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國人的大概率價值觀人們都承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著諸多不同。例如，從家庭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被認為是一個賦於家庭以特別重要地位的文化，有人因此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家庭至上主義（familism）的社會；還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我近幾年在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問題上所做的一係列研究（擇偶標準、青春期戀愛、浪漫愛情、獨身、婚前性行為規範、婚姻支付、自願不生育、婚外戀、離婚、同性戀等），也為這種差異提供了證據。但是，我認為家庭至上主義、家庭本位這些提法隻是對現象的概括，還不是對它的解釋。為此，我嚐試提出中國的大概率現象和中國人特有的大概率價值觀這一對概念，以便對上述文化差異作出解釋。一、中國的大概率現象綜觀我近年所做的有關中國人婚姻家庭行為方麵的實證調查材料，印象最深的一個現象就是：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相當的整齊劃一，在結婚、生育、婚前性關係、婚外戀、離婚等類事情上，人群大都呈現出一種大多數對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而西方社會則不然，在上數各個方麵往往隻是一般的多數對少數的分布。例一：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30歲以上的從未結過婚的人口隻占30歲以上人口總數的2。81%；而在美國，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單身者家庭；在加拿大，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單身者家庭。例二：在我國，自願不育者僅屬鳳毛麟角，百不挑一，他們的選擇也常常被人視為怪異；而在原西德，全部夫婦中生兒育女的隻占約60%；在80年代的美國，18至34歲的婦女中自願不育者占到11%，在較為激進的大學當中，自願不育者的比例在1970年曾經高達18%。例三：根據我在北京市所做的隨機抽樣調查，樣本中承認自己有婚外性行為的隻占3。7%，加上沒有發生性關係的婚外戀，也隻占6。4%。但在美國，40多年前金西做調查時，40歲以下的人當中，承認自己有過婚外性行為的在女性中占到26%，在男性中高達50%。1980年的一項全美調查表明，美國有婚外性行為的人在男性中占60%，女性中占3540%。在澳大利亞26至50歲的女性中所做的一項抽樣調查也表明，43%的人有婚外性行為。例四：在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中，對男性婚外性關係持反對態度的高達95。4%，對女性婚外性行為持反對態度的更高達96。2%。人們對有感情因素在內的婚外性關係稍微寬容一些，但持否定態度者仍高達93。1%（針對男性）和94。5%（針對女性）；而在西方社會中，一般公眾對婚外性關係的容忍程度卻要高得多。例五：根據我的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有過婚前性行為的人隻占15。5%（其中包括相當數量隨後結婚的伴侶）；而在一項對美國15至19歲未婚女性的調查中，已有過性經曆的占到92%，其中60%以上的人在15至16歲發生第一次性關係；另一項對澳大利亞大學生的調查也表明，45%的男性和27%的女性有過婚前性行為。例六：根據北京市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對婚前性行為持允許態度的人僅占樣本的30。5%，其前提還必須是兩人確定關係已準備結婚；如果僅僅相愛尚未決定是否結婚，擇持允許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人數比例下降至11。3%；假如把前提換作僅僅是兩性偶然互相吸引（無感情因素在內），則持允許發生婚前性關係的人數比例繼續下降至區區2。7%。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婚前性容許程度要寬容得多，例如，在以色列克布茲人中，有76%的男青年和55%的女青年認為，隻要有感情即可發生性關係；就連算不上是個完全的西方國家的原蘇聯，婚前性容許程度也高於中國（38%的調查對象對婚前性關係持肯定態度）。例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離婚率近年雖有提高，但仍然保持在1。43%（以年平均人口為分母計算）的低水平上，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離婚率要高得多。以上舉例旨在說明一個問題：在中國，一切有異於常人的行為，無論是單身、不育、離婚，還是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所麵臨的都是占壓倒優勢的人群和他們所崇信的行為規範。僅僅這種極大概率對極小概率的不均勻分布本身，就在無形中給隸屬於極小概率行為模式的人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更不必說前者對後者的不寬容、不理解甚至厭惡的態度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了。即使屬於極大概率的人們對屬於極小概率的人們能夠持善意的寬容態度，後者的處境也遠遠比不上那些在同類的事情上三七開或四六開分布的社會中的少數派所享有的地位和處境。二、中國人的大概率價值觀所謂價值觀是指人們認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什麼是值得讚揚的，什麼是應受譴責的等等。我提出的中國人的大概率價值觀則是指這樣一種文化心理，它認為凡是大概率事件（行為）就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讚揚的；凡是小概率事件（行為）就是不可取的、病態的、應受譴責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在生活的許多方麵都存在著一個大多數和一個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所以大概率價值觀就特別盛行。具體到前麵的那些例子上麵，中國人往往會持有這樣的價值觀，即認為到歲數結婚、生小孩、不搞婚外戀、不搞婚前性行為、不離婚、隻搞異性戀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讚揚的；而到歲數不結婚（更不用說終生不婚）、不生孩子、搞婚前性行為、婚外戀、離婚、同性戀等等，由於隻是極少數人的行為，因此就是不可取的、病態的和應受譴責的。換言之，我們的社會不僅在許多事情上呈現出大多數對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而且還擁有一種肯定大多數否定極少數的價值觀；而西方文化則不然，那裏的人不僅在上述的許多方麵不存在大多數和極少數這樣的相差極為懸殊的分布，而且也沒有中國文化中那樣嚴厲否定少數的價值觀。在西方社會裏，人們早就習慣了不對他人作價值觀評判（Itisnotmybusiness這不關我事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話），也許隻有神職人員例外。每一種價值觀的提出，總要有某種理由作為依據（或解釋），摩西十誡說，不可殺人，不可偷盜，理由是殺人損傷別人的肉體，偷盜奪走別人的財產，都是同類相殘的行為。而同類不可相殘，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道理。然而大概率價值觀卻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它可以不必提出什麼特別的理由，而認為僅僅提出一個理由就足夠了——因為大多數人是這樣的，所以就應該這樣，而不能是別的什麼樣子。當然，大概率價值觀在每個具體問題上還是有其理由的，比如，人人都應當生育的理由是延續種族和家庭；人人都應當結婚的理由是性行為應當在婚內進行，人人都應該是異性戀者的理由是同性戀不能產生後代，等等。但是，信奉大概率價植觀的人們會認為，提出這些理由並不重要，甚至並不必要。隻要說大多數人都這樣，理由就足夠充分了。迪爾凱姆曾提出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的區分，前者如家庭，人們一出生，就不知為什麼（沒有任何目的的）聚在了一處，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機械的團結；與此相對應的是為某種特定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群，比如商業團體、宗教團體等等。在我看來，大概率價值觀屬於機械團結的範疇。它是沒有特定目的的人群所擁有的價值觀。它的產生僅僅是因為在這個人群裏多數人是這樣生活的，都持有這樣的價值觀。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而區別在於，前者宗教的作用很容易察覺，後者有形的宗教較為少見，眾人就起了宗教的作用，社會本身就是上帝。這就是說，從眾行為在我們這裏，帶有宗教信條的性質，在極少數人和大多數人發生衝突時，這少數人不僅是冒犯了眾人，而且他們身上還帶上了宗教異端的色彩。而大多數人是那樣的喜歡做衛道士，好像他們是神職人員。這就解釋了在我們的社會中，喜歡標新立異的人為什麼這麼少，中庸的思想為什麼這樣深入人心。人們總是寧願把自己淹沒在絕大多數之中，這不僅使他們感到安全，而且最符合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大概率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中除了起到宗教的作用之外，還起了第二立法者的作用，甚至法律在大概率價值觀麵前也會變得沒有力量，因為法不責眾。福科曾把他所在社會中人稱為我們另一種維多利亞時期的人；馬爾庫塞也曾把他所在的社會中人稱為單向度的人。這些議論引起了我極大的困惑。如果那裏的人們尚且被稱為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和單向度的人，我們這裏又是什麼呢？因此我有個假設：假如世界上存在著敏感人群和鈍感人群的話，中國人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鈍感人群了。當然，我這樣來引述以上兩位大師的話，多少有點歪曲了他們的本意。他們是說，一個自以為是豐富的社會，很可能並不豐富；一個自以為寬容的人群很可能並不寬容。在我看來，一個社會多少有了一點豐富，才能繼續討論豐富的問題；多少有了一點寬容，才能繼續談到寬容的問題。假如一點都沒有的話，這些問題就無從談起。福科和馬爾庫塞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批評因此在我們這裏顯得超前。我們的社會在家庭、婚姻、性愛等方麵以及許多其它的方麵，還遠遠沒有達到目前西方社會的豐富和寬容程度，人們的生活方式顯得極為單調，人們的價值觀也顯得相當嚴厲，而大概率價值觀正是這一切的病根。由於國人中盛行大概率價值觀，於是整個社會中的個人生活衍生出一種無趣化傾向。所謂無趣化傾向概括地說就是千人一麵、千篇一律、麻木不仁和單調；它的對立麵當然是千姿百態、千奇百怪、生動活潑和多彩多姿。如果我們把眼界放遠些，就會發現大概率價值觀絕非唯一的文化圖景。世界上存在著相對寬容、相對豐富的價值觀。相比之下，大概率價值觀顯得欠生動，包含的信息量也少得可憐。但是，這絕不是說，在大概率價值觀的統治下就完全是死氣沉沉，像熱力學所說的熱寂那樣。如果仔細考察，還可以看出一些活動的跡象。舉例言之，我調查了一個村子，其中所有的男青年都要結婚，把積蓄的大部分用在婚姻大事上，在這一點上毫無例外。但是有人能請三十桌客，有人隻能請二十桌，於是產生了自豪感，也產生了羞愧感。再如，村民們都給祖先修墳，但有人修得更巍峨雄偉。總而言之，就像沿規定路線賽跑，雖然是單調的，但還是可以比個快慢。這是一種推動力。假如沒有外來因素造成的變化，可以預言在公元三千年，某村民在結婚時辦拉伯雷《巨人傳》裏描繪過的那種宴會，另一位給自己死去的父親修了一座比紐約帝國大廈還高的墓碑——當然這種情況不會真的發生，那是因為外來的因素要起作用。在中國，有一個地方最能體現大概率價值觀的精神，那就是農村。為此，我提出了村落文化的概念（詳見《論村落文化》一文）。在一個典型的村落當中，每個人所持的價值觀，在每個細節上幾乎都完全一致：婚姻該是什麼樣子，家庭該是什麼樣子。因為完全一致，所以就沒有少數派：這甚至算不上是大概率價值觀，簡直是全概率價值觀了。引人注目的是，大概率價值觀發展到這種程度之後，反而不成其為價值觀，而成了一種金科玉律：不是說婚姻是好的，而是根本不能想像自願不婚；不是說生育是好的，而是根本就不能考慮自願不生育。更少有人有同性戀之類的概念。在農村，個人意願方麵的信息是驚人的缺乏，人們所做的一切均缺少理性的思考。因此可以說，非理性的全概率價值觀是大概率價值觀的一個極限。大概率價值觀的另一個極限，存在於我的一些學術界同仁心目中。他們把世間所有的人當成一個，規劃著大家的前途，卻沒考慮到人中間還會有例外。這種規劃的理論基礎也是大概率價值觀，或許可以稱為理性的全概率價值觀。然而，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可以由什麼人簡單地規劃之。這些規劃不管出於多麼善良的動機，總是要把被規劃的對象送到非理性的全概率價值觀那裏去。烏托邦就是這樣一個理想的歸宿。大概率價值觀的盛行必然會使所有的人趨於一致。就是在我們社會中那些不屬於大概率人群的人們中間，也能感覺到它的向心力——在我調查過的同性戀者、獨身者和離婚者當中，羨慕大概率人群的大有人在。大概率行為規範就像一個黑洞，要把周圍的一切都吃下去，其中有一些肯定是它不該吃的。舉例來說，在同性戀人群中，有很多人和異性結了婚，維持著一個家庭，過著兩麵人的生活，他們對妻子和同性伴侶都不忠實。這就說明，有些東西大概率這個黑洞不但不該吃下去，而且是吃不下去的。同性戀這個小概率人群並不會因為大概率價值觀對它的否定而改變自己，而隻會因此而轉入地下，同時繼續堅持他們的小概率行為方式。用比較的眼光來看，中國人已經是世界上最為一致的人群了。當然，它還可以更加一致：消除貧富差別，消除社會分工，甚至消除性別角色的差別，就像文化大革命裏試圖做過的那樣。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我們可以設想它成功了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全中國每個人都拿一樣的工資，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服，做一樣的工作，每個男人都有妻子，每個家庭都生一個孩子。這樣大家就都屬於最大概率人群，大概率價值觀於是取得全麵勝利。假如我們以為大概率現象是美好的，大概率價值觀是美好的，結果就會是這樣。這是一個現代的烏托邦。三、關於後烏托邦社會與西方社會相比，我們的社會可以被視為一種後烏托邦社會，因為並不能將它簡單地等同於歐洲的中世紀和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雖然同它們十分相像——在中國我們經曆了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時期，各種烏托邦式的社會設計層出不窮，反複試驗（公共食堂，人民公社，五七幹校，上山下鄉運動等等）。在那個時期，我們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單調也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社會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在研究一種文化時，總是從生活方式入手；而研究一種生活方式又總是從它的環境入手。如果我們考察人們在選擇生活方式方麵的意願，有兩種想法最為普遍，一種認為現有的生活方式對任何人都適用，不可能變革，人能夠做的隻是在這種生活方式內部取得成功。在中國農村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最多，他們被動地接受生活，像老輩子那樣生活，積攢婚姻支付，結婚，渴望生育盡可能多的男孩子，這些就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件。另一種觀點或許可以算做它的對立麵，即認為現有的生活方式不理想，應該有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才是真正適用於任何人的。這樣他們就開始構思烏托邦。舉例言之，農民的生育行為是現在中國的一個大問題，每個人都想生一個兒子。這在技術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讓他們做了之後，肯定會造成將來中國男多女少，造成嚴重的問題。我的一位朋友想出了這樣的辦法：用立法的手段，讓每對夫婦都能生育一男一女，這樣既解決了人口過剩的問題，而且每個男人都有老婆。這種構想假設某種生活方式會適用於每個人，因而帶有烏托邦的性質。其實，這兩種想法合在一起，並不構成一切可能性——隻有把所有的人隻能有一種生活方式這一點作為前提，它才算完備。我認為這個前提是十分可疑的。僅從婚姻家庭領域來說，每個人就不一定都要結婚；結婚後也不一定要生育；如果允許生兩個孩子，也會有人堅持要兩個兒子而不是一男一女，等等。烏托邦這個詞來自摩爾的同名作品，裏麵不但描寫了一個理想的社會，還詳細描寫了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羅素對它有一個評價：在這樣精心構想的社會裏生活，一定是十分乏味的。參差多樣是幸福的命脈。對羅素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一個人的生活還沒有開始，就被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是件可怕的事。但是看看農民的生活，雖然沒有白紙黑字，但也沒有什麼變更的餘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民的生活方式就相當於一個實現了的烏托邦，所不同的隻是他們的生活不像書上說的那麼美好。我把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單調劃一的社會叫作後烏托邦社會，把美好二字扣掉，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裏。任何烏托邦式的社會設計都有一個最致命的荒謬之處，即它假定所有的人所喜愛的是同一種東西，所向往的是同一種生活方式。其實，人們的喜好和要求是很不一致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男女兩性的喜好和要求就不盡相同。國外有不少女權主義理論家提出，婦女可以有並且應該有完全不同於男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就是說，婦女可以從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出發，構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不是簡單地要求和男子平等，男人有的我們都要有。我看不出這種想法有何不能成立之處，唯一叫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早沒人想出來。作為一個女性，我不得不承認，在人類的曆史上，已經出現過無數大智者，都是男的，沒有一個替我們想到了這一點。而女權主義的思想家，無論從思辨的深刻和方法的嚴謹方麵，或許都無法和第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