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性的中西對比在我看來，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三人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曆史。本能與文明是對立的。因此在他那裏，性的發展史是一個從自由到壓抑的過程。弗洛伊德說：人體從頭到腳皆已順著美的方向發展，唯獨性器本身例外，它仍保持其屬獸性的形象；所以不論在今日、在往昔，愛欲的本質一向總是獸性的。要想改變情欲的本能委實是太艱難了；……文明在這方麵的成就總不能不以相當程度地犧牲快樂來換取。（弗洛伊德，第143頁）在他看來，壓抑是為獲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如果令每個人的本能（原欲、力比多）自由地迸發，社會將不成其為社會，文明也就會喪失。因此，文明隻能是壓抑性的文明。馬爾庫塞則認為，人類可以擁有非壓抑性的文明，他將弗洛伊德版的性史改寫為從自由到壓抑性文明（匱乏期）再到非壓抑性文明（富足期）這樣一個過程。他說：在最適當的條件下，成熟文明中優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將使人的需要得到無痛苦的滿足，而統治再也不能按步就班地阻止這樣的滿足了。……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的對抗關係也將朝著有利於快樂原則的方向發生變化。愛欲，即愛本能將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馬爾庫塞，第111頁）他力圖說明的是，盡管在匱乏的時期和匱乏的社會，人們必須為文明付出受壓抑的代價；但是在一個富足的時期和富足的社會，人的本能與文明的衝突將可以被克服，愛欲將可以自由奔放。福柯的思路與前兩位均不同，他不認為在人類的性史上存在著這樣界限分明的時期：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後來的性壓抑期，和現代的性解放期。他不認為曾有過一種自上而下的、由某一機構或階層來施行的壓抑；而認為社會對性的禁製始終是自下而上的、彌漫的，甚至大量地表現為自我禁製；它存在於工廠、學校、監獄、軍隊、醫院等社會組織之中，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懲戒凝視，其目的是製造馴服的身體。福柯在其名著《性史》中反複闡明他關於性壓抑假說的看法，旨在推翻人們普遍信以為真的一個神話，即性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禁製，遭到了禁忌、絕跡與緘默的三重壓抑。他提出三個嚴峻的疑問：第一個疑問是，從17世紀開始的性壓抑真的是既定的曆史事實嗎？第二個疑問是，權力的機製，特別是在西方社會中運作的那些機製，真是壓抑性的嗎？第三個疑問是，批判壓抑的話語是權力機製的對立麵還是這個權力機製的一部分？他的主要論點是，從17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中，性不但沒有保持緘默，而且早已被人說爛了。一切關涉到性的東西都必須由那永不停歇的言語之磨碾磨一遍。三個世紀以來，西方人一直視和盤端出一切涉及自己的性的意念、言語、行為為自己必須完成的任務。就性來說，最為喋喋不休、最急不可耐的可能就數我們自己的社會了。福柯認為，弗洛伊德的泛性主義其實並非自弗洛伊德始，它的產生和彌漫過程開始的要早得多。在20世紀，人們慶賀擺脫了長期的嚴厲的性壓抑和基督教禁欲主義的餘風。然而那些反對弗洛伊德的泛性主義的人隻不過是在一種早已開始的過程麵前措手不及，盡管他們毫無知覺，卻早已被四麵包圍；他們完全歸功於弗洛伊德的東西已經走過一段很長的準備時期；他們把我們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性狀態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錯了。（福柯，第1133、153頁）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福柯揭示了性科學與性愛藝術的對立，他說：我們的社會與arserotica（性愛藝術）的傳統決裂之後，便為自己裝備了一種scientiasexualis（性科學）。……毫無疑問，性科學與性愛藝術是對立的。他認為，現代西方的人們已經不再能夠像古代希臘的人那樣從性快感的本身中體驗快樂，而隻能在懺悔中體驗快感了，他稱之為西方人聰明地培育了好幾個世紀的由分析得到的快感；性活動問題的焦點已不再是快感以及享用快感的美學，而是欲望和淨化欲望的解釋學。福柯認為，在這個性的時代，人關於人的本質的探討已經變成了對性的探討，性能夠解釋一切：我們社會的眾多特征之一，便是熱衷於談性……對被性的強烈好奇心所驅使，拚命要問出它的究竟，懷著熱切的渴望要聽它談、聽人談它，迅速發明各種魔戒想使它放棄謹慎。好像對我們來說，有必要從我們身上這麼一小塊地方不僅獲得快感，而且獲得知識，並把握快感與知識之間微妙的轉化……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有一種傾向，要把對我們是什麼的探討變為對性的探討。……性，可用來解釋一切。（福柯，第6777、425頁）作為對比，福柯把性愛藝術歸於西方以外的社會；把性科學歸於西方社會。福柯認為，有兩種產生性的真理的過程，一方麵，每個社會——數不勝數的社會，中國社會、日本社會、印度社會、羅馬社會、阿拉伯穆斯林社會——無不有自己的性愛藝術。另一方麵，我們的文明，至少從表麵上看，根本沒有什麼性愛藝術可言。相反，它卻毫無疑問是唯一進行性科學實踐的文明，或者可以說，它是唯一在過去幾個世紀之中發展出講述性的真相的種種程序的文明。（福柯，第5657）在我做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估計始終困惑著我：一方麵，我感到中國的情況像福柯所說的古希臘羅馬社會，在那個社會中，性愛藝術最關心的不是對性行為作正確與錯誤的劃分，而是視性活動為一個整體，更關注於快感的享用和節製；另一方麵，我又感到，中國的現狀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禁欲主義是每一個人為文明所付出的代價。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中國的性狀況同現代西方的性狀況是很不同的。換言之，我所觀察的這個社會同福柯所觀察的那個社會差異非常之大。這種差異僅從表麵上看就十分明顯：在西方人人都在談性，而中國的人們還有點談性色變；在西方，性科學（包括各種調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療）鋪天蓋地，而在中國，性還基本上囿於私人的臥室之中；西方的女人會因為達不到快感去看醫生，中國的女人卻對同樣的問題處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戀經曆了從被視為刑事罪犯（曆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櫃櫥的解放運動；在中國，同性戀從未被定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著正常人的歧視和嘲笑；在西方，性成為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哲學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中國，它卻仍舊躲在陰暗的角落，被人們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經過反複思索比較，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於古希臘羅馬（但有像處），也不同於維多利亞時代（也有像處），更不同於現代西方社會（最不像），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西。作為分析對象，它是一個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都未曾麵對過的對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麵對的都是西方社會，而我麵對的是處於東方文化地域當中的中國社會。高度概括地說，這兩個對象最大的區別在於：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爭常常圍繞著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於對抗之中——壓製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於後者。早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國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態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為方式是罪惡的，不要去做；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或意識形態會宣稱，性是可恥的，要把它節製到最低限度；要背著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掛在嘴上；這種獸性欲望雖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較高尚的人比較能夠克製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克製它。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至少為雙方分別造成了兩類後果：在西方，反麵的後果是，人們受到判定行為的正確與錯誤的規範的凝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擔心沒有性高潮，擔心沒有正確的體形，擔心性傾向不對頭等等，動不動要去求助於心理醫生；正麵的效果則是，一方麵有壓製，一方麵有反抗，真理越辯越明，於是女人爭得女上位的權利；同性戀爭得結婚的權利；虐戀的愛好者爭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務的權利；性學家公開宣布同雇用他們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的調查結果——色情材料不但不會導致性犯罪率上升，還會降低性犯罪率。在中國，正麵的後果是，由於性受到忽視，人們的自我反而趁機處於自由、散漫的狀態之中，口交肛交隨心所欲，不但沒有旁人來管，自己內心對這類行為也無焦慮感；沒有高潮就沒有高潮，也不用去看醫生；反麵的後果有兩方麵，一方麵由於性被視為低級下流之事，不少人屈從於殘存的獸性，遂自甘墮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當，做時不免心懷愧怍，倍感羞恥，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麵有少數高潔之士克服了可鄙的淫欲，達到了崇高境界，讓心中充滿浩然正氣，所念全是國計民生之事，但卻被人視為假道學、偽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煩惱。我把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有對錯界定與無對錯界定的差異。在西方，某種方式的性行為會被定義為正確或錯誤，例如，異性戀正確，同性戀錯誤（違反自然的犯罪）；陰道交正確，口淫錯誤；能導致生育的正確，不能導致生育的錯誤（如手淫）；等等。中國人關注的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界定，而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節製性欲上，講究中庸之道，講究慎獨，講究過猶不及，講究存天理滅人欲。西方曆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戀活動被判死刑，中國人在清末卻以狎玩相公為尋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對某類性行為或對性欲、性快感本身懷有罪惡感；而在中國則應當對荒淫無度懷有羞恥感，而不是犯罪感。第二，有焦慮感與無焦慮感的差異。福柯講得最多的是宗教懺悔儀式中要求人們坦白一切與性有關的思想、行為、罪惡這一曆史事實。人們由此對性問題產生了大量的焦慮。中國的情形明顯不同：沒有什麼普遍信奉的宗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為西方人在性方麵製造的焦慮感，在中國人這裏很陌生，因此可以說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相當的純樸混沌，沒有太多因負罪感引起的焦慮感。第三，有激烈反抗與無激烈反抗的差異。西方人由於在性問題上過於焦慮，就有激烈反抗，正如福柯所說：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阻力。（福柯，第93頁）中國人由於沒有焦慮，也就沒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現為走極端——越是感到焦慮的事，越要去說，去研究，去表現，所以西方有那麼多關於性的研究、治療；有那麼多文學、藝術、影視傳媒在表現這個主題。在中國，性這一主題的表現相對要少得多。第四，有權利感與無權利感的差異。西方人以為自己的性權利被壓抑、被剝奪了很長時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問題上帶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熱感、正義感和權利感，搞起色情品、賣淫、同性戀和各種變態性活動來顯得氣壯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確實也有人管這叫性革命），好像在奪回被人搶去的權利。中國人在性上沒有被剝奪感，所以也不會有反抗的熱情和正義感，更沒有權利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性的欲望是個小小不言的隱私，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開放淫穢色情品市場、賣淫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問題上爭論得如火如荼，風起雲湧；中國人對此卻像在聽天書，暗地裏覺得奇怪：這種問題有什麼討論的餘地，連想一想都不好意思。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說：自亞當和夏娃以來，性衝動就一直是絕大多數煩惱的根源。（轉引自韋克斯，第146頁）古希臘人以飲、食、色為人的三大欲望，三種快感；中國人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說。看來這種概括是跨文化的。中國人並非真修煉到了對性漠不關心的境界。將西方的禁製與中國的忽視相比，我們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就像一個麵臨死亡的嬰孩不知道是被溺斃更好，還是被丟棄更好。總之，性在中國的處境就像一個被丟棄的嬰孩，在那裏自生自滅，心中暗暗納悶：我為什麼這麼不受寵愛？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人類的性與愛不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性與愛同人的自我有著極其重大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一種文化重視人的自我，它就會重視性與愛；如果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輕視人的自我，它就會輕視性與愛。人們常常以為，政治事變、經濟發展這類事情才是重要的，個人的欲望、快樂與行為方式根本無足輕重。這種想法在中國尤其盛行，因為個人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來都是一個被忽視的價值。在布羅代爾三個時段的劃分中，中國人自然而然地以為短時段現象（政治事變）是最值得重視的；中時段現象（某種發展趨勢）次之；長時段現象（生活方式）是最不值得重視的。而在我看來，布羅代爾對長時段事實的關注卻不僅具有曆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而且具有對人的關注的意義。歸根結底，政治的鬥爭和經濟的發展隻是工具，人的幸福與快樂才是目的。我們為什麼如此喧賓奪主，為什麼常常把手段當成了目的而令目的受到冷落呢？注釋與參考書目福柯：《性史》，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弗洛伊德：《愛情心理學》，作家出版社，1988年。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韋克斯：《性，不隻是性愛》，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中西性規範對性的研究可以有多種角度，如社會學角度，人類學角度，生理學角度，心理學角度，行為學角度，曆史學角度，女權主義角度等。社會學對性的研究關注的是性的文化，性的亞文化，性的社會製度，性與宗教、經濟、家庭、法律的關係等問題，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對於性的社會規範的研究。社會學對性規範的研究有三大基本假設：第一，每一社會都以某種方式約束其成員的性行為；第二，社會的基本製度（如宗教和家庭）影響到社會的性規範；第三，對某一特殊性行為的肯定或否定決定於它所處的文化。就連福柯這樣激進的人都認為，一個對人的性活動完全沒有禁製的社會是不可能的。社會學對性問題的關注點與其他學科（如生理學，心理學等）最大的區別就在這裏：它最關注並下大氣力研究的是某個社會或某種文化是如何規範其成員的性活動的，其中包括性規範的形態，導致規範形成的原因，規範的效果（包括正負兩個方麵的效果），對規範的批判，以及改變這些規範的可能性。性的意義哲人羅素說過：罪惡因地理位置而異。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也說過：道德是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以及人對其周圍人群當下的感覺。在食人族的國家，吃人就是道德的。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時代，性有不同的意義，而不同的性規範會因性的意義不同而不同。例如，如果某人持有性的意義就在於生殖這一觀點，他就會把為了快樂的性活動視為越軌的行為，否定它，批判它，製裁它；而如果某人認為性的意義根本就在於感觀的愉悅，他對同樣的行為就會做出不同的評價，他會肯定它，讚同它，認為僅僅為了快樂的性行為是符合性規範的。即使是在同一種文化中，對性也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做法，使人很難對它做出簡單的概括，下結論說某種文化、某個社會對性是絕對肯定的或絕對否定的。在一種文化傳統之內，可能對某種性活動持尊重態度，而對另一種性活動加以限製。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儒教把性作為自然的功能加以接受，沒有內在的罪惡感；但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在性的公開表達方麵保持極為嚴格的沉默。伊斯蘭的女性全都要戴麵紗，但是這一文化並不否定女性的性欲。日本佛教對於男女交往有極嚴格的限製，但是日本生產和保留著大量最優秀的色情藝術。這些都是同一種文化中性規範存在差異的例子。因此，我們很難對如此複雜的對象做出簡單的概括，更不能對它們做出先進或落後、正確或錯誤、正麵或反麵一類的簡單評判。在一個社會中，性的規範與該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密不可分。這些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是該文化對於人性的基本假設，社會依據這些基本的假設對性行為做出正常與反常、正確與錯誤的定義。例如，享樂主義（hedonism）是一種以最大限度追求快感避免痛感為基礎的道德體係；禁欲主義（asceticism）是一種強調克製和控製衝動的觀念；道德主義（moralism）是一種強調道德行為的宗教或哲學態度，往往設有嚴格的標準，視其為人類生活的最高目標，主張用嚴厲的規範來對待人類的行為，以提高人們的德行；多元主義（pluralism）則是一種肯定多種相互競爭的觀點的哲學或政治態度，相信真理產生於不同觀念的碰撞之中，多元論者的信念是要把人類自由的可能性擴大到最大限度。這些觀念和價值因社會和文化的不同而得到強調或者壓抑，很難做出哪種價值好、哪種價值不好的簡單評判。在曆史上，性對人們來說一直具有多種多樣的價值和意義，有研究者列舉了這樣一些性的意義：精神升華，罪惡；權力；軟弱；生殖；浪漫關係；色情快感；娛樂，體育運動；是一種使自己處於對另一人的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或者相反，是一種絕對不能使自己處於這種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是一種忠實、依賴、服從於某人的需要，或者是在生理心理上與某人結合的需要；是一種為了自我控製，控製他人，控製自身處境，控製一切人際關係的需要，或者是放棄控製，屈從於他人控製的需要；是一種維生的機製；是一種需要和欲望的交易；是一種被人喜愛、需要、向往、成為他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的需要；是人對他人吸引力的標準；是建立親密關係的途徑；是對另一人表示信賴的方式。最為明顯的是：性與愛有關，與肉體快樂有關。在我看來，性的意義至少可以被概括為以下七種：第一，為了繁衍後代；第二，為了表達感情；第三，為了肉體快樂；第四，為了延年益壽；第五，為了維持生計；第六，為了建立或保持某種人際關係；第七，為了表達權力關係。性的第一個意義是為了繁衍後代。在遠古時代，人們不了解性與生殖的關係，直到現代，仍有極少數的部落民對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不甚了了。但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都會把生殖作為性活動的目的之一。傳統的性道德尤其強調生殖，甚至把生殖以外的目的一概抹殺，認為是不正當的。這一點當與保種的意識有相當的關聯。先民社會多災多難，生存條件匱乏，保種是當務之急，性的生殖繁衍功能自然而然被擺在重要地位。但是在全世界人口爆炸的今天，仍把生殖視作性的首要功能，就未免過於愚昧了。這就像是某種陳規陋習，人們對之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卻一味照做如儀。那些強調生殖是性的唯一合法功能的人們也早已忘記其繁殖保種的最初動機，在全世界乃至某個社會中從人口過少到人口過多的轉變早已發生之後，還是一味強調性的生殖功能，實在愚昧。性的第二個意義是為了表達感情，這是一個近代的觀念。在近代以前，性與愛的關係極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古代神學家在談性時從來沒談過愛，配偶雙方都把對方視為性的對象，由此形成了夫妻債務的觀念：妻子的身體屬於丈夫，丈夫的身體也屬於妻子。在許多古老文化中，婚外性行為之所以受到嚴厲懲罰（有時甚至是死刑），主要是因為它是對擁有配偶人身的私有財產權的侵犯，對愛情的背叛這一因素在懲罰的動機中反而顯得微不足道。直到近現代之後，愛才成為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人認為，盧梭是為熱情而熱情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偉大的熱情一向被視為災難的疾病，而不是值得羨慕的心靈境界。是盧梭及其後的所有英法的浪漫主義詩人，將中世紀的偉大的熱情變成了社會責任，把它從疾病提升為愛的唯一真正和自然的形式。由於性的這一意義的廣泛傳播，現代有許多人已經持有愛應當成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點，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多少人真正能夠按照這種觀念去做——比如說，那些在沒有愛的婚姻關係中生活的人就做不到這一點，那些尋找偶然或短期的性伴侶的人也沒有做到這一點。當然，還有很多人根本不讚成以愛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點。人們習慣於把以愛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念僅僅當作一個現代的觀念，而忽略了產生這種觀念的文化背景——它帶有很重的西方文化的特色。社會學的統計分析進一步表明，在愛與性的關係上存在著性別的差異：女性相信愛應當成為性的理由的程度超過男性。這種差異的形成可能有多種原因，絕非本質主義的生理決定論所能加以解釋。別的不說，至少在許多社會中一向存在的男女雙重標準（男性可以有多個性伴，女性卻必須保持忠貞）會對男女兩性對性與愛的關係的看法產生深刻影響。因此，女性會更遵守單一性伴的規則，從而顯得更重感情，而男性則能夠較少受到單一性伴規則的約束，從而顯得更加為性而性，而不是為情而性。有人甚至為這種男女的雙重標準找到了所謂解剖學依據：精子有多個，卵子隻有一個，因此男性就有找尋多個性伴的衝動，而女性隻是守著一個對象，等待懷孕。雖然這種解釋聽去過於玄妙，像是信口開河，但是男女的雙重標準卻是統計的事實。當然，以愛為性的主要理由絕不是女性獨有的看法，而是所有現代人的共識。性的第三個意義是為了肉體的快樂。由於避孕技術的發展和世界各國普遍實行人口控製政策，生育與性的分離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實踐。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殖已不再是人類性交行為的主要理由，我們進一步認為，性快樂的經驗是以其自身為目的的。如果說性僅僅是為了快樂，僅僅以其自身為目的，那麼不但生殖目的不複存在，就連愛的目的也沒有絕對的必要了。愛會導致長期關係，性卻可以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是一種遊戲，是對身體快樂的單純享受，是一種單純的感觀經驗。持這種觀點的人宣稱：隨著人們不再必須將性與婚姻生育聯係起來，我們對性不必再那麼嚴肅，我們可以更隨意更輕鬆地享受性快樂。以性為單純的感觀快樂的觀點在現代越來越流行，雖然在艾滋病出現後，這一潮流受到挫折，人們的多性伴行為方式有所改變，但是由於生殖與性活動的疏離已成不可扭轉之勢，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傾向於把性當作純粹的感觀享受。恩格斯當年分析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時曾表達過這樣一種觀點：家庭和婚姻之所以產生，是為了生育合法子嗣以繼承家庭的私有財產。按照恩格斯的邏輯，在生育動機分離出去之後，家庭和婚姻就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麼性的確可以是一種單純的感觀快樂了。性的第四個意義是為了延年益壽。這是許多古代社會特別是東方古代社會的性觀念。中國古代的養生觀就包括這樣一些觀點：性可以延長壽命直至長生不老；對於男人的健康和壽命來說，處女價值特別高，尤其是月經未來潮的14歲少女，最好在14或15歲到18或19歲之間，不可超過30歲；與童男交合同與處女發生性關係一樣可以增進健康，延長壽命；有多個女性性伴侶對男性有益；關於采陰補陽，采陽補陰的觀念；關於精液寶貴，還精補腦的思想等等。在古代中國文化的性觀念中，性的繁衍後代和延年益壽這兩個目的是同樣重要的。阿拉伯人也從保健的功能來看待性活動，有學者指出，說阿拉伯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快樂中最喜性交，一點也沒有誇張之嫌。對於富人和窮人來說，它都是共同的最大快樂，是對日常煩惱的忘卻。男人女人都喜歡這一活動，據說它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就像騎馬一樣。性的第五個意義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為了維持生計。性的商業化從古至今一直是某些人的實踐。賣淫業一向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職業。這種情況發展到現代，性工業在一些社會中已經成為最有利可圖的行業。色情行業包括各種性的夜總會、脫衣舞男舞女、賣淫娼妓、陪伴業（escort）、色情出版業、色情影視業等等。性活動成為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的生活來源。除了上述行業的從業人員之外，按照恩格斯對資產階級家庭的批評，它是兩個賣淫合成一個道德。由於資產階級的家庭中存在著財產關係，女性靠提供性服務換得家庭生活的保障。按照恩格斯的邏輯，資產階級的家庭婚姻關係與賣淫的區別僅僅是批發與零售的關係，沒有本質的區別：二者都是性的商品化，都是以性換取生活來源。如果恩格斯的邏輯成立，以性作為維持生計的手段就不再是少數娼妓的越軌行為，而是社會上許多體麵階層的人們的正常行為；就不再是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而是社會規範本身了。性的第六個意義是為了建立或保持某種人際關係。有學者提出，性並不是僅僅為了肉體快樂的活動，而是人的交流活動。它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可以起到緩解群體內衝突、維持群體團結的作用。對動物行為的研究發現，有時動物的性活動可以起到緩解群體中緊張關係和衝突的作用。對bonobo的觀察表明，在喂食期間它們的性行為會有所增加，目的就是為了緩解爭奪食物的衝突。在雄性bonobos中，性還被用來作為攻擊性行為之後的友好表示。在海豚中也發現了在喂食期間性行為增加的現象，以此緩解爭奪食物時的衝突。對bonobo的研究提出這樣一種解釋，即海豚爭食時性行為的增加是為了防止攻擊性行為。人類是否也會以性作為避免衝突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有調查表明，解決多位情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不是靠辯論，而是靠性行為。一項對美國地獄天使摩托團夥的研究發現，每個加入這個團夥的女性必須和所有男性成員性交。同樣，在許多部落民社會中，用婦女做交換是談判中常有的內容。性在降低社會群體間的緊張關係以保持協調一致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的行為模式都表明，性活動可以起到防止仇恨和平息社會衝突的作用。性的最後一個意義是為了表達權力關係。遠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性就成為權力的象征。在當時，性活動的伴侶分為兩類，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統治方與服從方。有權的男性是統治方；他們的性對象是各種無權的人——婦女、兒童、外國人和奴隸。因此，一個男性主人並不會因為同一位男性奴隸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而喪失體麵，但是，如果他在這種性活動中成為性行為的被動方，卻是一種喪失身分的做法。這一點令人想到我國曆史上皇帝的男寵：皇帝絕不會因為與男寵的同性性活動而喪失尊嚴，這種關係一點也不會傷害到皇帝的權力，而恰恰是這種權力的表現。在民間也是一樣。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與少年性交並不會影響到他的男性身分和形象，他也並沒有因此被看作一位同性戀者。他和少年的關係同他和那些女人的關係一樣，都是男權製權力結構的反映。正因為性對於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意義，才會有差異巨大的性規範存在於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會當中。在這裏，最要緊的是不可以把性的規範當作是一種通用的、固定的、自然而然的東西來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部性、可塑性和人為性質。各個文化和社會中的性規範是由生活於不同地域的人們在千百年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嚴格說來，我們不應當對各不相同的性規範做出對與錯的評論。黑格爾說：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每一種性規範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的邏輯，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的功能。時過境遷，這種促使它形成的功能也許早已喪失，可某種性規範仍會作為一種風俗保留著。在社會研究中，最艱難的事情莫過於評價某種風俗、某種行為規範的是與非。比如，非洲一些國家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