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什麼
——米蘭·昆德拉
以色列頒發的最重要的獎給予了國際文學，在我看來，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來自一個悠久的傳統。事實上，猶太的偉大人物們遠離他們出生的土地，超越了民族主義的激情，始終對超民族的歐洲，即被看做是一種文化而不是一塊土地的歐洲，懷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說在對歐洲產生了悲慘的絕望之後，猶太人仍然忠實於這個歐洲的世界主義，那麼在我眼裏，以色列作為他們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國有如歐洲真正的心靈，這是一個長在身體以外的奇特的心靈。
今天我以無比激動的心情接受耶路撒冷獎，它帶著偉大的猶太世界主義精神的名字與印記。我是作為小說家來接受它的。我要強調小說家，我不是說作家。按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後，就是放棄公共人的角色，這在今天並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眾傳播媒介照亮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舞台，這些傳播媒介與福樓拜的意圖相反，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後麵。在這種任何人都無法完全逃脫的境況裏，福樓拜的看法在我看來幾乎是一番警告：小說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於危險之中，他的作品有可能被看做僅僅是他的動作、聲明、立場的一個闌尾。然而，小說家不是任何人的發言人，我甚至把這個看法推到更遠的地方，我要說，小說家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發言人。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時，安娜是一個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慘結局不過是自圓其說，自食其果，小說的定稿卻完全不同。但我不認為托爾斯泰在這中間改變了他的道德思想。我更願意說，他在寫書時，傾聽的不是他個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另一個音。他所傾聽的是我喜歡稱作小說的智慧的那種東西。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傾聽這種超個人的智慧，這說明偉大的小說總是比它們的作者稍微聰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聰明的小說家應當改換職業。
然而，這個智慧是什麼？小說是什麼？猶太人有一個精彩的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在這個格言的啟發下，我喜歡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聽到了上帝的笑聲，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因此而誕生，我很喜歡把小說藝術帶到世界當作上帝發笑的回聲。
為什麼上帝看到人思索就會笑呢？因為人一思索真理就躲開了他。因為人越是思索，這個人與那個人的思想就相距越遠，因為人從來不是他想象的那樣。早在現代的黎明時分，走出了中世紀的人所處的這一基本境況就已顯露出來：堂吉訶德思考，桑喬思考，而逃離他們的不僅是世界的真理，還有他們的自我的真理。早期的歐洲小說家們看到並抓住了人的這一新的境況，並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藝術，即小說的藝術。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它們後來進入了法蘭西語言和其他語言，但是這些詞中有一個被遺忘了，這是令人遺憾的。這個詞是不快活的人，它來自於希臘文，意思指不笑和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討厭不快活的人。他害怕他們。他抱怨那些不快活的人“對他如此殘忍”，使他差一點停止寫作，並永遠不再寫。在小說家與不快活的人中間，不可能有和平。不快活的人從沒有聽過上帝的笑，他們堅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應思考同樣的東西，他們自己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然而，人之成為個人，恰恰在於他失去對真理的肯定和別人的一致同意。小說，是個人想象的天堂在這塊土地上，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安娜，也不是卡列尼娜，但所有人在那裏都有權被理解，包括安娜，也包括卡列尼娜。
在《卡岡都阿和龐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歐洲小說的第一個偉大人物龐大固埃被一個問題所折磨：他應不應該結婚？他去請教醫生、相麵人、教授、詩人、哲學家，這些人拿出希波克拉提、亞裏士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引經據典。但是在作了這番浩大的博學的研究之後——它占據了整個一本書——龐大固埃始終不知道他是否應該結婚。我的讀者也不知道。但是我們卻從一切可能的角度，勘察了這個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結婚的人的可笑卻又基本的境況。
拉伯雷的博學如此非凡，與笛卡爾的博學相比卻有另一種意義。小說的智慧與哲學的智慧不一樣。小說不是從理論精神中產生而是從幽默精神中產生。歐洲的失敗之一在於它從未理解過最具歐洲性的藝術——小說，它既沒有理解它的精神，它的博大的知識與發現，也沒有理解它的曆史的自主性。在上帝笑聲啟發下的藝術從本質上說，不是屈從於意識形態的可靠性，而是與它們相矛盾。它像帕尼羅帕一樣，在夜裏拆壞了神學家、哲學家和學者們前一天編好的地毯。
近來，人們習慣於談論18世紀的病症，甚至重彈老調說：俄國專製主義的不幸是歐洲的作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理性主義和信仰理性巨大威力的作品。我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與那些把伏爾泰作為承擔古拉格的責任的人們去論戰。然而，我認為自己有能力說：“18世紀不僅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的世紀，而且也是（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和拉科羅什的世紀。”