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長很為難，撤場就要受批，辦下去，得不償失。大家想出兩全齊美的辦法：隊上喂一兩頭豬應付檢查，把每年的統購指標和飼料糧分到各戶。全隊四十多戶，每年統購豬指標是二十多個，每頭指標豬可在隊上分飼料糧四十斤稻穀，當年誰交統購豬以抓鬮決定。第二年又由未交統購豬的抓鬮。基本兩年輪流一次，周而複始。
政府為了鼓勵大家完成統購任務，社員每交一頭統購豬，憑票在國家糧庫買飼料糧四十斤，買豬肉五斤，豬油三斤，得布票一丈四尺。每年交統購豬的社員都自覺完成任務。隻是每當抽到這個任務時，當年就要喂兩頭豬，一頭交國家，一頭留下自己過年。本縣農村習俗，每家都得殺一頭整豬過年，否則就會被人看不起。
地區社教總團負責鄰近三縣的“社教”運動，省委宣傳部長兼社教總團團長許士傑，把這三縣的小鎮居民全部無條件下放農村，縣城居民也下放不少。本社幾十戶居民下放到十一個大隊。這些新農戶除了剛下放時國家供應半年糧食指標外，另無半點補助。房屋由生產隊解決，農具自備。
各隊十分無奈地接納了他們。下放戶占用了他們有限的耕地，這些小生意人、手工業者，對於農業生產是門外漢。生產人看不起生意人，把他們當包袱。
全大隊八個小隊有五戶下放居民。這幾戶居民都過得比較艱苦。待遇不公，同工不同酬。一等男勞力每天十分工，居民男勞力隻有七分，一等女勞力每天七分工，居民女勞力隻有五分。過了三五年，他們已經磨練成熟練工，無論技術體力勞動態度與本隊社員已經沒有區別了，工分還是差半截，不能明說，又不能向上反映。
差工分就是差報酬，差待遇，差糧食，差生活。沒有人過問，下放戶就像沒娘的孩子。每天隻有幾分硬工分，沒有任何其他軟工分。比如守倉庫，養牛，分飼料分柴草分樹木。屋前後的邊角地，自留地外的荒地，都是下放居民不能問津的。一年要比普通社員低幾千分。分任何東西都按工分測算，下放居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下放居民的子弟，有初高中畢業的，既沒有回鄉知青的天然條件，又沒有下鄉知青的種種優惠。招工招幹參軍推薦升學，醫療費用，困難補助，一概與他們無緣。他們在回鄉知青和下鄉知青的夾縫裏生存。成了三不管，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他們成了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在這大抓階級鬥爭的高潮中，根球更是有了新的獵物。他看中這些下放居民沒有背景，家中或親戚沒實權人物，於是放心鬥他們。每當運動一來，根球找不到階級鬥爭新動向，就拿下放居民開刀。信手拉匹黃牛當馬騎，隨便找點借口就把居民戶推上台鬥起來。五戶下放居民沒有一戶沒上過台挨過鬥，隻求不挨打就燒高香。
一件事，徹底改變了社員對下放居民的看法。我隊下放居民宏三娘擔任飼養員後，隊裏的豬不僅沒有萎縮下去，反而迅速發展。宏三娘把家裏的豬丟給丈夫和小孩管，自己一心一意養隊上的豬。飼養場就她一人，飼養場的事就是她的事，每天讓豬吃得很快很香。欄裏的豬漸漸由長毛變成長架子，變得滾圓發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