倒廣闊清晰了。這樣一來，雖然我還是經常要被“自由”這一類輝煌字眼攪得心緒不寧，但我已很少再考慮我自己的自由問題。我的意思是──不怕你說我自作多情或偽裝深沉──我現在想的，更是人在天地間、人在社會上、人在人群中、人在自我裏的自由問題；而那個人，則可以是我，更可以是古今中外黑白黃棕所有的人。我除了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還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小說寫作者，但不管作為一個普通生命，還是作為一個經過社會分工被劃歸到“作家”圈中的小說寫作者，我都對自己具備了自由的起碼條件感到滿意。就客觀因素說，首先我擁有充足的時間，由於我已經有能力排除掉任何我不喜歡的事情對我生命的消耗，所以我的全部時間，都可以用於滿足飲食男女讀書寫作這些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說，不再同流合汙和自取其辱，使我獲得了絕對的自我支配權；其次我的工資和稿費能為我提供最基本的物質保障，而我那為數極少的三五親人，不光從不在經濟上給我增加任何麻煩，還都樂於在我購房子買電腦外出旅行這樣的關鍵時刻實施讚助，使我在生活上沒有絲毫後顧之憂。就主觀因素說呢，首先寫作是我最熱愛的事情，寫完了沒處發表也熱愛，發表了沒有稿費也熱愛，讀者看了罵我寫得臭還是熱愛；其次我想寫的東西源源不絕，有趣的故事呀，好玩的想法呀，既清楚又模糊的字詞句呀，它們每時每刻都在我腦袋裏喊著叫著要奪門而出，甚至我已經意識到了，即使有一天，日益嚴重的頸椎病不再允許我把它們變成文字，我隻能在腦子裏邊閱讀它們，它們給予我的愉悅仍將妙不可言；還有就是，我這人無黨無派，不社不群，少師少友……我認為，這樣一些充分的主客觀因素，足以成為我自由的根脈，而我作為一株自由之草能在風霜雨雪中自得其樂，也就變得順理成章。對了，我的自由是在自得其樂中體現出來的，我一向把自得其樂看做人生的一重至高境界，並固執地認定，自由是抵達它的唯一途徑。當然我也非常清楚，我所羅列的那些能讓我自得其樂的主客觀因素，實在脆弱得不堪一擊，因而它們托舉出來的那一片自由，充其量隻是一塊易碎的玻璃，一粒來路不明的小石子就能把它打得七零八落。我知道，除了赤膊上陣的強權政治可以使人丟掉自由，各類隱跡潛形的物質的精神的利益誘惑也同樣會讓人遠離自由，自由的敵人無所不在且能量巨大。但我卻願意這樣看待自由這塊易碎的玻璃：隻要有生命之光的灼照輝耀，一大塊能熠熠閃爍，一小塊也同樣晶瑩四射。在我看來，自由作家這樣的名號，既不是榮譽頭銜也並非賤蔑稱謂，而應該是給予一切用自己頭腦思考、依自己意誌行文的文學寫作者的中肯判斷，它最終要實現的，必須是自由寫作。自由寫作指向一種純潔的精神，聽命的是一顆不羈靈魂的召喚與指引。因為任何來自外部的蠱惑與壓迫都不是改變內心色澤的理由，所以，自由寫作絕不存在雙重標準，也沒有隨意伸縮的上限下限。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外在自由可以是變量、是有條件的，但內在自由永遠應該是常量、是不許討價還價的。我的意思是，自由並不是個多少的問題，而是其強度大小的問題。在這裏，我想舉一下唐朝詩人劉禹錫的例子。流傳至今的劉禹錫詩文為數不少，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在藝術追求上能保持自己獨立風格的人。劉禹錫與韓愈、白居易等聲名赫赫的詩文大家都交情深厚，也了解他們的藝術流派勢力強大，甚至在唱和詩裏，他還能惟妙惟肖地仿效白居易的詩風。但在自己的寫作中，他卻始終恪守自己節製約縮的藝術表現手法，直至創造出一種民歌風的新體裁。但我要說的，並不是劉禹錫如何尊重自己的藝術追求而自創新體，而是要說，他對自己政治信仰那種一以貫之的忠誠態度。八○五年，劉禹錫因政治革新失敗而遭到貶謫，落魄十年後方被召回長安。照理說，為官從政者曲意媚上天經地義，若劉禹錫從此就搖尾乞憐了也無可厚非。可十年落魄的劉禹錫卻信念不改，不光在心裏依然不買當朝權貴的賬，在筆下，還寫出了那首明知會獲罪卻仍要一吐為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這樣一來，他的歸京之日，自然也就成了他的再度受貶之時，他的鬥爭換來的是他的自由又遭到新的剝奪。然而事情沒完。八二八年，即劉禹錫上次回京二度獲罪的十四年後，他又一次奉召重回長安。這一回，這位年已五十六歲的流離之人，麵對掌握他生殺大權的權勢者們，是不是能變得圓滑甚至卑瑣呢？沒有，劉禹錫沒變，他二度歸京後，立刻就痛快淋漓地又寫了一首《再遊玄都觀》，重提舊事，再昭心跡：“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這是一個何等豪邁瀟灑的“前度劉郎”啊！有了這樣一種曆二十四年厄運遭逢卻信念不改的精神力量，劉禹錫作為一個癡迷語言的藝術家，在強大的韓、白詩文成就的陰影裏仍能自成一格獨創新體，也就不足為怪了。心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心靈自由，身體的自由寫作的自由發表的自由就都是空話。對於任何一個渴望實現自由寫作的人來說，實現自由寫作的過程也都是一個增強抗幹擾能力的過程，因為許多幹擾自由寫作的因素都是防不勝防無孔不入的：推開了政治幹擾還有經濟幹擾，脫離了體製幹擾還有市場幹擾，掙出了物質幹擾還有精神幹擾，免除了婚姻幹擾還有血緣幹擾……但是，千萬不要把抗幹擾的過程理解成為逃避的過程。抗幹擾的過程更是拒絕的過程，而拒絕則是主動的選擇，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隻有有選擇能力的心靈才會與自由結緣。至於被動的逃避，即使獲得了自由也沒快樂可言，況且那樣的自由是否真有生命力也值得懷疑。要知道，不論打右派蹲牛棚的折磨還是買轎車購華宅的誘惑，不論文載道詩言誌的鼓動還是評優秀獲大獎的吸引，都是非常好對付的，任何外部強加的幹擾都好對付。最為艱難的，隻是怎樣解決掉自己內心中的內部幹擾，解決掉自己對自己的幹擾。一種連寫作本身都構不成幹擾的寫作，才是真正的自由寫作。如何實現自由寫作，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做的，在我，由於寫作已經成了我感官享受的一個部分，而我的生命“籮筐”在盛裝自覺主動的填充物時，又隻接收能夠激活我身體的東西，所以，我有理由認為我所從事的寫作抵達了自由的境地。至於以後，我該怎樣依據我的生存信條與藝術標準把我的自由寫作進行得更加盡善盡美、純粹潔淨，那就是另一篇文章涉及的話題了。我的女性觀我最早對女人產生興趣，是一九六九年前後，那時候我不足十歲。在那之前，我倒是早就分得清男女，知道我和我爸是一回事，我媽我姐是另一回事，在學校，還知道坐同一座位的男生女生不能“過界”。但也僅此而已。事情悄悄地發生變化，源於我爸變更了工作單位。我爸原來在出版社工作，可沈陽南湖的工業展覽館改號易幟辦成了專門歌頌毛澤東豐功偉績的“紅太陽展覽”後，我爸被派到那裏去負點小責。那時候，我是一個嘴饞的男孩，為了逃避家裏的窩頭鹹菜，就經常追隨爸爸去紅太陽身邊混“政治飯”吃，結果，展覽館這台冷酷的階級鬥爭拓荒機，竟陰差陽錯地開啟了我的性別意識，把一顆溫情的種子撒進我心田，使我從此懂得了愛戀女人。那會兒在我爸手下，充任展覽解說員的，是一群有別於我的女生同學和鄰居阿姨的“另類”女人（現在看來，其實二十上下的她們也都是孩子），她們不嘰嘰喳喳或野蠻粗俗，不瘦小枯幹或臃腫蠢笨，她們個個模樣漂亮、體態婀娜、說好聽的普通話、按照那個時代的時髦標準穿著打扮。後來我想，當時我那麼願意去展覽館，除了願意吃展覽館食堂的白饅頭外，再就是去看那些解說員了，甚至一段時間後，我去展覽館的唯一目的，隻是為了在擺滿毛澤東的圖片、畫像、雕塑的展台間，和解說員們談天說地，嬉戲玩鬧。肯定與負點小責的爸爸有關，那些女人味十足（與那個時代的大部分女人比）的解說員們雖然清高驕矜，卻都願意和我交往，她們與我藏貓貓、過家家、背繞口令，興會淋漓時，個別人還敢於偷偷模仿“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誇張地摟我，吃力地抱我，莫名其妙地與我貼臉甚至親嘴（我那時白皙文靜靦腆，會背的詩詞已超過百首）。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她們在與我打成一片時，除了認為我是個可愛男孩，是否也意識到了我還是男人？反正我意識到了，她們是女人，而且她們這些女人的體味和懷抱，還有著與媽媽的姥姥的體味懷抱大異其趣的神奇美妙與舒適溫暖。這樣，她們的體味和懷抱便幫助我完成了人生長途中的首次自我確認（下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使我這個混沌男孩，眨眼之間就變成了男人。如果我的記憶無大出入，我認為，我作為男人首次出現的勃起與夢遺，應該就發生在那個時候。當然由於“身在此山中”的緣故，那時我隻顧享受解說員們給予我的身心快樂了，無暇對我何以會快樂想得太多；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爸爸被趕往農村勞動改造，我再不能去展覽館與解說員們打成一片了，我才一邊承受著情感失落的巨大打擊，一邊開始艱難而懵懂地去感悟女人，以及感悟與她們有關的一切事情，直到現在。現在，回頭檢索三十年前情感欲望的微妙變化，梳理和辨析一個少年人似是而非的性心理狀況，我得承認，我很難保證其間不無想當然的成分，誇大其詞的演繹與輕描淡寫的遺漏都在所難免。比如，有沒有搞亂邏輯上的因果順序，我就叫不太準：是與解說員們的親近關係催生了我初萌的性意識呢，還是性意識的萌動使我把我與解說員們單純的孩子/成人關係篡改成了曖昧的男人/女人關係？要知道，作為一個十歲的孩子，即便有點早熟，我的經驗儲備和認知能力，也不足以幫助我理智透徹地判斷女人。我對自己的十歲沒什麼把握。一個男人談論女人，總得活過了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才能有點資格吧，甚至仍沒資格。我現在活到四十歲了，可我發現，我對自己有否資格談論女人仍無把握，女人於我，已經越發是鏡花水月了。若一定要把我的膚淺觀點提煉出來，我也隻能說，女人是滋養我生命的最重要的兩種養料之一，另一種是小說。說滋養我生命的養料是女人和小說，即使用“最重要的”限定一下，聽上去也像是謊言，容易讓人從多個角度提出質疑。好像是這樣。但別誤會，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像糧食，像睡眠，像居所，尤其是像金錢那樣的生活必需都不重要。不，我很清楚，它們重要，在許多時候，在更多的時候，它們都比小說和女人重要得多。但在此我讓它們退居二線，卻不是為了自欺欺人，或矯情拿捏裝癡賣俏。畢竟我早過了十歲那樣的蒙昧年齡，連二十歲三十歲那樣的草率年齡偏激年齡都過完了，我自覺我已能比較理性地了解自我把握自我，我估計，我現在得出的任何結論，都接近或屬於成熟結論。一個人的生存理念，不能淩空蹈虛，總要以他的價值觀和幸福觀作為依托。而具體到我身上，那些對我來說有價值的和幸福的事，我認為，就是當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在一個較低層麵上得到解決後，在許多時候，在更多的時候，我能較多地獲得一些既有物質意義也有精神意義的生命體驗：比如與女人戀愛（我一廂情願地單戀單愛也算），比如寫作小說（也包括了閱讀小說思考小說和談論小說）。別人也許不這麼看，不覺得既有物質意義也有精神意義的事情就一定重要；沒關係，我說的是我的觀點。別人也許認為戀愛和小說也都隻有單一的品質，隻有物質意義或隻有精神意義；也沒關係，我是在說我的理解。小說為什麼會成為滋養我生命的重要養料？我不想多說，它屬於其他文章談論的問題；現在我要解釋的是，為什麼我把女人當成滋養我生命的重要養料。說到這裏我需要岔開一句。從我的表述中，你或許嗅到了一絲自以為是的大男子主義的惡俗氣味，好像那些有著鮮嫩肉體冰雪靈魂的活生生的女人，在我這裏，已經與糧食、房屋、金錢，即或是小說，這些僵死的無生命的物質成了沒有差異的同一類“東西”。是的，我是這麼看的，但這跟大男子主義沒有關係，也不是對女性的挖苦輕慢或者褻瀆（本著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原則，我一般倒更不吝嗇挖苦輕慢褻瀆男人）。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比較自我中心，向來覺得在我之外的宇宙社會、人群事件，隻有對我發生影響時才有意義；否則，在我的感知興趣之外，一個天才的誕生與一片樹葉的飄落，一個國家的分裂與一對情侶的交媾，其間沒有任何區別。當然了，在我把人，把螻蟻，把河水的流動與灰塵的覆蓋做等量齊觀時，我自己也早就是天地間一個普普通通的存在物了。我和我頭上飛翔的蚊子與桌上精巧的筆記本電腦，不過都是進化的結果，所不同的隻是，我進化成了我的樣子（包括相貌也包括思想），它們進化成了它們的樣子（包括外形也包括功能）。可是，為什麼我偏要把女人當成滋養我生命的重要養料呢？為什麼不是蚊子或電腦？這很好聯係。你知道的，我沒說我看重被蚊子吸血或上網聊天這樣的體驗，我看重戀愛；而我是一個異性戀者，隻戀愛女人，這樣女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格外高大便理所當然。事情明擺著，若我選擇垃圾，選擇貓狗或男人做戀愛對象，那麼垃圾、貓狗和男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不會渺小。我這人很自尊，其表現形式為，既尊重我所做出的一切選擇，也尊重我的選擇對象。你如果認為我把女人擺到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加以讚美，也是為了曲線自詡，我不會否認，弦外之音正是我熱衷追求的言說效果。我也知道，許多男人讚美女人（拐帶得許多女人也人雲亦雲），都不使用我這樣的理路口徑。他們盛讚的是女人如何真善美，如何能無條件地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包容一切原諒一切，說女人多愛心有母性，像大地一樣寬厚仁慈。可我對這樣的讚美不以為然，還總要拿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地覺得，他們那讚美，對女人來說是口蜜腹劍的捧殺手段，而對男人，則能翻譯成交頭接耳時的私房惡語：你不論怎麼得罪女人也沒關係，反正她總會護犢子般地“愛你沒商量”；即使你玩命地折磨她榨取她損害她，她也能無怨無恨地托著你捧著你，絕不忍心把你甩到外太空去。其核心意思可歸納為：女性屬群是集體傻瓜。那麼，女人值得（男人）讚美愛戀，靠的就是這傻瓜特質嗎？難道男人不值得（男人）讚美愛戀，是因為男性屬群代表假惡醜，男人全都好吃懶做拈輕怕重心胸狹窄品行卑劣嗎？我不同意這樣推論。我也是男人，我覺得，我可從來不少愛心缺母（父）性，我甚至還寬厚仁慈得如同藍天呢。這麼說吧，女人身上的傻瓜特質，不論價值連城還是一文不值，我同樣具備。我把女人這個性別屬群看得重要，沒那麼多冠冕堂皇的高尚理由或陰毒念頭──或許也有過，先哲睿語與世態表象，都能以假亂真混淆視聽；但現在沒了——我之所以讚美女人愛戀女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女人能影響我的大腦皮質活動腎上腺素分泌和體內化學雞尾酒的調配組合。我這個人，喜歡快樂，作為判定我是否快樂的標尺準繩，就是某事某物能否讓我心髒產生那種帶有疼痛的強烈悸動；若心髒有了那樣的悸動，我就能活得理直氣壯，反之則如同苟且偷生。而以我的經驗，多少年裏，隻有女人和小說、小說和女人，以及與她/它們相關的一切，才能（以一種排名不分先後的次序）給我的心髒帶來那種靈肉俱顫的神奇刺激，也正是有了此等依據，我才創造了我的“養料學說”。幾年以前，我發表過一篇小說，名字就叫《為之顫抖》，那種顫抖的感覺，美不勝收妙不可言。還是不說小說，光說女人。在我認識的男人裏邊，好像真沒有厭女主義者，不光不厭，還都喜歡，至少是需要吧。當然每個人喜歡或需要女人的理由各有不同，這導致了他們對待女人的態度也五花八門：有的垂涎三尺，一臉下作；有的由衷欣賞，憐香惜玉；有的表麵上不動聲色，心裏邊欲念翻卷；有的玩笑中咄咄逼人，私下裏恭敬有加；有的熱衷於掰著手指頭數數，如同賈母一語道破的那樣，“見一個愛一個”；有的“三千寵愛在一身”，好比臉色一變就賜美人自盡的“癡情”皇上，以一當十；有的把女人理解成優雅的化身，有的視女人為最好的玩物，有的看重女人的花瓶特點，有的突出女人的工具性能……種種理由是羅列不盡的，而且各種理由還常常要糾纏在一起交叉滲透。那麼在我看來，怎樣的女人能讓我悸動呢？不是我耍滑頭，要做出標準答案，一時我還真難一言以蔽之。隻是我知道，一個女人要是隻會無條件地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包容一切原諒一切，那我看她，就沒什麼感覺，頂多有些憐憫同情，就像憐憫一個認為公道可以主持正義的書呆子，同情一個堅信權力能夠代表真理的天真漢。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包容一切原諒一切，它們可以是我媽的品質我姥的品質，但女人若就因了這樣的品質體現價值，至少在我這裏是行不通的。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媽媽我姥姥不是女人；她們是，她們在她們的男人眼裏，還都是些挺棒的女人。我把她們劃出去另算，是因為我與她們間牽拉著一條血緣的臍帶，她們在我眼裏，便隻能是女親人、女先人，而她們身上的女人特質，則必然受到遮蔽抹煞；畢竟我隻是在血緣概念上才是個別女人的兒子孫子，我更主要的角色是個獨立的男人。所以，我需要關注的，應該是在普遍意義上與我處於對等地位的生理解剖概念上的女人。我的話似乎越說越直白了，很容易授人以低級下流之柄：閉嘴吧，你這個發情周期以年計算的動物，你愛戀女人，隻不過是基於性的原因。怎麼說呢？這樣總結我大體沒錯，讓我不能苟同的是，性的原因在我這裏屬於高級和上流。多年以來，我的肉體的與精神的快樂感受，都離不開女人，因為有了女人，我的生命才真實可感，我的生活才多彩多姿，我也才能在奧勃洛莫夫與西西弗斯這兩個榜樣之間選中後者。但以前，在我以為（以不誠實為前提）麵具與臉皮是同一件東西時，對此我總羞於啟齒；現在我能分清它們是兩回事了，於是，我也就不介意大言不慚恬不知恥和解剖自己嚴於解剖他人了。要知道，作為一個人，我所充當的其他角色，都是變動不居和簡化片麵的：上學時我是個讀書的人，工作後我是個做編輯的人，在強權的威懾下我是個沒有思想的人，在婚姻的研磨中我是個喪失個性的人……而隻有“性的人”（借用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名字）這種角色，才會陪我始終伴我永遠。它與我結合，比小說還早，它離我而去，大約又會比小說更晚。以性為出發點去看我自己兼看女人，怎麼看我們都是天造地設的統一整體，純潔得沒有一點瑕疵；可一旦把女人看成別的，即使隻把她的性器官看成別的，比如看成政治砝碼或牟利商品或交際工具，那我也會覺得受到玷汙的不光是女人，也包括我。我不願意自取其辱，我內心的感受高於一切。因而，我認為我沒權利表裏不一地繞性而行，我負有擦亮性這盞導航燈塔的義務責任。強調一句（冒著畫蛇添足的危險），我所理解的性是肉體與精神的和諧律動，性交隻是抵達性的途徑之一。我對女性的觀念，在早已確定了熱愛讚美這個大主題後，也走過一條曲折彎路。前邊我說過，與女人有關的那些高尚理由或陰毒念頭，我也有過；再有就是，以前我還有過與假冒偽劣的賈寶玉們呼朋引類的偽善曆史。那種時候，若女人有了缺點毛病，我堅決舍不得攻擊譴責，而隻惋惜她枉具女身卻異化成了男性。其實，真賈寶玉的觀點雖然確實放之四海而皆準，但那也是要加些注解旁白才能服人的，因為說女子清爽，可並不一定是說某一個具體的女人，比如江青吧（如果她確如傳媒報道的那樣），“攪得周天寒徹”（毛澤東語）時也清爽若水。這樣我似乎就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說女人是滋養我生命的重要養料，可我並不是在具體地指稱哪個女人，因為若具體，首當其衝的理應是我媽。我媽不光給了我生命，還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我成人，我敢說，若現在我不小心當右派了（我一般不會犯別的錯誤），而這世界上隻有一個人能對我相濡以沫，那準是我媽。但如此望文生義地解析闡釋我的“養料學說”，又非我本意。我的困境在於，作為一個單一的個體，我沒辦法與女性這個性別屬群對峙或對接，把我與女性性別屬群聯結起來的，隻能是一個個姓張姓李的名三名四的具體女人；可這麼一來，在物質變精神後精神還得再變回物質，那個不依我的意誌為轉移的輪回圈圈，便不能不讓我略感氣餒。我得承認，精神一搖身變回物質，就不那麼有趣了，至少，其縮減之後的有趣之處，已逼仄拘泥，再不會像三十年前展覽館解說員們的體味和懷抱那樣神奇美妙舒適溫暖。對此我隻有徒發感慨，如果總能用十歲的眼睛去看女人，那多好呀。可“回歸種子”（借用卡彭鐵爾的小說名字）的情結太學究氣，光提出了問題卻無力解決，要摸著石頭涉水過河，我就必須直麵其勢洶洶的“現實主義衝擊波”。現實是一種這樣的情形，盡管女人的屬群形象在我心中始終高大，可當她們作為具體的性別對象作用於我時，隨著她們間接和直接衝擊我的頻率越來越高，我發現，她們個體身上那種能滋養我的養料成分含量卻越來越低。比如吧，念書時，我通過閱讀小說，為自己尋到的養料之一是間接衝擊我的作家丁玲。記得有人以少見多怪的口氣說到她與丈夫的年齡差時，我曾衝動地表示，丁玲這樣的女人青春永在，雖然我比她小得更多，若她接納我，我依然會毫不遲疑地應召而去。可是後來，我拋棄了她。拋棄她的原因不是年齡差距，不是地位容顏那類問題，而是因為她的文章。她的文章使我感到，再繼續從她那裏汲取營養，我完全可能也麵目全非。再比如，幾年前，我通過身體接觸，為自己選擇的養料之一是直接衝擊我的……這我就不想詳述細說了，我不能在厚著臉皮自曝隱私時，還捎上別人。好在我的意思也大體清楚了，在那個抽象的屬群意義上，一個女人不管是天使還是魔鬼，都能在我的主觀觀照下，以精神的方式內化為讓我甘之如飴的美味佳肴；但作為具象的社會一分子，作為一個作家一個政客一個商人一個職員，她多麼完美，也隻能外化為一個客觀的物質實體，要與男人，與貓狗或垃圾一樣，接受我一視同仁的化驗解剖：有的惹我垂涎，有的令我作嘔，更多的讓我眼口腸胃都沒感覺。這很正常，畢竟除了性器官我還有些別的，女人也一樣，除了性器官也有些別的。所以，不論“現實主義衝擊波”多麼強大，我都認為保持頭腦清醒不算落伍。當女性性別屬群由一個個姓張姓李的名三名四的具體女人出任代表時，即使她的鮮嫩肉體冰雪靈魂有某級組織做過鑒定，也不能代替我對她養料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