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研究性？一開始我並不在意，人們問得多了，也引得我自己不得不常常自問：我究競為什麼要研究性呢？早在美國讀書時，我就讀了不少這方麵的書，為回國後搞研究所做的文獻準備也比較偏重性社會學這一領域。金西、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直到後來的福柯。然而，到此為止，我隻回答了“是什麼”，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麼”。為什麼呢？首先，是我生長的環境和社會氣氛。我屬於20世紀50年代出生、60年代進入青春期、70年代談婚論嫁的一代人。在這30年間，“性”這個東西在中國是一個怪物。在所有公開的場合，它從不在場；可是在各種隱秘的地方，它無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話來說，當時的社會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人們在“陽”的一麵是一副麵孔；在“陰”的一麵是另一副麵孔；在“陽”的場合說一種話；在“陰”的場合說另一種話。而“性”這個話題絕對屬於“陰”的世界。在那30年間，由於性處於社會的“陰”麵，人們的性觀念被扭曲。苴到現在，人身體的這部分器官還是被賦予遠遠不同於腦、心、手、足這些器官的意義、價位和重要性。對〒與性有關的一切，要特別地加以防範，似乎它是一切罪惡的淵源（萬惡淫為首）這種反常的現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說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在“性”的問題上會如此的扭曲、如此的變態、如此的壓抑。打個比方，搞性的研究有點像馮年革命青搞地下工作，有一點冒險犯難的挑戰感覺，有一點越軌犯規的淘氣感覺，外加一點先鋒前衛的叛逆感覺。共次，性的問題與人的權利有關，因此值得研究。在性的領域，許多事與人的基本權利有關，比如人可不可以內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動提出性要求？同性戀伴侶可不可以結婚？虐戀愛好者可不可以組織自己的俱樂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購買和享用性的文字、圖像和影視產品？人可不可以出賣自己的身體？人可不可以參與3人以上的性活動——中國文化一向強調義務，忽視權利。人們習慣於為了盡義務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在我們的文化中，個人的權利常常以社會和國家的名義受到壓製。弗羅姆在講到歐洲中世紀時說：“那時，‘個人’尚未形成。”在當代中國，人們還在以社會、國家和文化的名義壓抑性的表達，原因恰恰在於在我們這裏“個人”尚未形成。因此，義務是好的，權利是壞的；盡義務是美德，要權利是邪惡；盡義務受褒賞，要權利遭貶抑。如果說當代中國人對於經濟、政治、人身安全之類的個人權利已經有了一點要求，那麼在性的領域，個人可以擁有哪些權利卻完全沒有概念。在伸張個人的性權利方麵，人們還遠遠做不到理直氣壯，反倒是心虛氣短得很。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處於“談性色變”的社會氛圍當中。道德保守的人一直沒有放棄純淨社會道德並使之盡量趨向十禁欲主義的目標。在中國一部分人群進入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之後，個人主義漸漸得到應存的地位，也漸漸在人們的觀念中與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區分開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一些“準群體”也漸漸形成為“利益群體”（達倫多夫語），他們希望運用自己的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爭取和保護自己作為一個人的一般權利和作為某個利益群體的成員的特殊權利。在這種鬥爭當中，與性有關的權利也被這些個人或群體提出了議事日程。最後，性的問題與人的快樂有關，因此值得重視。從1840年以來，古老的中國積貧積弱，在許多方麵都落後於西方，以一副貧困病弱、痛苦不堪的形象呈現在這個世界上。在一個溫飽未得解決的貧困社會，性的要求不會提出，人們也不會注意到自己是否擁有了性的快樂。這就是改革丌放前的30年間性的問題從來沒有進入過人們的視野的原因。有一件事曾給我很大觸動，引我深思。那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一位普通的中國學者得到了一次去美國訪問的機會，他的行程安排在美國東部，但是由於在來自國內的人們當中盛傳，位於美國西部的賭城拉斯維加斯有最好的色情表演，他竟然在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不成比例的一大筆錢，幹裏迢迢地跑去看了一場表演。這個事例衷明，在我們的社會中性被壓抑到什麼樣的程度，以致人們會認為做這樣荒唐的事情是值得的。我痛感這些男人活得有多麼可憐、多麼壓抑，為了滿足這麼一點欲望竟要到地球的另一邊、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來實現（幸虧他是一位訪問學者，如果是千部，他還要為此付出挨批評、受處罰的代價）。值得慶幸的是：事情正在起變化。最近20年是中國曆史上社會變革最大最快的20年。根據一位美國學者的統計：英國幾乎用盡了整個19世紀使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15倍；在1870—1930年間，美國花太了60年時間使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3.5倍；日本在1950—1975年這25年間使其人均網民收入增長了6倍；而隻有中國人均網民收入的增長是最快的：從1979年開始的20年間增長了7倍（見2001年6月1日《環球時報》）。這20年，我們的社會在從解決溫飽到富裕起來的道路上迅疾地跑過了其他國家走了幾百年的路。這20年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發展最快的20年，或許也是全人類和全佾界有史以來一個大國發展變化最快的20年。如此之大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改變，不可能不影響到人們觀念的變遷。過去由於溫飽和安全這些低層次的需求長期不得解決而被視為奢侈品的性需求，如今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社會的視野。在馬斯洛的5個需求居次上，當處於第一層次的基本生活需求和處於第二層次的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之後，處於第三層次的愛和歸屬的需求、處於第四層次的被人尊重的需求以及屬於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的需求也就順理成章地提了出來。中國人在性的各個領域中的需求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被提上議事日程的。近代以來，戰亂和貧困一直是中國人的基本命運，快樂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來說是—個太高的奢求。而新的曆史機遇竟然已經使快樂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快樂對於普通的中國人將不再僅僅是一個奢侈品，而是一個可望又可即的目標。福柯曾經認為，政權的更迭不一定是革命，而普通國民卡路裏攝入量的提高倒有可能算是真正的革命性變革。套用他的思想，我們可不可以認為：普通中國人生活快樂程度的提高與許多所謂“大事件”相比，要更加重要、更富於革命性？中國人—向篤信：飲食男女，人之人欲存焉。解決廣飲食問題又滿足了性的欲求的中國人將是快樂的人，將亨有快樂的高質量的生活。中國人將摒棄百餘年來那一副病弱痛苦的形象，以健康而快樂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麵前。在中國做性研究的實踐意義正在於此：使每一個中國人在擺脫貧弱和痛苦之後，享受到快樂的人生。木書就足要考察最近20年間中國性文化的變遷：哪些行為規範改變了，山現了哪些新的現象、新的問題；人們的性觀念有了哪些改變，還有哪些陳規陋習在壓抑著我們，或者概括地說，快樂離我們的生活究竟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